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年虽然皇宫里乱七八糟，但那是宫里的事；虽然群臣也互相倾扎，但那也是文臣们的事；虽然南北边境屡发战火，但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说这也是时常有的事情；即使还有个令官吏胆战心惊的汪直，但也只是存在数月而已。真正称得上是成化年间的大事，对整个帝国气运和普通民众产生影响的却是从正统年就出现的流民问题。

流民的产生有两个根源，一为土地兼并，二为天灾，从宣德年间起明王朝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流民问题，至正统年间全面爆发，英宗一直采取的是安抚政策，但到了成化年间政策有了改变，采取的是剿抚并重的原则。

荆襄之地顾名思义指荆州和襄阳两个地方，这片地方涉及川、陕、鄂、豫四省，方圆一百多万平方里。荆襄之地土地肥沃、山高林密，本是人口繁多、经济富庶之地，但从宋朝以来这里就是宋金、宋元交战的主战场，所以渐渐的因为兵祸而导致人烟稀少。从元朝末年开始，北方数省以及江南地区的流民就开始向这里涌来，到了成化年间此地的流民已经达到150万人。这150万人中大多数都是自己开垦土地耕种的良民，但也聚集了庞大的不安分子，不安的骚动已经在帝国涌动。

刘通是河南西华县人，传说曾将县衙门前重达千斤的石狮子举了起来，所以人送绰号“刘千斤”，不仅如此后来的刘千斤据说还会法术。成化元年，刘千斤和白莲教的僧人石龙在荆襄之地的房县大木厂聚众四万造反，刘千斤称汉王，年号德胜。很快，朝廷调大军进剿，刘通的军队主要分布在七个山屯，结寨自保，后大寨被攻破后，官军斩杀数千人，刘通等人被俘后送至京城被杀，为了震慑叛军，朱见深命将被俘人员中十岁以上的处死。

如果从洪武算起，荆襄之地的流民已经近百年，此地的流民问题根本不是靠杀人能够解决，可惜当时的朝廷放弃了英宗皇帝主抚的办法，这才使得流民问题越闹越大，悲剧才刚刚开始。

叛乱既平，朝廷开始驱赶当地流民，按说人们既然愿意到这个地方来，那就说明此地适宜生存，所以对待流民问题只能引导而不能堵，但是由于荆襄之地山高林密不易管理，且容易行成乱民，朝廷一直将此地当作禁地，不希望有人在这里繁衍。所以叛乱平息后，朝廷对待流民问题一是采取附籍的方式，二是采取驱赶的方式。对迁徙此地时间较长的居民允许编入本地户籍，而对于来此地时间不长的则驱赶回乡。这种办法很显然会遭到流民们的抵制，收效也不大，然而却很快激起新一轮的民变。

成化六年，刘通的几个部将再次起义，朝廷派都察院右都御史项忠率大军进讨，此次官军的疯狂与残酷程度远超过上次。此次进剿比上次要顺利的多，官军对付的几乎是手无寸铁的流民，究是如此，官军仍然是肆意斩杀。战争结束后，项忠开始将数十万计的流民驱赶回乡，广大流民扶老携幼，哀声遍野。官军将流民装船顺着汉水南下，由于人多船小，正值暑天，加上缺水、缺食，路途上很多流民渴死、饿死，或得瘟疫而死，官军将死者就地抛尸江中，为了防止传染，很多得病者被活活抛入江中，加上官军搜山，强行赶杀，如此死者竟有数万人之多，整个荆襄之地白骨累累。为了纪念自己的丰功伟绩，项忠在荆襄之地立一丰碑，这真是一将功成万古枯，项忠的丰碑是建立在流民的鲜血和泪水之上。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朝廷始终没有找到正确处理流民的方法，反而使事态扩大化。不到几年的功夫，流民问题又死灰复燃，大量的流民仍是源源不断的往荆襄之地涌来，项忠所谓的功绩此刻显的是多么苍白。

前面说过荆襄之地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没有水旱之灾，而且随便开垦一处地就是自己的，还不用交税，山上还有山货、药材、木材，加上此地处于南北气候带，无论是南方来的流民还是北方来的流民都能够适应，所以荆襄之地是各地流民的首选。一旦被迁徙回去，虽然官府承诺分地，但能分多少还是未知数，而且家乡的生存条件远不如这里。但这么多流民聚集在这里也会产生问题，流民相互之间拉帮结伙，私斗成风，还有的流民不事生产沦为盗贼，更有彪悍者成为各方首领，划分势力范围。而成化年的两次流民起义都是与官府强行驱赶有关，所以既承认流民在此地的合法居住，又加以管理才是解决荆襄流民问题的唯一之计。

事到如今到了朝廷对流民政策反思的时候了，早在朝廷派兵进剿之前就有人提出在荆襄设州府以解决流民问题，但没有受到重视，如今又有人重提此事，见深和他的臣僚们已经不得不认真对待此事。

这次派去的是个叫原杰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又按照十三省的范围设定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为正七品。明代御史位高权重，他们能监视天下、弹劾百官、指责皇帝、巡抚地方、统兵作战，帝国给予他们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

原杰的职位虽然不高，但他是务实的，他来到荆襄之地后开始深入深山峡谷之中，斩荆踏溪，挨家挨户寻访流民，阐述朝廷的政策，并将流民登记入册。摸清楚流民情况后，接下来便开始实施安置办法，小部分流民自愿回乡，绝大部分流民还是要留在当地，原杰开始对留在当地的流民造册入籍，将流民聚集多的郧阳县升格为郧阳府，并在其他流民聚集的地方设县，并选派品质优良的官吏管理，如此以来从建国初就困扰明王朝的荆襄流民问题就这样轻易解决了，而政府每年还能从此地获得一万多石粮食的税收。

原杰的所为煽了朝中那些刽子手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些主剿派皆是无地自容，虽然原杰立下不世之功，但终究是有人不喜欢，他被贬到南京任兵部尚书。此时的原杰积劳成疾，还没赴任便病死在荆襄之地，荆襄的人民感其恩德为原杰建了一座祠堂世代纪念之。

乱糟糟的成化年，只有原杰才说的上是对帝国有真正贡献的人，在他这里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按人头统计的战功、没有累累白骨、没有失去亲人的哭声，有的只是和平与安抚，抚平那曾经的创伤。从此，荆襄之地人口渐渐稠密起来，商旅不绝，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生根落户。

原杰治流民的办法不仅给治理其他地方的流民提供了成例，更给后世提供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