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正德年，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拉开帷幕，我们的明王朝终于进入多姿多彩的时期，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精彩的人生。虽然它只有十六年，比弘治王朝还短了两年，但它可记载的事情却比弘治王朝多的多，对于士大夫来说，它是荒诞、令人不愿意回想的十六年，但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它却是资料丰富的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中，从中枢到民间，整个帝国都在跟随那个活泼的孩子一起跳动。

朱佑樘给他的儿子选了三位顾名大臣，他们是刘健、谢迁、李东阳，时人对这三人的评价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侃，这三人都是令朱厚照头疼的人物。

朱厚照继位之初也曾发誓要做一个好皇帝，像他父亲那样，兢兢业业、披星戴月，但这明显不符合他的性格，起初他还能坚持每天早起早朝，但随后开展的经筵他再也忍受不了，皇帝自小受到多种类型人的引导，他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他不可能像他的父亲那样被迫接受儒生们的絮絮叨叨。皇帝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抵制经筵，终于在正德元年（1506年）他等来了大婚的机会，皇帝以此为借口暂停经筵，此一停就再也没有开过。

皇帝选择配偶的决定权通常并不在自己手里，而在两宫太后手里，正德朝的两宫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室选择未来的后宫之主自有它的一番标准，这个人的家世不能太显赫，她也不应该太漂亮，她更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她甚至不需要有才，她只需要形态端庄，身体壮硕能生孩子即可。对于我们这个帝国来说，皇后跟他的丈夫一样只是执行礼仪而存在，或者还要执行生儿子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皇帝和他的配偶之间的爱情存在，皇帝如果不喜欢他的皇后，宫中还有无数的宫女，无论是其他妃子还是宫女选拔的标准都跟皇后一样，皇帝在这个死寂寂的宫里没有任何新鲜感。

虽然朱厚照大婚了，不仅娶了位皇后，还连娶两位妃子，但这三个女人都令朱厚照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令人厌烦的文臣，另一方面是令人毫无感觉的女人，朱厚照此刻切实感到了做一个皇帝无奈，他就像一个囚徒，一个被锁在深宫中的囚徒，但朱厚照明显是有想法的人，他不愿意就这样认命，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从1506年的8月份开始，也就是他大婚之后，他便开始跟太监厮混在一起，他们在皇宫里骑马、射箭、踢球，皇帝是个很灵光的人，他懂音乐，甚至还对梵文有研究。从这个月开始皇帝时常化装跑出宫去，在宫外的街肆流连，酒馆、赌坊、妓院都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尤其是在妓院里看见各色女人，令他大开眼界。

九月份，皇帝与文官的矛盾终于爆发了，爆发的原因却是前面几朝都不存在的财务问题。

本朝宫中每年开支都是定额，朱厚照登基后开始大手大脚花钱，登基、大婚、庆典，还有数目庞大的其他花销，以及对身边玩伴的赏赐。朱厚照登基不到一年便感到手头紧蹙，便让户部拨钱，户部自然不给。眼看没有钱用，朱厚照再怎么折腾也还是不行的，看来只有乖乖听他们的话。

朱厚照让户部的官员想办法弄钱，户部的官员只是让朱厚照厉行节约，提不出来什么能弄到钱的法子，户部官员们弄不来钱，太监们弄钱的路子却一条接一条，朱厚照这个时候发现身边的这些宦官们真是不得了。

宦官们搞钱的方法都是绕过户部，到地方去设卡抽商税，去找免税的皇庄要钱，这些措施无疑遭到文官的激烈反对，对于这些文官们来说只有免税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道德理念，增税是万万不能的，从洪武开国起，除了崇祯年，本朝的税收只见减少，却没见增加。这种情况却是在人口、田亩、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儒家的桎梏在这里又一次显而易见。

而这次皇帝与文官矛盾的第一次爆发就是由宦官弄钱引起的。明代户部每年会给宦官一定数量的盐引，让宦官购买食盐去贩卖，实际上是在潜规则下给皇帝增加些收入，虽然这不符合规制，但社会的运行自有阴的一套和阳的一套，表面上的谓之阳，私下里谓之阴，阳的可以不去遵守，但阴的就必须要去遵守，否则人们会认为你拎不清。

眼看发生了财政危机，朱厚照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户部还欠宫里12000盐引，如果把这部分盐引要过来，又是一大笔钱，想到这里朱厚照非常高兴，便让太监去要。太监在户部那里吃了闭门羹，户部不给，消息传来朱厚照懵了半天。他发觉了一个奇妙的事情，主宰天下的自己在这个国家中连讨要盐引这样的小事都办不到，朱厚照终于愤怒了，摊牌吧，这个小牌迟早要摊。

更令朱厚照感到惊讶的是，文官们比他还要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急不可耐，仿佛等待了许久似的。先是给事中陶谐、御史杜旻、邵清上奏书反对，接着天上出现流星，南京的官员们又以此上书要挟，然后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集体上书指责宦官乱政，这些人仿佛是商量好的，朱厚照自然认为内阁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是幕后指使者。

明武宗大发雷霆，他将对内阁的怨恨发泄到户部身上，眼见如此户部官员拿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给6000盐引，朱厚照的怒火依然没有熄灭，自己是皇帝，居然被文官讨价还价，他将内阁三巨头招了来，要好好问问他们。刘健、李东阳、谢迁态度依然坚决，他们抬出祖制来压朱厚照，并一口咬定宦官拿着盐引干不了好事，朱厚照被激怒了，他驳斥道：“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1朱厚照的这番话可以说已经是对帝国文官的全盘否定，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回去后集体上了一道奏折以辞职相威胁，朱厚照最终还是做出了妥协的决定，同意了户部提出了只给一半的提议。

发端于正德元年的这场盐引之争似乎只是正德年间的小事件，但它却成了明王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从此之后，君开始视臣为仇寇，由于儒生的偏执与跋扈，帝国的政治终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越至晚明这种政治上的死结表现的益发显性，这不是偶然因素带来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道德思想已经开始跟这个时代不合拍，它不仅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发展，反而成了这个时代发展的羁绊，我们暂时不去探讨这些大话题。我们知道君主随意使用钱财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这只是其中一种。成化朝虽然给官僚政治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但成化朝的文官还未能成型，他们跟三杨一样跟君主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贵族的羁绊、文官的踽踽都使得此时的文官政治既决然又虚弱。但弘治朝皇帝的羸弱使得官僚跟君主之间的联系被完整的切割开来，官僚日益成为一个独立而又张扬的整体。

正德皇帝在与文官的第一次交锋中败下阵来，他意识到要采取措施压制这股势力，他需要能够制衡文官的力量，在这种局面下，刘瑾走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