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十年正月皇帝突然死去，时年37岁，皇帝的死去使得刚刚上了轨道的大明政治嘎然而止，我们这个帝国似乎重心不稳，没人知道它将要滑向何方。

皇帝的死因至今没人能解释清楚，一说死于仙丹中毒，一说外出巡游着了风寒，无论何种原由这个皇帝的确已经离去了，留下来的政治真空又由何人填补？

仁宗和宣宗两朝被后世冠以“治世”的名号，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称为“治”的就说明王朝在这个阶段治理宽松。大明开国以来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开拓，帝国已经进入了稳定期，洪武时期的那种严厉，永乐时代那种巨额开支已使得这个国家已经无法向前运转，朱高炽、朱瞻基两任皇帝上任后平冤狱、消刑法、减赋税、从安南撤军、停止下西洋和采办，这些都使得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平稳向前运转。

仁宣两朝的十年的确是明王朝最好的十年，明王朝的黄金时期。从前看，这十年没有严苛的政治，没有劳民伤财的重大工程；从后看，这十年没有后世那种尖锐的君臣冲突，也没有大规模外患和流民问题，党争还没有出现，农业的基础地位依然稳固，但潜藏的危机已经昭示着宣德朝以后的走向。被洪武、永乐强行按下去的土地兼并、官吏腐败、流民问题正在我们这个古老帝国跃跃欲试，宣德皇帝当然知道这些，他也明白解决这些不能永远靠君主的个人能力，因为后世君主不一定有那样的能力，他更期待从制度上找到答案，但无论是强势君主还是制度都无法改变历史的规律，周期性的震荡已成了我们封建王朝必修的功课，也许只有依靠彻底的革命或者一种新的主义才能彻底的改造我们的经济结构。

宣德五年（1430年）的清明节，朱瞻基和文武大臣一齐陪着他的母亲太后张氏前往万寿山拜谒朱棣和朱高炽的陵寝，这是大明王朝最大的一场盛会，沿途的百姓纷纷前来一睹皇帝和太后的尊容，他们看见一个英武的年轻人骑着高头大马在前面引导着太后乘坐的撵车，当百姓们得知这位年轻人是天子的时候，他们被皇帝那种孝心所感动，众人一起跪下来高呼万岁，整个场面令人震动。这些百姓的下跪和呼喊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对君主的尊重，它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君主与人民的融洽达到了极致，此后的君主被文臣限制出宫，再也没有这等令人感动的场面。

百姓们跪拜的场面是乱糟糟的，动作是笨拙的，但这却显示出了真实，太后很高兴，当她看见大人、小孩都围拢在撵车周围，看着四周百姓脸上洋溢着真挚而幸福的表情时，我们的这位太后也被感染了。她由皇帝牵下撵车走到百姓中间，并让随行人员将财物、锦帛、糕点发给这些百姓，百姓们看着这些御用之物高兴的是手无足蹈，人们纷纷分着这些财物，其乐融融，帝国的荣耀终于达到了它的顶点。

太后拉着朱瞻基的手跟他信步来到路边的一户农户家，并跟这家人以及围过来的百姓拉起了家常，百姓们甚至将自家的食物和酿造的酒拿过来给太后和皇帝品尝，太后出身平常人家，对这些食物不嫌弃，她对瞻基说道：“这是农家食，你当知道。”但朱瞻基却难以下咽。在这里没有身份的尊卑，没有官吏的喝斥，没有百姓的哭诉，有的只是我们这个帝国温情的一面，这种温情在朱瞻基死后仍然由这个女人延续着。

朱瞻基的盛年离逝留下了8岁的朱祁镇，未成年皇帝在我们这个王朝提前到来，所幸的是在15世纪初期的中国有一个庞大而稳定的摄政团。他们共有八人组成，太皇太后张氏、内阁三杨、宦官金英、范弘、王瑾、资深元老英国公张辅，内阁和司礼监代表一对合作又矛盾的集团，太皇太后与英国公互为表里保持政治结构的稳定性，这是一种由皇室、文臣、宦官、贵族组成的一种复杂的政治机构，但它成功保证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宣德皇帝死后的政治稳定性，但我们的明王朝不可避免的滑向了。

纵观整个明王朝我们可以看见除了文官集团外，没有太多跋扈的人物，太后、皇后、皇妃、外戚、宦官、武将、贵族都是极其内省而自律的人，前朝的很多事情都在本朝得以避免。很显然我们的这位太皇太后张氏也是一位内敛而自律的人，她从不干涉朝政，娘家的人也没有因为她而获取殊荣，张氏一生的亮点就在于朱瞻基想换皇后的情况下给予了支持。朱瞻基换皇后这一举措跟华夏的礼法大大不符，太后心中大约也不乐意，但她还是给予了支持，她是从这个国家考虑，从江山社稷考虑，她很清楚地明白皇帝要做什么，一旦皇帝的心愿没有得到支持，那么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太后张氏无疑避免了宣德朝的一场潜在危局，甚至是可能出现的立储危局。

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人都是建文时代的人，五朝元老。杨士奇江西泰和县人，人称西杨，建文元年以举荐方式进入仕途，杨士奇行事标准，精于内政，在永乐至宣德三朝中发挥着稳定器作用；杨荣福建建安人，建文二年进士，人称东杨，精于边事，朱棣数次北征杨荣都是随从；杨溥湖北石首人，建文二年进士，人称南杨，永乐时代为太子冼马。杨溥并不像东西二杨一样显赫，他是以低调闻名，生怕踏错一步，其实其他二杨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杨之所以能历五朝跟他们的保守与谨慎是分不开的，他们知道更多的是如何与君主保持合作关系，而君主也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谨小慎微来压制整个文官集团。

金英、范弘、王瑾作为宣德朝的三位资深太监跟很多宦官一样从安南而来，他们不仅在宣德六年的清洗中得以保全，而且在宣德七年更进一步，但他们属于拧得清的人，称得上正值，他们已经开始把自己当作帝国的一份子而不仅仅是家奴，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操之于心，甚至在三杨死后，这些太监迅速弥补了文臣的空缺来应对突发事件。

英国公张辅已经成了帝国最元老的人物，他经历了从永乐至正统朝的一切大事，作为河间王张玉的长子，他首先随父参加了靖难之役，父亲在东昌会战中战死，张辅继承了家族的一切荣誉。朱棣登上皇位后，张辅迅速被派到安南战场，朱能死后，张辅冲锋在帝国的最前线，随后他又随同皇帝几次北征漠北，宣德年间又参与了对汉王朱高煦的进剿，最终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以75岁高龄殒命土木堡。

明王朝不可避免的滑入，但能够使仁宣两朝的政策得以延续，能够使政局能够平稳，但它不可避免的带来一系列执政危机，那就是面对一些潜在问题时它使得我们这个帝国步履蹒跚，而不再是那么决绝。

无论是太皇太后、张辅，抑或内阁和司礼监都失去了革新的动力，有了前朝的血淋淋教训，以金英、范弘、王瑾为首的宦官集团不敢对朝局有大的变动，三杨已至暮年，对于大明王朝的国事已是有心无力，三人经常举办一些小型聚会，不求菜肴精致、饮酒多少，只求兴致所致，在这种小型聚会上三老依托“台阁体”创作了一些平淡、乏味且歌颂太平的诗词。兴致、恬淡后面是三老深深的无奈与消极。

已成了落日余辉，它已经显得跟这个时代是那么不合拍，所有人都知道新生力量即将破土而出，所有人对于帝国命运也开始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