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远的父亲高思明的确说过一句十分不利于方红生，并直接影响到方红生政治生命的话。

当年县一中的张校长亦即后来市教育厅的张厅长来到旧地静河视察工作，又突然提出“革命小将”方红生之后，张厅长忿忿地质问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像这样的人也能当武装干事？你们清查‘三种人’的工作是如何搞的？”由于当时组织部的同志都较年轻，对于那一段历史只是听说或通过文字材料知道一些而已，没有亲历，所以对当时的情况知道的并不多。好在组织上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颇为负责的，便找到了高思明。高思明一听完对方的问话，毫不含糊，十分明确地指出：“没错。方红生就是‘三种人’！”并详述了“文革”中方红生的诸如揪斗女教师、参与挑起两派武斗等种种劣迹。组织上也便毫不含糊地将方红生作了相应的处理。而偏偏这些情况甚至一些细节方红生都了如指掌。组织上的事，当事人竟然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耐人寻味儿。而方红生对高思明耿耿于怀也便不难理解的了。

实际上，也只有高思明最有发言权。因为当时的高思明任县武装部政委，在“文革”中，他是根据中央关于“军队插手文革”的指示而到县革委会筹委会任一把手的，（后来溺水自杀的刘中意任第一副主任，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及）所以，他对运动中那些表现突出的个人，当然是掌握一些情况的。同样的原因，几乎全县所有的人也是了解他的。因他常身着整齐军装，以威严的军姿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或其他场合，人人皆知大名鼎鼎便是很自然的了。然而，除了上级组织部门，而且还须是高思明所在的军队上级组织部门，之外，便不会有几个人知道高思明的个人历史了。

高思明是东北辽宁人。高思明六岁那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黑的奇早，西北风“呼呼”地吹得正紧，高思明一家三口龟缩在一间石屋里。石屋用没有经过打制的大小不一的三尖石块儿垒就。无法糊严实的缝隙里便也“飕飕”地往里灌着风。一盏油灯放在占据着半拉屋的火炕里边的窗台上，冒着一股烟的豆粒大的油灯苗忽悠忽悠地飘摆着。高思明的奶奶连同光着屁股的高思明一起，掩埋在炕角堆积起的一团破棉絮里。祖孙俩身上仍簌簌发抖，他们挨着身子的棉絮也跟着簌簌发抖，牙齿发出“得得”的响声。娘忙着什么，爹蹲在油灯边角，双臂抱着两个膝盖，紧缩成一团的样子，但仍腾出一只手将一支长杆的烟锅塞到嘴里，将不是烟叶的“烟”按进烟锅，凑近灯苗吸一口，再自嘴里、鼻孔里喷出。

突然，远处响起狗吠声，先是一只狗叫，接着几只一起叫。高思明的爹一惊，将烟杆自嘴里拔出，支愣起耳朵捕捉外面的动静。这时，一家几口几乎同时听到了吵吵嚷嚷的嘈杂的动静。高思明的爹说声“不好，土匪队伍来了”，忙站起身。这时，屋门便“咣当”一声被踢开，“呼啦”一下闯进来五六个人。一人一顶大皮帽子，厚实的帽耳朵在两边忽闪着。人人手里握着枪，黑黝黝的枪口直冲着高思明爹的胸口，并几乎同时吼叫：“粮食呢？”不待高思明的爹答话，其他人便在石屋内一阵搜索。石屋里原就空荡荡的，几乎空无一物，但这几个家伙仍在屋角搜出小半袋玉米，并即背到了背上。高思明的爹一见，叫着：“放下！不能抢我家的粮食！”同时，“呼”地扑上去夺，被另几个人的枪托戳倒在地。高思明的娘也哭叫着自炕上爬起来，也扑上去抢夺，被一个土匪“呼”地一脚踢倒。几个家伙便出了屋门。高思明的爹自地上爬起，呼叫着追去。突然，一团火光，同时“砰”地一声枪响，高思明的爹“扑通”一下子栽倒在地。高思明的娘踉跄着跑去，扑到丈夫的身上，便感到手上黏糊糊的。再看，便看到丈夫的身边一摊血。那血在夜色的映照下，闪着荧荧的光。高思明的娘在乡人的帮助下，埋了高思明的爹之后，石屋里已经完全空了。高思明的娘出去寻吃的，突然在一块翻耕过的地里，发现一棵裸露在外的茄子棵枝，便突然扑上去，用双手刨挖，竟然刨挖出不少的茄子棵。她顾不得自己已经浸血的手指钻心的疼痛，却高兴地一点点将茄子棵上的皮剥下，放到锅里煮过，与婆婆、儿子一起嚼着充饥。但仍然整天整天的饿肚子。终于有一天，高思明的娘手拉着高思明的手，来到奶奶面前，放下十二块洋钱。娘自卖自身，将全部所得都留给了奶奶，将儿子高思明抱起又放下，转身哭着走了。从此，高思明便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生身母亲。

后来的高思明确吃过几顿饱饭，但还是很快便吃光了娘卖身的钱。再后来，六岁的高思明便由奶奶牵着走出家门，沿街乞讨，串了一村又一村。晚上便宿于村头的破庙里，或者钻进村边堆起的柴草窝里。

再后来的一天，在祖孙俩沿街乞讨的路上，突然发现村头一堆草窝边的草枝簌簌地抖动，稍近了看，竟然在草窝边看到了露在外边的一缕乱发。高思明尖叫着：“有人！有人！”奶奶好奇地伸手扒开那草窝，竟然露出一个女孩儿的脸。当这个女孩子自草窝子里钻出来时，奶奶看到了她满头的乱蓬蓬的锈结成疙瘩的头发。小脸儿脏兮兮的，唯有眼睛奇大，眼的下方是一道道顺脸颊流下的明显的泪痕。看上去，与高思明一样大的样子。奶奶心里清楚得很，如果再没人管，这孩子便很快会饿死，并被野狗撕光了的。再后来，奶奶便一手拉着一个，沿街要饭，串了一村又一村。

