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的月光下，一双手捧着皮囊，从烽燧边的野塘取水。一只粗壮的手猛然将这取水的人擒住。皮囊缓缓坠地。烽燧内，灯光，僧人的背影，光线摇曳中戍边的将士。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高僧玄奘发端于他奔赴西天的取经之行。初唐时代的西北边陲，叛乱迭出，异族频扰，烽烟不绝（莫高窟第45窟胡商遇盗图）。地处丝绸咽喉的敦煌更是几易其主。朝廷明令百姓不准出蕃，所以玄奘一入河西，便不断遭遇阻拦。他只能日伏夜行，偷渡玉门关。但在他取水时，被守卒捉住了。然而玄奘以他的志向远大，坚毅赤诚，不畏生死，感动了烽燧校尉王祥，非但没有对他治罪，反倒赠送食物和水，指点他西去之路。

玄奘便只身纵入连鬼魂也会畏惧的死亡之海，开始他那漫长又艰辛的取经大业。

（可怖的莫贺延碛。高昌。葱岭。巴基斯坦与印度。《大唐西域记》。西安大雁塔内的《玄奘取经图》。兴教寺玄奘舍利塔）

在这壁画上出现的那个为玄奘保驾护行的猴子形象，说明远在《西游记》成书之前，就已经被人们口头创作出来。它表达人们对这位高僧的关切与敬仰，同时也体现西行路上的坎坷多难。

（榆林窟第三窟普贤变上的《唐僧取经图》。《西游记》古本插图。丝路荒凉的景观）

玄奘在外十八年。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他取得真经归来，此时的大西北已改天换地，全然另一番面貌了。

玄奘当年出行，出玉门关，走丝路的北道；此时归返，取丝路之南道，进阳关。唐太宗李世民令敦煌吏民去到阳关相迎。人们夹峙在城关两旁，对万里归来的玄奘一齐鞠躬行礼。

所谓阳关大道，其实本无道路，孤单单一堵城关，内外大漠浩荡无涯，车马寥寥，随意而行。然而此时玄奘看到的却是，中外商旅，往来不绝；各色珍奇，掠目而过；美艳胡姬，浪漫乐师，清雅画人，夹杂其间。长长的骆驼队看似无始无终。一种盛世之感被亮丽而清新地表现出来了。乐师们随手弹唱西域乐曲。

唐代开国的两位皇帝李渊父子—史称李唐王朝，很善于从前朝的成败功过中吸取“前车之鉴”。尤其是这位光耀古今的唐太宗李世民，一边采取全面改革措施，均田勤农，轻役薄赋，广开言路，倡举廉政；一边像隋文帝和隋炀帝那样，把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看作富国之道。经过二十年不间断的武力征讨，平定了河西一带种种反叛，荡尽了西域诸国的种种干扰。到了玄奘归来的时期，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刚刚征服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丝绸之路的血脉已然运行舒畅。

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把具有行政效力的都护府扩展到安西的于阗、龟兹、疏勒和碎叶四镇，并沿着丝路设立大批低一级的都督府，构成了庞大的权力网络。大唐的威力进入辽阔的中亚地区。这样，东起长安，穿过河西到西域，再到中亚，便连成一个融会贯通的经济环境。丝绸之路如同实现了它千古梦想那样，成为一条贯穿欧亚的地球上最长的“阳关大道”。大唐进入它黄金般的盛世，（莫高窟的第220窟“帝王图”。唐代在西域和中亚设置都护府地图。李渊和李世民父子画像。西安出土“牵骆驼俑”）

整个世界通过这条大路，开始享用到才智非凡的中国人所拥有的造纸术、养蚕术、金银器制造术、炼钢术、打井技术以及农耕经验。当中国洁白柔细的纸出现在地中海沿岸时，那里就不再使用粗糙原始的纸莎草纸了。

（埃及纸莎草纸）

就在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和文化财富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域外文化，近及中西亚，远至欧、非洲，有如江河倒贯，直入中华。

（陕西县的丝路古道）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像唐朝这样，融入如此巨大的外来文化。

（陕西博物馆藏牛首玛瑙杯、希腊铅币、罗马金币、波斯银币、波斯式舞马衔杯壶等）

对于唐代中国人的生活，发生全方面影响的是胡，（永泰公主墓出土的“胡人俑头”）

胡，有别于华夏正统文化。它实际是一种外来的生活文化，从西域各少数民族，中西亚诸国，乃至欧洲和非洲，一切来自西方的人与文化，全在胡的概念范畴之内。在丝绸之路全线开通之际，这种一涌而入的奇风异俗、奇装异服、奇食异味、奇乐异舞，顿时使大唐的朝野上下为之着迷了。

盛世追求享乐，而最具新奇感和诱惑力的莫过于异国的事物与文化了。

这种被唐人称作胡的文化，便像风一样吹遍整个社会生活。人们形象地称之曰胡风，（陕西博物馆藏彩绘胡装俑。卷发俑。白瓷抱瓶俑。外国人陶俑。南京博物馆藏陶胡俑）

在长安城内，到处可以吃到胡饭与胡饼。饼是从西域传入的，大概如今中国人无人知道了。胡麻油的引进，带来了珍馐佳馔的花样翻新。中国人本来都是烹调的艺术师，在胡食刺激下，酒席饭宴更是繁花似锦。尚书韦巨源向唐中宗进献一顿奢华至极的“烧尾宴”。从菜单上开列的五十八种菜品小吃来看，一半以上掺入了胡味。至于又辣又香的胡椒，尤其使唐人兴奋，口胃大开。唐代宗时，宰相元载贪赃受贿，抄家时竟查出胡椒900石，这足以显示唐人对外来事物由衷的喜爱。

