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性别比（每100女性人口之男性人口数年代全人口性别比出生人口性别比（国家统计局，第13页）上表中1990年出现的不寻常的高出生人口性别比现象反映出有性别偏向的故意终止妊娠、使女婴流产的状况已经相当严重。全国人口性别比并不太高的原因并不是出生的男婴较少，而是由于男性预期寿命较低造成的。有很多女性人口寿命比男性长，拉低了在出生时不自然的过高的性别比。

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0－14岁男女性别比是1077；0－4岁性别是10995；1岁婴儿性别比更高达1121；个别地方有不自然的高性别比，例如，浙江省青田县性别比高达133，显然有人工流产、溺婴、弃婴现象存在的可能性。（朱庆芳，1991年）另据辽宁省1989年流产儿的性别抽样调查，80%的流产儿是女性。（许改玲，1991年安徽省妇联在濉溪、怀远县作了调查，发现农村出现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有的地方男女婴比例达到5比1的悬殊程度。怀远县某村1980、1981两年共溺死女婴40多个。梅庄村1982年第一季度生了8个小孩，其中3个男孩健康成长，5个女孩有3个被溺死，2个被遗弃。

怀远县1981年部分社、队男女婴比较表单位总人数男%女双沟公社栏桥公社龙亢公社河溜公社岗庙公社邵王大队华圩公社南台大队褚集公社桥口大队（《人民日报》1983年4月7日）女性因生女孩受虐待的现象大量存在，因不堪虐待而自尽的事件也时有发生。1983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天津日报》、《羊城晚报》等就歧视和虐待生女孩女性的问题作了大量报道。据辽宁省妇联、总工会的调查，一些女性生女孩后，受到丈夫公婆的歧视和虐待，有的经济上受到限制，有的被迫离婚，有的遭到打骂，个别的甚至被残害致死。有人为了生第二胎，把第一胎所生女孩弄成残废，构成了伤害罪。据沈阳、鞍山、本溪等九个市统计，1982年因生女孩不堪虐待到妇联上访的有169起。有些地区遗弃和溺死女婴的事件时有发生。（《人民日报》1983年1月31日）这类事件从两个方面显示了女性地位的低下：一是女婴在家人心目中的地位远远低于男婴；二是母亲会因为双方都有责任的事情单方面受责备，受虐待。

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应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女性因生女孩而受虐待；主要的避孕责任落在女人身上；绝育手术大都是女人做；杀女婴现象；女孩的生存机会不如男孩等等。

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分析，在生育问题上的男权制文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母性对女性的束缚。在生育上的区别是两性最明显的差异。人类在公元前9000至7000年才开始了解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男人发现自己在生育中的作用之后，坚持子女要冠男人的姓，把女人变成奴隶，使她们与娘家分隔，监督女人的性活动，令其婚后到男方家庭中居住，使她们远离亲戚，将她们放置在男方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从此以后，男权制开始大行其道。

直到1870年，欧洲女性的生活方式还是从结婚到停经一直生孩子，想中断却没有办法和工具。这一事态从1870年后开始发生变化，到1930年时，生育率整整下降了50%。这一变化从西北欧开始，发展到中欧和地中海地区，最后到达爱尔兰、阿尔巴尼亚。为这一变化制造合法性的话语是人口危机、人口爆炸等。在美国，桑格（margaresanger）开创了生育控制运动。经过1973年美国着名的罗伊诉魏德（roevwade）案件，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批准了堕胎在美国的合法化。

在中国，这一变化发生在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个女性生育五、六个以至十几个孩子的都很常见。在那时，生育是女性生活中最主要的事业，养育子女是女性一生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女性重新控制自己的身体表现在计划生育和堕胎权利上。女性在计划生育中一方面被视为非理性的、传统的，另一方面又被视为唯一的希望。如果有谁能把这个世界从人口的压力下解救出来，那就是女性。

男权制社会通过把生育哺养儿童边缘化的手段，达到将女性的社会功能边缘化的目的。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中，母性是束缚女性的符号、方法和方式。不能由女性自身控制的生育行为和母亲角色是女性终身受奴役的命运。因此，女性主义极力主张将女性从传统的母性角色中解放出来，其目的就是要为女性赋予选择自己人生和生活方式的权利。

其次，女性主义认为，新生殖技术对于女性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它揭示出身体的工具性和非自然化，使得性活动变成了一个在生育结构中可以被分解的部件。

