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女界反对女性回家的意见非常坚决，目前我国并没有改变女性就业政策的迹象。反对女性回家的意见主要包括：

第一，中国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单靠男性的收入难以养家。这是大多数家庭难以接受女性回家的主要理由。一项以城市非农人口为对象的抽样调查表明，855%的女性和763%的男性认为女性应该参加工作，而不应回家带孩子，做家务。这一论点有来自另一方面的论据：天津大邱庄大部分已婚女性重回家庭，因为男子的收入完全可以养活全家。

第二，女性回家后会感到生活苦闷。尤其是大多数中国女性在婚前是有工作的，了解了社会上的事情，培养了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和兴趣，婚后回家不再就业将使她们与世隔绝，感到无聊、苦闷。这就使许多女性坚决不会接受婚后回家的作法。

第三，如果女性婚后彻底回家，就丧失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一旦夫妻不和导致离婚，女性会落入生活无着的悲惨境地。中国的一个特殊问题是离婚后的住房问题。如果不马上再婚，她们将无处居住。在一无收入二无住房的情况下，她们的生存就成问题。

第四，女性回家同人类发展的历史相违背，同女性解放运动格格不入。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只要女性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女性的解放，女性同男子的平等，现在与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当人们从经济的得失方面权衡女性就业与回家的利弊时，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家庭之外的工作和事业已经成为许多女性的人生目的和生活方式。换言之，即使没有经济上的必要，她们也会选择外出工作。因此仅仅从社会的经济得失和家庭的经济得失考虑对女性提出回到家庭去的忠告，是不能奏效的。

在东欧国家中，由于过去女性普遍就业，家外工作已成为绝大多数女性自愿的选择。在前苏联，93%有工作能力的女性都在工作，女性似乎早已解决了“是工作还是做家庭女性”的问题，工作处于优先地位。据调查，对“假如你的家庭物质条件并不需要你工作的话，你会不会工作”这个问题，70%被调查的女性回答“会工作”；只有18%的女性表示，如果丈夫能挣到夫妇两人的工资，她就打算放弃工作。三分之二被调查的丈夫也赞成妻子工作，原因有妻子参加社会工作后会更理解丈夫；工作的女性更能理解已经长大的子女等。（唐修哲，1985年）据199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仅有3%的东德女性将家务劳动当作她们所青睐的职业（作为对比，西德有25%的女性愿作此选择）；1992年，保加利亚有20%的女性表示愿意留在家中；1986年，匈牙利有77%的女性愿意选择家外工作的生活方式。

随着就业机会和工资情况的变化，美国公众对女性就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30年代，至少有6项关于女性参加工作的调查报告表明，支持已婚女性参加工作的人不到四分之一；1960年的全国调查表明，略多于三分之一的丈夫支持他们的妻子参加工作；到了80年代，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男女认为，女性为自己的事业奋斗，比支持他们丈夫的事业更重要。（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1988年即使在日本这样十分“男权”的社会中，人们对男女性别角色分工的观念也在起变化。

据日本余暇开发中心1975年在东京的调查，有535%的家庭主妇对“男子工作挣钱，女子操持家务”的传统观念持否定态度；有351%的主妇并不认为“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是女性的天职，必须由女性来承担。一项1980年的调查也表明，只有29%的女性赞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当然，日本女性对于作家庭主妇的愿望比起西方女性还是强烈得多。（孟宪范，第26页下表是各国人对男女性别角色分工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中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界线：东方人对“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守家”的态度虽有不同，但赞成和比较赞成的都在50%以上；西方各国却都只有10%至20%多。由此可见，影响女性就业观念的因素中，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影响较少，文化的影响较大。

女性对“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守家”的态度日本菲律宾美国英国德国瑞典中国赞成比较赞成讲不清有些反对反对（徐安琪，1995年）《中国妇女》在1989年做过一次对城市女性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618%的人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是不合理的。在女人应该参加工作还是应该回家带孩子、做家务这一问题上，812%的被调查者回答“应该参加工作”；只有84%的人认为女人应回家。其中女性选择“工作”这一答案的占855%；男性占763%；女性选择“回家”的仅占47%；男性占131%。对于“如果丈夫收入能维持家庭开支，妻子该作怎样的选择”一问，仍有757%的回答“工作”。对于“如果社会承认干家务带小孩是一种社会必要劳动并通过某种方式付给报酬，你将如何选择”这一问题，仍有697%的人选择“出外工作”。由此可见，养育子女的社会价值不被承认并不是女人想外出工作的唯一原因，社会上的工作已成为女人生命价值和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内容，已经成为她们“自我”的一部分，如果让她们脱离社会劳动，她们的这部分自我就不能实现。

以下是北京、广州和香港三地女性就业意愿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到，北京女性在无经济必要的情况下工作意愿最强烈，广州女性次之，香港女性工作意愿最弱；但是完全不想工作的都在10%以下。换言之，90%以上的女性参加工作有着经济以外的动机。

在无经济必要的情况下的工作意愿意愿北京妇女广州妇女香港妇女还会工作想少做点工作不想工作（刘小聪，1991年）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女性的就业权利受法律保护，就业还是不就业要凭她们的意愿，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可以剥夺她们的这一权利。当然，虽然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但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实现这个权利；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使用这一权利。女性既然有就业的权利，当然也有不行使这一权利的自由。对于那些不想出来工作、选择作太太、也能够作得下去太太（物质基础和精神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的人，大可不必动员她们出来就业。作出就业与否的选择毕竟是她们的权利。除此之外，为了解决就业压力，完全可以考虑男女双方一方从事社会劳动，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但是回家的不一定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

