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9月，尼采回到了巴塞尔。但是，他所有的学生都离他而去了，德国的语言学家们集体排斥他，宣布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死亡。他们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并禁止他上讲台。

欧文写了一篇书评捍卫尼采的作品，可是所有刊物都拒绝接受这篇文章。欧文对这些拒绝感到不满，于是便修改了文章，将原文改成理查·瓦格纳的一封信，并以这种形式发表了。

尼采对欧文的行为表示感激，并说道：“任何人都拒绝看到刊登我的名字。就好像我是个罪人一般。而现在，你的文章终于问世了，它是多么有力而又勇敢啊，是我们团结奋战的见证啊！我的朋友们都为此而感到高兴。我们一定要保持勇敢的信念，我一直对我们向前的道路深怀着信念。我深信，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忠诚于我们的抱负，提高我们的力量。我坚信，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将寻找到更远的目标，更加意气风发地面对未来。那些目送我们前进的观众寥寥无几，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但是如果这些人具有批判的资格，那么仅仅是这几个观众就已经足够了。”

12月初，尼采再次见到了瓦格纳，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但他们却相处得很亲密。这短暂的时光让尼采回忆起在特里伯森的愉快时光。

瓦格纳在一封信中谈到这次相聚时表达了这样的愿望：这种美好的时光足以消除两人之间的所有误会，防止他们再度发生争执。

1872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尼采拼命地工作着，他对古希腊悲剧哲学的研究进展顺利，他详细地将成果记录了下来留待以后著书用。

那些了解他性情的人将平静还给了尼采，而尼采也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方便，在这段时间里，他再次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很多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分析了这些行为：

……我们忽视了对印度文化研究中哲学的研究。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面对其中的每一件事，我们都缺乏对其与实际努力关系的质疑精神。

我们无法沉浸下来感受自然科学。我们不会像歌德那样感受到那种和善宁静的氛围。我们缺乏对历史学的热情。总之，所有科学都无法被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所谓的研究者并不具备真正的修养。他们只是将科学看作自己谋生的手段罢了。

但是，尼采无法求解，因此心烦意乱，他所质询的正是他自己的生活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最终明白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音乐家，而且也不能成为一个诗人，他早已放弃了成为这两种人的希望，他缺乏想象力，也没有能力给予一出戏剧以生命。

因此，尼采在一个晚上看清了：自己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哲学家，而且还只能算是业余哲学家、一个不完美的抒情艺术家。他问自己：“既然我唯一的武器只是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接着，尼采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只能去尽力做得更好。苏格拉底并没有创造出可以让谬论禁锢在对话者灵魂中的真理，他的目标只是要成为思想的推动者。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思想创造者，但却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批评家。”

尼采对这种力量的价值和界限作出了明确的阐释：“这将是我个人的任务。我要研究同时代人的魂质，并通过权威告诉他们：你们无法在科学和宗教中获得拯救，去找艺术和艺术家吧！未来的哲学家，必将拥有对审美文化的最高审判权，也必将有权对所有离题的枝节进行裁决。”

圣诞节到来之际，尼采回到瑙姆堡过圣诞节。瓦格纳捎信邀请他在回巴塞尔的途中前往拜洛特。当时的尼采工作繁忙，并且身体还有所不适，更重要的是，尼采本能地感觉到此时保持孤独的状态对他目前的沉思更为有利，因此他婉言谢绝了瓦格纳的邀请。

此外，尼采还匿名捐助了一笔钱给宣传机构。保持匿名符合他当时低调的生活方式，他甚至想在巴塞尔建立一个追随瓦格纳的爱好者同盟。

尼采所做的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对瓦格纳绝对的忠诚，因此当他得知，瓦格纳对他的缺席感到极为不满时，他大吃了一惊。

瓦格纳夫人在给尼采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知道，你留在巴塞尔是为了布克哈特。”

尼采回信对这件事作了解释，但是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尼采依然感到心痛。

在写给知道这件事的朋友的信中，尼采说道：“这件事已经平息了，可我还是不能彻底放下。瓦格纳知道我生病的事情，我现在沉浸于工作，需要一些自由。但自此之后，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我都会陷入更深的焦虑之中。我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伤害过他多少次了，这些事每次都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更要命的是，我根本不知道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冲突。”

