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王朝是明王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结束了朱元璋一百年来禁锢帝国的政策，从此帝国又重新恢复到唐宋元的那种自由、奔放的年代，商业开始复苏、城市开始繁华、思想文化开始活跃、士绅的生活开始奢靡，在这个社会整体松动下，起到稳定、凝聚作用的理学思想也开始摇摇欲坠，它必将被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所代替。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县人，应该是出身于一个中等士绅家庭，祖父、父皆是读书人，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便已去世，23岁的母亲终身守节将其带大。陈献章自幼聪颖，19岁中举人，但由于作品“离经叛道”，故而两次会试都不中，既然仕途走不通，那就走学问这条道路。

当时南方最有名望的大儒是吴与弼，吴与弼在理学上有些成就，开创了“崇仁学派”，吴与弼的学说强调身心的体验，无论是吴与弼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历史走到了这一步，中国的学术界已经集体滑向陆九渊提倡的心学思想，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陈献章对吴与弼仰慕已久，他跋山涉水来到吴与弼居住的江西省崇仁县，在那里两人确立了师徒关系，跟陈献章在一起学习的有很多人，都是南方数省的儒生。虽然吴与弼与陈献章都是心学的流派，但献章的思想更加奔放，所以竟跟吴与弼有些格格不入，两人的师生缘分只持续了一年便草草收场。

陈献章回到家乡新会县白沙村，在小庐山脚下特地建了一间书舍，从此潜下心来读书。献章读书的环境非常好，背靠小庐山，前面就是白沙河，如此春去秋来、寒暑易节，竟然过了十个春秋。

陈献章闭关既出，俨然已成一家，他随即宣布将在白沙村开馆讲学，消息传出整个广东轰动，各处学子纷沓而至，把个小小的白沙挤得是水泄不通。一来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弟子，二来岭南之地大儒本就少，三来陈献章闭关十年，人人皆知，一朝出关，必是学有所成，悟有所成。

陈献章虽然被划定为思想家，但他有所成就的还是他的教育家身份以及教学方法，陈献章的教学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曰静、二曰疑、三曰独。“静”是指读书之前先静坐，让身心平静下来；“疑”是在读书过程中要存疑，要有怀疑权威的精神；“独”是指在读书过程中要坚持独立思考的方法，这样才能够获得真知。陈献章的这三种读书方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迷信经典，敢于破除前人的权威，从而获得自己的方法论，以及对世界观的认识。我们可以从这三点看出，陈献章所提倡的做学问方法明显带有以自己的内心为中心的特点，从而具备了心学理论的雏形。虽是如此，但吴与弼、陈献章的理论远没有达到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的高度，吴、陈思想充其量只是对心学的一次初探，但也是在学术界沉闷的大明朝响起一记惊雷。陈献章和他所创立的“江门学派”不仅轰动了广东，更是轰动了帝国，远在京城的朱见深和朝堂上的那些士大夫们也听说了他的名头，在这一刻，命运之神似乎在向他招手。

成化二年，陈献章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于朝堂上当场考试，献章现场作《此日不再得》一诗，献章泼墨挥毫、一蹴而就，众人皆惊，以为真儒复出。接下来，陈献章被推荐入吏部当一司吏，虽说入了吏部，但献章担任的只是一个抄写文书的低级小吏，虽然名声赫赫，但陈献章的学说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格格不入，所以遭到保守儒生的排斥，四年后献章参加会试仍没能中，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仍旧进行他的学问研究。

数年后，陈献章受宪宗皇帝诏见再次入京，但京城依然没有他的舞台，他依然不为同僚们接纳，献章写下一份《乞修养疏》给皇帝，要求回家奉养老母，事到如今，皇帝只好给予献章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允其回乡侍奉老母，按月领取禄米。

无论陈献章如何知名，也无论他如何努力，再无论上至帝王下至各级官员如何支持他，他还是不容于大明官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历史到了成化年，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观，学术界的思想开始松动，但我们的明王朝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际，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一切所需要的仍是时间。帝国虽然失去了一名进士，但得到了一名思想家，这对于帝国来说却是福分。

虽然陈献章一直未能真正踏入官场，但他所教的成千上百的学生中有很多日后跻身官场，并成为大明帝国的中枢人才，而这些学生无疑带来了他的思想与读书方法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