几十年间，堕胎、避孕和绝育的技术大大发展，引出这样的问题：这一技术的发展对两性关系以及对于女性自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怀孕还是必要的吗？人工授精子女有无权利知其生父？是否只要单身女性有要求就可以人工授精？女同性恋者可否人工授精？女性可否花钱购买某位她心目中理想男士的精子？美国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女性用人工授精生育后离婚，她的丈夫不愿为孩子提供抚养费，理由是：他不是孩子的父亲。法律最终判决他应当付抚养费，因为捐献精子者并无父亲身份，他同捐血者、捐肾者的身份相同。另一案例是：一位女性借男友的“种子”怀孕生子，男友要求对孩子的探视权。法院支持了他的请求，判他有探视权和抚养责任。生理父亲不一定是伦理上的父亲。陌生的捐精者没有父亲责任，但同意妻子人工授精的丈夫却有父亲责任，因为她的怀孕是由于他的同意而不是他的精子。

生殖技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经费不足的问题，例如英国避孕研究所获得的资助仅仅是武器研究的十万分之二；还有堕胎实践中的性别决定权问题：女性能否堕胎大多是由男性医师决定的。

尽管如此，生殖技术的出现对于女性绝对是一种解放，它证明，生养孩子并不是女人的生理基因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女性现在可以不尽这个责任了，男性为此感到恐慌，总要强迫女性去尽这个责任。女性大都支持生殖技术的发展，证明这一技术是有利于女性赋权的。女性有了生殖技术就可以选择是生育还是不生育，是生多还是生少。而在没有生殖技术时，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第三，一些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保守主义者认为，生育过程中的痛苦是女性不可回避的命运和责任，既因为女性天生有很强的熬痛能力，又因为女性的“母亲本能”能够使她们不在乎疼痛。他们甚至认为，这种疼痛对女性是有好处的，使她们不能从生育过程中获得性的快乐，以保存女性的羞怯、端庄、稳重和节制。

这种观点从人性的角度看是相当无耻的。在当今世界，无痛分娩在技术上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但是不知是由于无意中的忽视，还是由于有意的冷漠，广大妇女一直没有能从这项技术的发展中充分受益，免除生育过程这一据说是出于神意的痛苦。

第四，男权制文化把母亲和女人视为从人的正常状态偏离出去的异类：亚里士多德以男性身体为标准，他甚至说，如果一切正常必生男婴；如果生女婴，必定是有什么事做错了。女性是人类的变异。怪物的想象总是同女性的生殖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生育问题使人注意到女性教育问题——文盲生育最多，生育量与教育程度成反比。但是，或许生育与教育不是因果关系，而有一个共同原因：当女性的生存条件好起来时，她们有了更多的公民权和生育权，受更多的教育，在家内和家外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具有更多样更熟练的技能，才会在财政上、实践上和精神上更加独立。受过教育的女性更容易掌握避孕方法，较少出现避孕失败的差错，也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

女性主义在生育问题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在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女性是能够得到正面的价值甚至感受快乐的。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不喜欢孩子、不愿意生育、不情愿做母亲的。当代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早期女性主义者波伏瓦正是由于否定了女性的这一快乐，才丧失了群众基础。按照她的模式，女性或者要男女平等，或者要孩子，二者必居其一。其实，做母亲同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五、两性健康平等的发展趋势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主席萨拉斯在一次讲话中说：据统计，在21世纪末，女性的数量将超过男子17500万，主要原因之一是女子平均寿命比男子高。（《中国女性报》1985年5月22日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世界女性的健康状况会有较大的改善。中国政府为了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将女性保健列入初级保健规划中，把重点放在农村，因为中国的女性保健业水平还不高，尤其在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依然存在，农村孕产妇的死亡率比城镇高出一倍。

政府制定的第一项目标是到2000年使全国孕产妇死亡率在现有的水平上减少一半；第二项目标是将女性平均寿命在1990年的基础上再提高两岁，达到73岁；第三，基本完成普查和重点医治农村女性病；第四，使农村新法接生率达到95%，消灭新生儿破伤风；第五，使缺水地区农村饮用水受益女性人口达到95%。（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女性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第21页《中国女性发展纲要（1995－2000年）》提出，将全国孕产妇保健覆盖率和孕产妇接受健康教育率提高到85%；提高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使孕妇死亡率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0%；将育龄期女性及孕妇的破伤风类毒素的免疫接种率在高发地区提高到85%，消除新生儿破伤风；使乡级妇幼卫生人员产科急救知识及产科技能培训覆盖率提高到85%；贫困地区村级接生员复训率提高到80%；将节育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控制在1010000以下。）

从世界角度看，由于科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各国女性的努力，女性的预期寿命超过男性的趋势还会继续保持下去，女性健康的整体水平可望有进一步的提高。

人口预测表明，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女性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是这样的：在2022年以前，女性人口数量将继续增加，育龄女性人数、劳动年龄女性人数和退休年龄女性人数也会相应增长。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后，上述各项指标才呈下降趋势。（朱楚珠等，1985年）在21世纪，中国的生育率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如果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大的改变，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将会在21世纪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这种变化不仅会使中国的人口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停止增长，还会略有下降。女性生育行为的改变对女性的生育观念、人生价值及女性地位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