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自有阴阳之分，天有阴晴，月有圆缺，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政策的调整切勿矫枉过正。洪熙、宣德两朝一改洪武、永乐之朝那种严厉、重武的风格，但我们的这个王朝也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事情。军队的战斗力开始下降、官吏的腐败开始蔓延、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开始低效，但宣德皇帝无疑仍旧具备永乐皇帝的基因，所以在他手里大明王朝并没有沿着无序的惯性下滑太久。

宣德年贪腐问题以都察院和军队为甚，洪武皇帝拔高了御史的地位，让他们监察一切，位高权重的御史本应成为反腐的急先锋，如今两京的都察院却成了腐败的大本营，其中又以他们的资深领导者刘观为甚。

刘观跟国初的很多元老一样历经五朝。洪武十八年的进士，初为县丞，洪武三十年为左佥都御史，后来犯事下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洪武年间刘观大概行为就不检点。永乐朝，刘观受到了重用，朱棣让他在南方负责营建北京城的木材采购，这是一个肥缺，可以预见的是刘观在这些采购中捞了不少银子，后来刘观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刘观行为不检点的名声由来已久，刘观的个性特点似乎更适合服务于朱棣这样的君主，而非朱高炽这样的监国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期间就想把刘观拿掉，在北京的朱棣对朱高炽的行为紧急叫停，的确，朱高炽监国二十年，朱棣对他的很多行为不满意，不光是这一件事情。

朱棣保住了刘观等于给刘观提供了一个护身符，从此刘观在帝国越发受重用，监军、督漕、考核官吏这些位高权重的职位都赋予他。到了明仁宗继位后，因为仁宗不喜言官，刘观开始打压言路，这自然讨得仁宗的喜爱，观在仁宗一朝越发显赫。到了宣德朝，全国御史在刘观带领下开始召纳官妓、贪污纳贿，短短数十年的光景，大明帝国的官场风气就败坏斯然，宣德皇帝的辣手开始伸向这些腐败的领域。

朱瞻基即位后对于明王朝政治的一些隐性已经有了了解，宣德三年（1628年）皇帝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问道现在大明朝的官员数谁最腐败，杨荣毫不犹豫的说出刘观的名字，由此可见这事已经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宣德皇帝立即将刘观调离了都察院。皇帝并不是仅想处罚刘观一人，他要清理的是整个王朝已经开始腐败的体系，而这就需要御史的帮助，所以调离刘观的目的是对着整个御史团体来的。

刘观被调离那么就要重新选一人执掌都察院，杨士奇和杨荣举荐了一个人——顾佐，顾佐即将执掌贪腐成风的都察院。顾佐在明代以清廉著称，监察出身，在永乐朝就得罪不少权贵，后被贬斥，如今执掌都察院正好恰如其分，一场宣德年间的廉政风暴即将刮起。

从1628年开始，南北两个都察院有数十名御史被清退，由顾佐刮起的廉政风暴一直持续到正统年，明代官员短暂的好日子随着顾佐的上台就此终止，无数的干扰向顾佐扑来，但都被宣德皇帝顶了回去，宣德皇帝对于官吏的查纠不仅超过了仁宗时代更是超过了永乐时代，甚至直逼洪武时代。不仅如此，帝国对于御史的要求标准提高了，新进御史和在职御史变得比以前更加干练，而且帝国通过御史建立了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军屯、工程、漕运、税收都是御史重点监控的领域。

在解决完了监察系统的腐败后，宣德皇帝又将手伸向了军队领域。

洪武年间起军队的腐败就已经开始，为了遏制军队的腐败，洪武特地颁布《大诰·武臣篇》，而且还对部队进行清洗，无论是严峻的刑法还是无情的清洗还是不能遏制住这种腐败的蔓延。军队的腐败大同小异，吃空饷、克扣士兵粮饷、开小差，帝国各处卫所实际人数跟花名册上已经不相符合，更为严重的是军队的战斗力已经退化，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军队蔓延，宣德皇帝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从元年开始皇帝就派出一批批御史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宣德三年对于监察系统的换血完成后对于军队的这种清查无疑更是加快。清查主要集中在核兵源、军风军纪方面，御史对于军队的核查并不能掩盖帝国军队实力不断下降的局面，虽然朱瞻基很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但制度的惯性已经无法在他的手中回转，世袭的军户制度已经跟这个时代明显不合拍。

明代二百七十七年的政治架构是在宣德皇帝手中奠定的，从此以后这一政治架构再也没有改变过，无论我们的明王朝采取何种政治体制都无法改变我们这个王朝重回宋代以来的文官政治。

