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达是山西淳县人，因为参加白莲教而被官府抓获，后来被充军。李福达从戍地逃脱后跑到陕西洛川，在那里试图继续利用白莲教举事。事败后，李福达再次被官府通缉，他化名张寅，逃到了京城，混入武定侯郭勋的府上。李福达说他会黄白之术，所以深得郭勋器重。没过多久，李福达在街上闲逛被人认了出来，李福达只好逃回山西。当当地官府抓了他的两个儿子后，李福达只好去官府自首。

山西巡抚马禄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并以谋反罪判处李福达死刑。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山西巡抚画蛇添足，他又将武定侯郭勋扯上，劾郭勋一个“庇奸乱法”之罪，要求皇帝惩罚。嘉靖只是批准了对李福达的处罚，对处罚郭勋的奏章并没有批准，按说事情到这里又该结束了，但群臣却不依不饶起来，并最终将李福达一案弄成惊天大案。

大礼仪之争在朝堂上的影响并没有结束，群臣对挺皇派的张璁、郭勋一直都没有好感，此次正好借题发挥，对郭勋穷追猛打。郭勋却并不傻，抑或受到了张璁等人的点拨，他开始把这件事情往大礼仪身上扯，说群臣是为了报复议礼之争的仇。此时皇帝的疑心已经很重，他往往自己假设一个命题，然后把现实往这个命题上套，纵观整个嘉靖朝，皇帝基本上都是这样。

郭勋的话无疑说到了嘉靖的心坎上，在他看来，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至于去找一个世袭侯爵的茬吗？事实上，皇帝的猜想的确是正确的，官员们就是利用这个案件找郭勋的茬。但郭勋却将这件事情挑明，这无疑将这个普通的白莲教案件上升到政治高度，案件最终判定的结果还要取决于双方的博弈。

皇帝下令将李福达从山西提到京城，由三法司会审。皇帝既然要替郭勋开脱，那么李福达就必须无罪，这样才能名正言顺。但三法司会审的结果维持了原判，嘉靖只好将三法司的官员全部换掉，桂萼执掌刑部，张璁执掌都察院，方献夫执掌大理寺，这些都是嘉靖的人。三法司重新会审的结果完全推翻了原判，李福达跟徐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参与审判李福达的官员全部被流放或免职，受此案牵连的人达40多人。这是皇帝利用李福达一案对大礼仪中反对派官员的一次清洗，而清洗的目标放在了司法系统，空缺出来的职位也被张璁一派的官员迅速补进。

李福达一案的确是扑朔迷离，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几十年后，四川捕获一妖人，该人供称曾跟山西的一白莲教世家学习妖术，而传授法术的正是李福达之孙。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李福达家族乃是世袭的白莲教世家，但据李氏子孙的描述，李福达无论是相貌、年龄、生平都跟徐寅不符合，当年的案情的确是冤案，李福达跟徐寅根本不是同一人。

现在看来徐寅只是山西省一位逃亡的匠户，因为儿子被选为郭勋府上的侍童便跑到郭勋府上混日子，后来在街上被人认成了李福达，徐寅则以为自己作为一个逃亡的匠户被人认出来了，便跑回山西，谁知道回到山西后却被当地官府当作李福达抓了起来，当堂判死。徐寅的儿子央求郭勋救乃父，这才有了郭勋跟此案牵连的说法。我想此案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文官稀里糊涂，皇帝也是稀里糊涂，但皇帝认定官员们借此逮住郭勋不放，是为了大礼仪一事。一场莫名其妙的白莲教案件变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并导致皇帝对反对派官员的一次大清洗，这表明大礼仪后的朝局仍不平静，无论有没有这次的李福达事件，皇帝对杨廷和一派的官员都会展开清洗，此次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审理李福达一案的40多名官员为此丢掉了官职，但这并没有结束，在审理李福达一案的过程中，全国上书支持此案的100多人皆被免职，这些人涉及六部、各府、道、院，皇帝将此案作为试金石，将官员做出一次分类，然后再剔除之。

