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看到个别小学生满头白发，看到很多中学生斑斑白发，看到“高考状元”未老先衰，我们不为长不起来的树荫哭泣，也能忍心不为透支生命、身心疲惫的同学们哭泣吗？

伟人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做历史书来读，又把《水浒传》当做政治书来读，这正合了那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此读书，若是落到当今“命题专家”们手上，一定会被判为“差生”、“不及格”、“不合标准”。

金庸先生曾说：“坐牢十年而可以在其中天下书籍，或者十年充分自由但不得任何书籍，二者由我选择，我一定选择坐牢。”

而今正在上学读书的学生呢，没有读书，没有“”（连所谓的“竞赛”也成了背题，背“唐宋八大家是哪八大家”之类的垃圾知识），只有“命题专家”胡编乱造的“理解试题”，以及永远做不完的“abcd四选一”。——以金庸先生之见，这连坐牢都不如！

如同“工业”、“商业”一样，“考试”在中国竟也堂而皇之地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垄断“行业”，简称“考业”。

而“考业”开拓市场，就从娃娃搞起，消磨生机活力、榨取考试分数、顺便忽悠钱财，是中国“考业”的一大特色。

利益常借信仰之名交战，“考业”则借学习之名折腾、消磨、泛滥！

跟工业商业一样，“考业”是有很多“假冒伪劣产品”的，而与工业商业不同的是，“考业”是一个被“打假”遗忘的角落。

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一俊遮百丑”：垃圾作业、垃圾考题里也是有“知识含量”、“技术含量”的，“命题专家”放大之并树立起来，遮挡住人们的视线，以免背后的垃圾走光现形。

（三）如果要猪来品茗，猪一定叫嚷“还没潲水好喝哟”

上世纪50年代初，伟人毛泽东提出“各校要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60年代中期他又严肃指出：“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要改。”

1978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毛泽东指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毛泽东还指出：“出20个题，学生只能答出10题，但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的，可以打100分；而20题都答了，也答得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

——黄钟大吕，愚夫不理：那些围着高考打转却不知“人本”为何物、却不认识“人”这个字的所谓“读书人”、“文化人”，是听不懂这些的。不仅听不懂，而且会杞人忧天，疑窦重重：这怎么能学好知识呢？这怎么能成为人才呢？——这也难怪，中国的成语“对牛弹琴”就是用来形容这堆死学死考的蠢人的。

“对牛弹琴”的另一种解释是：如果你拿潲水去喂猪，猪们一定会吃得戛戛作响、呼呼有声；如果要猪来品茗，猪们一定生气地抗议：“这是什么糟粕东西，我们不吃！”

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叫“因材施教”。——陶行知

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陶行知

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陶行知

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陶行知

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化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

教学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及发展的规律，这是任何教学的首要的最高的规律。——第斯多惠（德国）

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第斯多惠（德国）

很多知识，现在没学好，以后还可以学，在学校没学好，还可以在社会学。——路纲（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

学奥数不如学生活态度。——路纲（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

奥数风潮简直是毁孩子，奥数是最无聊的比赛。——北京工业大学校长范伯元

奥赛获奖并不能说明什么，获奖者高考加分的规定并不妥当。因为奥赛获奖并不能说明什么，在解题技巧强化训练的情况下拿到名次无法说明我国选手的数学水平比国外选手强。——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士杨乐

奥数，奥数，噢噢乱“教”的蠢兽。——也教过所谓“奥数”的本人，这里“见缝插针”插她一句。

“顺其自然”是最给力的智慧，“适可而止”是最恰当的勤奋，“过犹不及”是最靠谱的忠告，“听从心灵的召唤”是最值得尊敬的老师。——我在学习上的一点点感受，见笑了。

我现在怀疑的是我们现行的考试方法究竟是选拔了人才还是埋没了人才；现在我们招生只要成绩好的就录进来，这样只惟分数，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这样的标准已经误了我们几代人了。——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2010年“两会”上的发言

基础教育在高考指挥棒下成为畸形的应试教育，给大学培养创新人才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有句话很经典：教育先是把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扼杀掉，再要求他们把创新能力开发出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

只有让学生不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而留下许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他才能顺利地学习，……（这）是教育过程的逻辑。——苏霍姆林斯基（前苏联）

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抬起头来走路。——苏霍姆林斯基（前苏联）

要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作出好或坏的评判。——卢梭（法国）

构成我们学习最大障碍的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贝尔纳（英国）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爱因斯坦

（四）大师判分：死学死考，判你死刑

在时人心目中，能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可不是件小事，恨不得穿上红袍，打马游街：越是数学水平低劣的人，越有这种冲动。这也难怪，在北大、清华等所谓名牌大学的录取规则中，奥赛获奖将有机会获得保送或加分。