这桩麻烦事没有影响到尼采的思考。在他全集第十卷中的笔记当中，尼采透露了自己思想的最细微处：“我是精神的探险者，我在自己的思潮中漫游，只要思想召唤我，我会随时待命。”

1873年年初，尼采的思想漫游最为大胆。他完成了论文《论超道德观念中的真实和谬误》，这篇文章在众多文章中显得十分冷静并且出彩。他十分看重诗人建造的幻想世界，在他看来，这个幻想世界远比真实世界重要。

席勒曾经这样说：“要敢于欺骗自己，敢于梦想。”尼采采纳了这一建议。尼采肯定，现代人的倾向是要打倒生命，肯定真实！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种盲信呢？因为它颠覆了人类更为明智的信条——打倒真实，肯定生命。

尼采在自己的思考中记下了这些教条主义的程式，但他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着。

1873年5月初，尼采准备好了所有的笔记，但是当一切就绪，工作刚要开始的时候，他突然感觉筋疲力尽，剧烈的头痛在折磨着他，眼睛不能忍受任何光线的刺激，病痛使得尼采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想要做的工作。

短短几天之内，尼采几乎成了一个残废和瞎子。他的朋友欧维贝克和罗门特都在尽力地帮助他。但是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工作，因此不能时常照顾尼采。

此时，格斯道夫正在意大利旅行，他有足够的时间。得知尼采生病的消息后，格斯道夫急匆匆赶到了巴塞尔。罗门特的一个朋友，保尔·李也来给尼采解闷。

多亏了这些朋友的善意帮助，尼采才有了和病痛斗争的勇气。他总是在昏暗的屋子里，躺在床上对格斯道夫进行口述，格斯道夫将他所说的都记了下来。

到了6月底，这本书的手稿就被送到了出版商那里。

作品完成的时候，尼采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他急切地向往着户外的新鲜空气。伊丽莎白从瑙姆堡赶了过来，将他带到了格里松山地。经过休养之后，尼采的头痛逐渐开始减轻，视力也开始恢复了。

在山地进行休养的几个星期里，尼采完成了样稿的校对，稿件的进展和山地的环境让尼采享受着那重新恢复的力量，但同时愤怒和抱负也萦绕着他。

一天，尼采和妹妹一起去了弗利姆郊区，散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城堡边。尼采说：“这里是一个多么美丽宜人的隐居地啊，如果把我们的世俗修道院建立在这里，那将会是多么的美丽啊！”

伊丽莎白答道：“城堡正好待售，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他们走了进去，对这里感到十分满意：花园、视野极为宽广的平台、带雕石壁炉架的大厅。房间不多，但是在尼采看来，这里却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房间。

这间可以给瓦格纳，那一间留给老师的夫人科西玛·瓦格纳，剩下的另外一间则可以给拜访的朋友们使用，他们可以经常住在那间房间里。

尼采计划：“在这里，我们可以建一条走廊，有了这条走廊，我们就不会受天气影响，可以边散步边交谈。因为我们不用写作，只需要少量的，但是我们却不能缺少交谈。”

尼采再次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梦境，在这里，弟子和老师就像是兄弟一般。伊丽莎白对哥哥的设想也感到很兴奋：“你需要一个女管家，我是不是人选？”

伊丽莎白长得太年轻了，所以园丁们都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

当尼采康复后回到了巴塞尔时，他的那本小册子已经激起了大量的讨论。

瓦格纳写道：“我读了好几遍，诸神在上，你绝对是我的知己，是唯一理解我的需要的人。”

而汉斯·冯·布娄写道：“你的小册子简直是晴天霹雳，简直就是当代的伏尔泰，这种东西对我而言是比赤匪或黑匪还远为可恶的魔鬼。”

而其他大多数上了年纪的评论家，都对这位年轻的辩论家予以了极高的评价。用尼采自己的话说，格丁根的埃瓦尔德、布鲁诺·鲍威尔、卡尔·希尔德布兰特，“这些都是最和善的德国人”，都在为尼采说话。批评家在文中写道：“这本小册子的出现，让我们看到德国精神朝严肃的思想和理性的激情转向的希望。”

但友好的声音却寥寥无几。这个民族刚刚尝到了征服者的胜利滋味，而尼采这句话却深深伤害了它，因此，尼采必然会收到许多侮辱和粗俗的指责，这个民族甚至给予了尼采背信弃义的骂名。