都察院、大理寺、六部这些地方的官员基本上被清理完毕，剩下还有个地方就是翰林院。明朝文官三大系统：内阁、都察院、翰林院。翰林院也名列其一，这些翰林学士们一旦发起疯来，比都察院的御史还要厉害。而在大礼仪之争中，翰林院是重灾区，左顺门事件就是翰林院的学士们搞起来的。在发生李福达案这年的冬天，张璁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阁，张璁入阁后首先将矛头对准了翰林院，他将改组这个贵族化的小团体。

入翰林院的必须是进士出身，而且是新科进士，除此之外，入阁也必须要有翰林院经历，所以这些翰林学士们有了雄傲一切的资本。当初嘉靖将张璁、桂萼弄进翰林院就是要给俩人镀金，提高他们的起点，但张璁、桂萼在翰林院遭到学子们的一致鄙视，没人愿意跟他们俩说话，人们都将他们看作无赖，甚至人们纷纷辞职以示不屑于此等人为伍。但这丝毫影响不到二人的情绪，二人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张璁打破了翰林学士必须从新科进士中选拔的惯例，在京官员、地方官员都可以入翰林院，这实际上打破了他们的小圈圈。张璁还重新制定一套考核体系，将二十多名不称职翰林学士调往地方，同时从大理寺和地方选派官员充入翰林院，张璁通过这种方式对翰林院来了次大换血，在张璁的猛攻下，又一个中枢机构倒下了。

张璁对于翰林院的改组一方面打击了政敌，另一方面打破了翰林院这个小团体，破除了结党的问题。都察院、大理寺、六部、翰林院都得到了整顿，剩下的就是内阁，果然张璁在整顿完了翰林院之后便将下一个目标放在了内阁。

此时的内阁首辅是费宏，费仍然是杨廷和这个系统的人，以张璁的资历若想取而代之，仍是不可能，张璁想到了一个人——杨一清。此刻杨一清还在陕西任他的三边总制，杨一清已经成了帝国资格最老的人，重要的是他还是张璁一党的人。张璁、桂萼开始活动让杨一清接替首辅的位置，嘉靖本人对费宏并无意见，但在张璁、桂萼的轮番攻击下，费宏于1528年致仕，杨一清成了帝国的首辅。

一个早已退休多年在家的官宦，一个本应安享晚年的官宦，此刻却在张璁的安排下不仅重掌兵权，而且还成了首辅。明代就是有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二十岁不到的少年可能会中进士，但几年后可能就莫名其妙的离开了官场，从此不再踏入仕途；五十岁的人也会中进士，并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辉煌。在这里，生命的起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人生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任何人的辉煌都是一段时间，成名太早不见得是好事。

我们的张璁俨然成了权臣，虽然内阁首辅是杨一清，但实际说话的是他，这都是隐藏在幕后那个人在支持。他在一旁冷静的看着群臣斗来斗去，他明白既不能使一方力量过强，也不能使另一方力量过弱。

大礼仪之争早已变了味，它已经成了双方的权力之争，张璁一伙已经陷入疯狂，他们不惜一切清除异议人士。嘉靖为了掌握权力，在张璁、桂萼的帮助下，以一批新的官僚替换旧的官僚，我们的王朝似乎在永乐之后重回专制，但时代已经不同，无论皇帝此时多么试图控制权力，但始终是力不从心。张璁也由于跟皇帝保持合作而被视为奸臣，我们的儒家历史观认为跟皇帝保持合作的就是奸臣，因为群众跟领导的矛盾是永恒的，跟领导合作就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损害，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

嘉靖元年到嘉靖七年的事情跟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年是如此类似。洪武三年李善长致仕，近三十年后朱元璋还是不愿意放过他，终是在自己临死前一年将其赐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擅权不满，但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对于嘉靖和他的跟随者来说，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没有进行一个总结，那个杨廷和虽然已离开朝堂，但还没有明确他的罪名。在一般人看来，政治斗争讲究的是赶尽杀绝，或许人们得出国人残忍的结论，但政治讲究的是明正言顺，这才是我们的政治斗争看起来那么残酷的原因。