对此，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杨乐先生却表示，奥赛获奖没有什么价值，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指出，在解题技巧强化训练的情况下拿到名次，无法说明我国选手的数学水平比国外选手强。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学者，也竟然跟杨乐院士一样，对时人奉若神明的考试，全然一副不屑的态度：hp:\blogsinacomcnslog4bdc7dbf0100dlwxhml?j大家都知道“闭卷考试”，然而，却未必知道“离卷判分”。所谓“离卷判分”，也可说是“全闭卷判分”，即完全不看试卷来进行“估分”。民国初年有几位文化大师，给学生讲课非常认真，但对阅卷判分却觉得无足轻重而随便应付。显然，他们认为分数并不能代表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实际成绩。

梁启超“估分”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讲座，亲自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末考试该生只得了50分。该生前往请示导师，梁启超随口说：“你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既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100分，并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得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钱玄同“印分”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刻上“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顿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黄侃“定分”

著名学者黄侃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与鲁迅、钱玄同等皆同过学。他在中央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法”课程时，就只管讲课，根本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到了期末考试，他是既不肯看学生试卷，又不肯在这试卷上判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看试卷，又怎么能打分呢？可是，他这种偷奸耍滑的做法在教务处那里行不通——他不判卷子评分数，教务处怎么给学生填成绩册呢？于是一再催促他阅卷判分。黄侃何许人也？天是老大，他是老二，他与校方有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被称为“三不来教授”。他一身傲骨，目空一切，岂肯轻易就范！把他逼急了，他就给教务处写一张字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学生不配，自己也不愿意；给七十分，又非甲等，学生不愿意，八十分正合适。这统统八十分，判跟不判有什么区别？教务处当然不满意。可鉴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也只好暗自摇头，不了了之。

林语堂“相分”

林语堂博士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他曾自提一副对联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博士的判分方法堪称“另类”，用时下的网络语言来说，则是“很雷人”：他不判试卷，却判脸面——根据学生的面相来判分。林博士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任英文教员时，根本就不给学生考试。他的理由是：“我在大学课堂上课，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多半是见面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期终让我出十几道考题给他们做，从而断定他们及格不及格，这也太马虎了，打死我也不这么做。”那么，期终成绩怎么办呢？林语堂的做法是“相面打分”：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他拿着学生花名册端坐讲台，然后依次唱名，叫到的学生一一站起来供他“相面”，他则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据说，学生——尤其是面相“好”的学生对他这种判分法大为赞赏，还说这比阅卷“公道”！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考试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信服。

——可以想见，如果要林语堂先生给今天死学死考得高分的高考“状元”判分，他一定会说：“你也敢把考试高分拿到我这里来？我观你少年老成之相，定是加班加点、熬夜“复读”之庸才，——庸才能做什么学问，我现在就判你死刑！”

北大清华主导的所谓“北约”、“华约”之2011年自主招生考试正紧锣密鼓，粉墨登场。考完之后，百年老校——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评道：“考试题从形式到内容都跟高考没什么差别，相当于又增加了一次高考，相当于又增加了学生们的负担，还不如不考。”

其实之前，好几个省都出台了新的高考方案，差不多都是“变一次考试为几次考试，避免‘一考定终生’”。换言之，按“命题专家”们支的招，考试将更加频繁，一次高考将变成多次高考，可怜学生将更紧张，负担将更繁重，折腾将更厉害。

减负，减负，怎么越减越重了呢？正在不解的时候，院子外边传来驴子的嘶鸣，我恍然大悟：“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蠢驴就是蠢驴，它只会做简单工作，它只会推磨，只会围绕着石磨打转。

若有人斥它：“你怎么这么蠢，不会干点别的吗？”

蠢驴听到，立刻噘起嘴：“谁说我蠢？谁说我不会干别的？哼，我现在就换一样做给你们看看！”

说完，推磨的蠢驴果然有了动作，只见它换了个方向，改刚才的顺时针方向为逆时针，卖力地推起它的磨来：“怎么样？这是我的新方案：你们说‘一考定终生’不好，那我们就‘两考定终生’、‘三考定终生’。”

考试，纸笔的考试，尤其是“abcd四选一”的考试，由机器来打分，也确实有它的优势，这就是：简单，可操作性强，形式公平。

可是，简单的背后是粗暴，可操作性强的背后是细致深刻的操作被遗漏，形式公平的背后是内容公平和实质公平的受损和缺失。

比如，你高考不就是认分数吗，那么，中国人就无所不用其极：熬夜者有之，“复读”者有之，拼命者有之……无一不是在用透支未来的方法制造“高分”这一经不起时间检验的“虚假繁荣”。

只要高考能赢，即便“伤筋动骨”，付出“吐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只要高考能赢，以后怎样，大学还能否学好，大学还有无后劲学，是死是活，兴耶衰耶，一概不管；只要高考能赢，“滚钉板，下油锅，都拼了”竟然成为某些中学高三年级考前冲刺的口号，听来让人心惊肉跳！

这样的高考，对个人和社会是百害而无一利，唯一受益的只有中国“培优”市场的所谓“名师”们。对此，林语堂们不知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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