日子过的很快，从冬到春，又从夏到秋。大概在高思明十一岁多一点的时候，抗日联军在那一带活动，奶奶说：“这是咱自己的队伍，你当兵去吧。”高思明去追赶部队的那一天，奶奶一手拉着已经长高了一头的女孩子，对他说：“你去吧，可你要记着你的媳妇在家里等着你哩。你大了，要回来，奶奶要给你们成亲。”原来，奶奶不仅在讨饭路上捡到一个女孩儿，在奶奶的心里，也是为他捡到了一个媳妇哩。

然而，高思明这一去便再也没了音讯。抗日联军在各处出没，再后来，便听说进了关里，高思明的踪迹便更无从寻觅了。女孩子便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期间，奶奶常跟闺女唠叨：“那抗日的队伍也不知道开到哪儿去了？思明这孩子也不捎个信儿来？把咱祖孙俩忘了？”闺女已经大了，便转过脸偷偷地抹泪。然后，再转过脸来，没事人一样，大声地说：“奶奶，队伍上忙，他一定是顾不上给奶奶捎信儿。他不会忘记奶奶的。”

又过了好多年，奶奶终没有等到孙子的信儿。后来，与高思明同时参军的一个年轻人的家属，得到了部队上的来信，说是在一次战斗中，这位抗日战士牺牲在了关内，也便就地埋在了那里。再后来，陆陆续续地听到了社会上的人们的传言，说高思明肯定也是打仗牺牲了，还不知道死了埋在哪儿了呢！与此同时，也便有人来找奶奶，说是给此时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的闺女说婆家。但是这闺女根本不问对方的任何情况，便一口回绝，没有任何考虑的余地。有人说她：“你们又没有成家，你等他干啥哩？”她说：“我俩是自六岁起就一起拉着要饭棍子长大的。”说着，眼眶里便溢满了泪。接着，便又滴答滴答地滴到地上。对方说：“可说不定他死在哪儿了呢。”她说：“他就是真死了，我也为他守寡，不离开这个家。”

又过了两年，全国解放了，她都二十五岁了，仍没等来高思明的一丝信息。所有的人便真的相信高思明已经牺牲在远处无疑。过去，外出当兵一去没了消息的有的是。与此同时，也便认为她注定要守一辈子寡了。连她自己也对高思明的消息不抱任何希望了。偏就在这时，她突然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

那天，她自邮递员手里双手接到这封信后，在场的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她的双手在颤抖。她心里清楚，这突然飞来的不知是凶信儿还是喜信儿？由于她一个大字不识，人群中一位识些字的长者征得她的同意，将那信接过来，帮助她读。这位长者先看了信封，说：“这信是北京来的。”再把信小心地拆开来，先将目光瞄上信尾的署名，突然高兴地说：“是高思明来的！真是高思明来的！”在场的所有的人便惊呼：“啊，高思明没死？高思明还活着？”所有人的目光又不由得朝闺女看，闺女的脸陡地红了，眼里涌出了泪。所有的人都催问：“高思明信上说了些啥？”闺女也朝这位长者面前靠靠，像是她也真能看得懂似的，催问：“他在信上说些啥？”长者并不念出声，却只顾自己看。这时，闺女的目光便紧紧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可以自他的脸上读出信的全部内容似的。长者看完了，便很是高兴的样子，对闺女说：“高思明说他现在北京开会哩，说让你这就坐火车去北京，部队要为你们举行婚礼哩！”闺女听了，成串的泪珠扑簌簌地顺着面颊往下淌，终于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又转身哭着向家里跑去。几个大娘还有村妇联主任跟着到了她的家，又看到她高兴地笑着招呼大家炕边坐，同时，又都看到了她的笑脸上依然挂着的泪珠。一个大娘说：“快准备一下吧，准备一下去北京。高思明这孩子在北京等你结婚哩！”闺女听了，又“哇”地一声哭了。大娘说：“别哭了，哭啥哩？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这时，闺女哭着说：“穿啥呢？”这时，几个大娘和村妇联主任才终于发现，闺女仍穿着一身的补丁衣服。也许有的读者朋友不会相信，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已经二十五岁了的这闺女的上衣和裤子竟仍是高思明的奶奶当年在乞讨路上捡到这闺女当时穿的一身衣服！那时她只有六岁，也就是说她二十五岁时仍穿着她六岁时穿的一身衣裤，只不过这身衣裤经过了奶奶以及她本人用随时捡到的不同颜色的破补衬，无数次无数次地缝补连缀，由一身六岁小孩衣裤连缀成了今天二十五岁大闺女穿的衣裤，这衣裤的样子也便可想而知。后来，还是村妇联主任牵头，到好几位热心的大娘家搜集到一些稍好稍大些块儿的补衬，为闺女的衣裤缝补的尽量完整些，才送闺女进北京与高思明完婚的。

后来的高思明与他的老伴儿常将这些故事说给孩子们听，目的当然很清楚，希望他们能“不忘过去苦，牢记今日甜”。但每次讲到老伴儿进京前的衣服，孩子们便笑，高思明和老伴儿却满脸的泪。再后来，高思明每在宾馆里看到政府官员或者那些企业老板们满桌的山珍海味儿，海吃豪饮槲光交错一掷千金的派头时，便会想起自己老伴儿当年的那一身衣服。但也只能苦笑笑，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