最终的矛头还是要指向那位退休在家的前任首辅，而此次对这位首辅的再次发难却是从遥远的西部边陲开始的。

哈密是我们这个帝国西部最遥远的边镇，位于新疆境内。历史进入宋代，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加之后来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东西方商路，丝绸之路就这样没落了，帝国对于西部再也发生不起兴趣。哈密对于帝国的意义就在于迎送西域来的使节，另外对西域诸国起到震慑作用。明初哈密控制在蒙古贵族手里，因为蒙古人阻挡西域的朝贡使节，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发兵攻破哈密城，后来朱元璋封蒙古人为哈密王，承担为帝国守卫边陲的义务。

哈密过于遥远，帝国对于它的控制始终是无力的，从成化年间起，明廷就跟吐鲁番围绕哈密展开反复争夺，到了正德年间，帝国已经疲惫了，对这个西部边陲小镇失去了兴趣。

成化年间的王越、弘治年间的马文升都是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但马文升致仕后，正德皇帝对哈密失去了兴趣。杨廷和担任首辅后，重新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嘉靖年间，哈密仍然控制在吐鲁番手里，而此时的吐鲁番首领是一个叫满速儿的人。陈九畴是杨廷和任用的甘肃巡抚，在吐鲁番、哈密问题上，陈九畴遵循了杨廷和的政策，从正德晚期到嘉靖初期，甘肃地方跟哈密之间不断开战。1523年，陈九畴在上报朝廷的战报中宣称满速儿已经被他打死了，但此时的朝廷正陷入礼仪之争中，对于哈密问题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一个外藩首领的生亡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但几年后，人们发现这个首领还活着，事情就不一样了。

人们普遍认为陈九畴虚报战功，更为重要的是陈九畴是杨廷和的人，到了此时哈密问题终于引起了帝国的关注，因为它跟李福达一案一样，又是巧妙的与政治联系起来，成为肃清政敌的工具。

陈九畴被免职，发配边疆，主管边境事务的官员有四十多人被免职，一些低级官员刚刚踏入仕途就此失去仕途，在这场已经持续9年的大礼仪斗争中，没有人知道皇帝究竟要走多远。我们的皇帝已经日益偏激起来，他是一个牙眦必报的人，显得有些孩子气，少了君主的气魄。

虽然此次哈密事件并没有追究杨廷和，但随后朝堂上对于哈密的存废的问题展开了一番争论。那些仍然支持杨廷和的官员认为应该发兵夺回哈密，张璁一派的官员认为应该将哈密交到吐鲁番手里，然后通过与吐鲁番互贡来换取吐鲁番对大明的朝贡，对于他们来说蒙古人镇守哈密和吐鲁番人镇守哈密并无本质区别。此时，大明朝这块昔日的边陲已无人关心它的生死，它对于帝国来说已经成了无关痛痒的东西，张璁一派对它的看法并不是内心真实的看法，只是为了与杨廷和的对哈政策以示区别而已。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已经成了永恒不变的真理。哈密最终的失去表面上看是因为嘉靖朝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但深层的原因乃是哈密已经处于帝国控制范围之外，控制的成本大于收益。

到了此时，关于大礼仪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皇帝需要对前阶段的战果进行总结，并以书面化的形式确立下来。嘉靖七年（1528年），《明伦大典》编纂而成，《大典》共分六卷，详细记载了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群臣所上的奏书，并对伦理问题重新进行了强调。鉴于很多人对于这场大礼仪之争并不了解，以至于产生误解，所以《明伦大典》也起到正人心、靖浮言、明臣职的功效，最重要的是它给后世提供了一种历史案例，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可以遵照执行。

《明伦大典》颁行后，对杨廷和的定罪也随即进行。杨廷和被定以朋党罪、欺君罪、藐视皇帝罪、煽动罪被判死，但皇帝宽大处理，将杨廷和削职为民。皇帝对杨廷和的定罪并没有定到点子上去，虽然定罪颇多，但不能攻其一点，只要指出杨廷和违背了儒家礼法即可，在这里，皇帝和他的政策制定者们并没有抓住这个要害，而避重就轻提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要么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要么是为了给杨廷和开脱。

《明伦大典》修成了，杨廷和也定罪了，大礼仪的确是告一段落了，但很快它又进入了新阶段，并使旧有的权力集团开始分化，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