对于民众的反应，尼采感到非常兴奋。他说：“司汤达已经向我提出了建议，因此我将以决斗的姿态投身于社会。”

就在小册子出版后的几个星期里，施特劳斯就去世了。尼采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杀死了这个老人的凶器，他为这件事感到痛心。

尼采为第一次的论战所激励，他期待着更加深广的论战。他很快就准备好了一组论文，他草拟了《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个总标题，并希望能够将它们发表出来。

第一篇论文的主题由施特劳斯提供。尼采将第二篇的题目定为《历史的运用与滥用》，接下来还有另外的20篇文章。尼采认为，他的朋友们虽然还存在于幻想中，但都会在这件事上给予他帮助。

欧维贝克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现代神学的基督教》的小书，在书中，他抨击德国学究及其过于现代的倾向，他认为这种倾向对基督教的存在是一种削弱，而这也严重动摇了早期基督教的不可更改的严肃教义。尼采将欧维贝克的《基督教教义》跟自己的《d。f。施特劳斯》装订到了一块儿，并在封面上写下了6行短诗：

亲生兄弟双生子，

欢欢喜喜降人世。

目的就是铲除人间恶龙。

他们拥有两位父亲，

同时还有一部作品，

哦，多么神奇。他们的母亲叫友谊。

尼采渴望看到百花争鸣的现象出现，他这样写道：“越来越多习惯于英雄主义的人出现了，他们的出现和成长注定就是为了现代观念的论争，他们的出现，使得从前嘈杂和懒惰的文化自此而沉寂。文艺复兴的重担自此落在了这些人的身上。”

可是这件事却没有向尼采希望的方向发展，他的希望最终落空了。他的朋友没能将他所希望的帮助提供给他，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按照计划写出20本小册子，他最后留给后人的只有这些作品的题目和几页粗略的大纲。

尼采的手头还有另外一项工作，瓦格纳向尼采发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尼采能够帮他写一封告德国人的呼吁书。尼采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开始了草拟工作。他急需欧文的帮助和建议，但欧文向来做事谨慎，因此他拒绝了。

10月底，瓦格纳追随者的首脑们从各地齐聚到了拜洛特，他们邀请尼采朗读他新写的宣言《告德意志人民书》：

我们之所以要大声疾呼，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身处于危险之中，而你们却还在保持缄默，对此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我们对你们的处境感到忧心忡忡……

我们现在满怀着热忱，向你们呼喊，而我们寻求和期待的利益也属于你们，那就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名誉的拯救和荣光……

尼采在朗读这个宣言时，语气裹挟着威胁并且铿锵有力，等到朗读结束时，会场陷入了静穆当中，没有观众对这个演讲表示赞同。

尼采也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最后，终于有听众发表了评价，他说：“这个演讲太严肃了，言辞不够礼貌，必须要进行大量的修改。”一些人认为“这看起来和一封修道士的训诫书没有什么分别”。

尼采没有作任何争辩，他默默地收回了这封训诫式的草稿。

所有听众中，只有瓦格纳一人对尼采表示了极大的热忱，他全力支持尼采。他说：“不要着急，我们要做的就是再等。不用等多久，他们就会回来，遵从这份宣言的。”

在拜洛特，尼采只待了很短的几天。现在的境况令人绝望，公众们几个月以来一直都在嘲笑这项事业，而现在他们似乎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宣传工作被一种可怕的冷淡阻碍了。筹集资金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诸如商业贷款、抽奖等所有计划都被取消了。

瓦格纳的追随者又寄信给德国许多剧院经理，请求各剧院进行一场义演，同时把义演所得的收入用以资助拜洛特，三家剧院都回了信，但都拒绝了这个请求，剩下的则没有回音。

尼采重新回到了巴塞尔。格斯道夫帮助他成功起草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的第二篇《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但是，尼采几乎不再写信，不做笔记，也没有对未来作出新的规划。

帮助瓦格纳取得成功，并为取得成功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尼采年轻时的愿望，但是现在这两个愿望却同时破灭了。他四处请求帮助，但却都遭到了拒绝。他收到的答复大多是：“你的东西过于严肃，太一本正经了。”

面对这种情况，尼采扪心自问：“拒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瓦格纳的艺术不是一项神圣庄重的事业？”为此，尼采的心情开始变得忧郁，觉得失去了尊严，他的自尊和梦都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