从朱元璋最初让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始一直到宣德年间才终于使巡抚这一官职制度化、长期化，巡抚、巡抚，顾名思义就是巡视、安抚。宣德皇帝重建天下御史体系后，对于地方的监察更是拔高，这一战略使得御史中丞巡抚地方已是必然。不光如此，宣德年间大明朝已经出现了隐伏的危机，那就是流民问题。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对豪强的打击，洪熙年间刚一松口，立刻就死灰复燃，大量的土地被兼并，加上延续几朝的灾荒，这些都使得数十万计的流民开始在北方骚动。无论是监察地方还是处理流民问题都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势必加强。

整个宣德王朝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鲜明的特点，皇帝一方面对文臣推崇，另一方面还亲自带兵出塞巡视；皇帝一方面对官吏放松管制，另一方面又依靠御史和巡抚加大监察力度。但有一方面我们是认知的，那就是皇帝试图给天下民众一个宽松的环境。

皇帝将此次调整的矛头对准了江南。本朝从洪武开国起江南的赋税就是最高的，松江和苏州两地的赋税占到了整个帝国的1/10强，到了宣德年间，苏松两地逃跑的农民已是触目惊心，锦绣之地十室九空，而拖欠的税款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江南赋税支撑着半个江山，宣德皇帝已经意识到东南局势形同危卵，在这场解救江南的行动中两个人被提到了历史的高度，他们是工部左侍郎周忱和苏州知府况钟。

跟明初的很多官员一样，周忱也是江西人，跟宣德年间很多官员的命运一样，他也是受到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推荐。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作为巡抚被派到南直隶督察税粮，他挑选了一个助手况钟，况钟跟周忱一样是个干吏，敢于革除天下大弊，这样的官吏的确难找，但周忱找到了。周忱和况钟奔波于苏南的乡间，跟农户细细交谈了解实际情况，制定对策。

首先要做的当然是降低赋税。明代的田分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比民田肥沃，所以官田的税率远高于民田，导致大量农户无力耕种，而苏松两府作为天下鱼米之乡自然是肥沃之田占多数，所以周忱和况钟首先将调整的方向对准了官田税额。周忱成功的将官田税额降低，但阻力依然强大，毕竟这是割朝廷户部的肉，在宣德皇帝的支持下周忱办成了这件事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宣德朝时皇帝对于天下依然有超强的控制力，也就是在事关税制这等敏感事情上皇帝依然有发言权，但当周忱提出要讲官田税率统一到民田时却再也没受到皇帝的支持，毕竟周忱在这个方向上走的太远。

虽然官田田赋降低了，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农户所承担的税率依然繁重，周忱只好在一些细支末叶上进行修补。首先是统一量米的器具，然后是设立公共粮仓，接着减轻官田的耗米，设立济农仓，甚至允许农户用银子和棉花等折色缴纳赋税。

粮长在收粮的时候通常在器具上打主意，当他们从农民这里收粮时用容积大的器皿，当他们向外缴粮时用容积小的器皿，这样既剥削了农民又中饱了私囊，而周忱统一器皿尺寸无疑是革除了此种弊端；同时为了杜绝粮长将所收税粮囤积在自己的私人粮仓里以便贪污，周忱开始在各地设立公共粮仓用于装纳税粮；既然官田税赋无法进一步削减，周忱便将主意打在耗粮上。我们要知道明代运送粮食有损耗一说，途中麻雀叼啄，押粮官贪墨，漕河里漂没，雨天淋湿而导致粮食发霉，这些损耗也由可怜的农户出，而周忱却平均官田和民田的耗粮，这无疑又减轻了农户的负担，不仅如此对于负担重的农户，周忱还允许他们用折色缴纳，折色是跟本色相对应的，本色是指粮食，折色指银子、布匹、棉花，折色缴税负担会轻松许多；周忱最伟大之处是设立了济农仓，“济农仓”顾名思义是济民，的确如此，当丰年时粮价下跌，官府将粮食收购后入济农仓，这样就阻止了粮价下跌，保障了农户的利益，当灾年来临时再将济农仓中的粮食拿出来赈济农民，以致于民众们不知灾年为何物？

周忱的一系列政策无疑是伟大的，他减轻了农民负担，平均了税赋，打击了不法粮官，建立了现代的粮食稳定机制和粮食流通体制，但这些政策显然触动了户部和地方官吏的利益。

在有阻力的情况下，周忱的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但到了正统年，这些政策最终都得到了执行。无论国初五朝名臣能人如何辈出，但周忱无疑是对民众做出贡献最多的一个人，他没有光鲜的道德文章，也没有后世文臣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做几件实实在在利民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发现周忱的赋税改革比夏原吉的一系列政策要更具体的多。

周忱鼓励农户用银子和棉花等折色缴税无疑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给后世的“一条鞭法”提供了样板，并掀起了大明王朝按银收税的新篇章，大明王朝从这刻起似乎就进入一个新时期，但这对于一个农耕帝国来说却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