五、两性就业平等的发展趋势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和预测，女性占世界劳动力总数的35%，并会逐年增加。可以预期，这个比例在21世纪将继续提高。然而，除非对现状做出深刻的改变，大多数女性可能获得的工作类别和报酬将仍然偏低。女性就业主要将集中于技术性较低、工资较低和职业保障最少的类别。虽然在21世纪女性在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中投入的总劳动量将继续超过男子，可是她们所得的世界资产和收入却仍会低于男子。

在美国，一个新出现的女性就业趋势是由女性独立经营公司。1972年，女性经营的公司有486000家，毛收入达235亿美元；仅过5年之后，公司的数目便增加到631000家，毛收入达450亿美元。在私人企业总数只增加10%的情况下，女性经营的公司增加了30%。目前，美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小型企业主是女性，她们办企业的速度是男人的3倍，她们的特点是坚韧不拔，精力充沛，目标明确，独立性、竞争性、自信心、灵活性都很强。从1980年到1986年，女性独资的企业已由25万家发展到410万家，增加了625%，而由男性持有的企业只增加了334%。在此期间，女性持有的企业收益增加了近一倍，由360亿美元增至715亿美元。1972年，在美国企业中，女性持有的企业仅占5%，至1986年增至30%。有人预测到本世纪末，女性将持有美国小型企业的50%；在所有自主经营的人当中，女性将占半数。（纳尔顿，1990年）鉴于美国小企业越来越多成为女性的产业，哈佛大学一位劳工经济学家预言：女性走上高级经理的职位，将是今后20年里劳动女性中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这个趋势在21世纪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法国有五分之一的小企业是女性拥有的。西德自1984年以来，新公司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女性创立的。她们人际关系融洽，不像一些男人那样把同事看成是机器，所以可以激励人们更大的干劲。瑞典目前挂有主任之类头衔的管理人员约有76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女性。前苏联每四名经济管理者有一名是女性。在新加坡，从事商业的女性占劳动力的333%，其中还有32%的人担任了经理和总经理一类的高级职务。1985年5月，欧洲第一家女性银行在瑞士开始营业，从经理到职员全是女性。沙特阿拉伯也在吉多设立了一家由女性经营、专为女性服务的银行。（费涓洪，1988年）可以预言，在21世纪，女性就业水平还将有所提高，这不仅指就业比例的提高，还指就业结构的提高。

在中国，由于第三产业的比重在生产总值中还有增加的潜力，而已有的实践和就业模式表明，第三产业对女性劳力需求较大，因此可以预见，在21世纪，中国女性的就业人数还会继续增加。以深圳这个新兴城市为例，全市32万多职工中，449%是女性。在以电子、皮鞋、手表、手袋、电器、花木等为主的宝安县龙岗工业区的4100多名职工中，女性占88%；36名正副厂长中，31名是女性。全工业区83%的干部是女性。在珠海的电子、轻纺、服装、塑料等轻、小、精、新型工业部门，女工占职工总数的90%左右。（鄢松超等，1990年）由此可以预言，随着新型工业部门的增加，女工就业的前景是乐观的。

虽然有人提出让一部分多余劳力主要是女性回家，给就业者增加工资，使其一人的工资可以养活一家人，但从1949年以来，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几十年，即使要改变这一就业模式，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可以预期，在21世纪，夫妻双就业的模式仍将是中国社会基本的就业模式；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将不会有大规模的流行。

中国政府在执行内罗毕战略国家报告中提出的支持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措施有：第一，国家要逐步增加用于支持女性参与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资金；第二，加强和完善对女性参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从物质、信息、贷款等方面支持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第三，到2000年前，在全国城镇基本上实现生育费用社会统筹。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女性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第14页针对女性职业结构不尽合理，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失业者中比例偏高以及在某些地方和单位仍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等情况，中国政府制定了如下措施：第一，在调整产业结构中，增加女性就业机会，逐步减少城镇女性失业人数，到2000年使女性与男性失业人数比例基本持平；第二，2000年基本消除招工、招考中对女性附加不合理条件，实现女性与男性在同等条件下，被录用的机会均等；第三，杜绝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第四，促进女性就业结构合理化；第五，加强社区服务，提倡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和哺育子女，减轻职业女性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女性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第19－20页世界女性还有一个就业的新潮流，那就是从军。

北约成员国中有13个国家有女兵，人数达27万人。英国的327万军人中，有154万名女兵，女军官2000多名。法国6%的军人是女性。美国军队中女兵有20万，超过了全军比例的10%。全军有3万名女军官，还有了女性陆军准将。女军人从事的专业已从救护、秘书扩大到指挥、驾驶、操纵导弹等方面，并且开始直接参战。加拿大的女兵数仅次于美国。丹麦国防部完成了派女性参加海军战斗部队的四年试验计划，结论是：她们与同级的男战友不相上下，有时甚至略胜一筹。（费涓洪，1988年）在中国军队里，女官兵约有24万，主要从事医疗、通讯、测绘、教学、文艺、科研等工作。到1992年，共有290名空军女飞行员。目前，军队中共有12位女将军，其中1位为中将，11位为少将。可以预期，女性从军在下个世纪还会有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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