中国本是酒之国。然而区别于传统米酒的外来酒—高昌酿法的葡萄酒和波斯酿造的甜酒，使得唐人醒也美哉，醉也美哉，无论醉醒全是别样的滋味。唐太宗平定高昌时，宫中所饮庆功之酒，都是太宗李世民亲自监制的，看来酒也是外来的受宠。

（唐代酒具和酒坛）

美国人谢弗写了一本厚如砖块的书，叫作《唐代的外来文明》。书中把他所知道的涌入大唐的“舶来品”分类开列出来。从大象、狮子、土拨鼠、频迦鸟、孔雀、海豹皮，到菩提树、乌木、葡萄、石榴、苏合香、波斯树脂、毛毯、雌黄、孔雀石、玻璃、琥珀、灯树、盔甲、旅游书和地理书，日历和地图，足足有数百样。

（海兽葡萄镜。壁画上的频迦鸟、灯树、毯子等）

其实这位美国人又所知甚微，他所述及，不过九牛一毛。单是来自西域的娱乐方式，比如马球、棋类、双陆、杂技、魔术等，便不胜枚举，又都是大唐盛行的游戏。唐太宗、玄宗、熹宗，全是打马球的高手。而武则天和狄仁杰更善于在棋弈表现非凡的智谋。至于来自“西凉伎”的舞狮，已经纯粹成了今天中国民间的“国粹”了！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室“下棋仕女壁画”）

大唐真是个尚胡的时代。大唐的开放，使自己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像鲜花那样夺目地大放异彩。

在炫目的胡风中，最令唐人激动不已的是胡服、胡妆、胡乐和胡舞。

衣饰华美讲究和标新立异是盛世之征象。在唐人服装中，以新奇而神气的胡服尤其受到宠爱。最流行的男子胡服，是一种窄袖长身袍和各色幞头、素皮靴子组成的新式样。窄袖来自于西域和中亚；靴子则是北方牧民们的常服，这种新服式比起传统长袍大袖，无疑精神和利索多了。

（西安出土“彩绘胡人骑马俑”。莫高窟第390窟供养人。第45窟普门品和故事画中的人物。第217窟观音普门品人物以及第159窟、85窟、12窟等故事画中人物，等等）

女子的服饰装束，向例比男子考究。

富足而尚美，女性妆扮更是异彩纷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屏风画残片》、《舞乐屏风》，故宫博物馆《挥扇仕女图》等）

唐代女子大多是长裙遮足。发式与化妆就成首要的了。女子的发式有如男子的幞头，只是花样更加繁多。在奉为时尚的回鹘髻、百合髻、高髻、半韵髻、抛家髻、云堆髻、乌蛮髻、素缩乌云髻等几十多种发髻中，最喜闻乐见的便是由西域传来的堆髻。

（莫高窟第375、334、217、130、45、159、330、334、12等窟妇女各式发式）

发式仅仅是一种陪衬，女人美容的中心乃是能使容颜生辉的化妆术。无论开颜画眉、制蝉鬓、涂胭脂、抹铅粉，还是点唇脂、晕额黄、贴花钿、画花子，都有数不尽的妙法巧术。施用的材料，无奇不有，单是流行的口红，就有十多种。许多化妆技术和用品都是乘驭胡风而来的。这便使唐代女子更倾目于穿过阳关那条神奇的路。

（莫高窟壁画中各种化了妆的女子的面部细节。西安出土的“彩绘女子俑”和“三彩女坐俑”等）

至于女子最时髦的服装，也像男子那样，是一种“窄衫小袖”。胡人穿窄衣，为了驰骑与行动的方便。但在唐人看来，这种款式却新颖爽利，健美俏皮，有种奇异的美（莫高窟第212窟供养人）；还有一种“圆领短袖”的女服，也是外来的流行服装（莫高窟第329窟供养人）。唐代女子喜欢上身穿各种外来的窄衫，下身穿各样材料与花饰的长裙；领口开得很低，衫内不穿内衣，露着雪白丰腴的酥胸，外披透明的纱巾，似遮未遮，颇含性感。唐代女子的开放意识，由此可见一斑。还有些女子，以穿丈夫靴表达昂扬之气概，那就非要一股勇气不可了。

（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章怀太子墓《观鸟捕蝉图》、周昉《簪花仕女图》、张萱《捣练图》、陕西省高平县李凤墓壁画等）

唐代初期，还时兴过一种和帷帽。是黑纱挡身遮面，帷帽又称面帽，是从帽沿垂落纱巾，很像中世纪欧洲女人的面纱。帷帽是西北吐谷浑人用来遮挡风沙的，唐初被引进，演变成这种优雅的流行帽。富人家的女子或宫中女子外出时，还用它来遮掩面孔。但到了盛唐，女人们急于抛头露面，展示自己的花容月貌，便把它抛置一旁，连宫女们出行也弃而不用了。

（莫高窟第217窟妇女，长者。第321窟骑马女子。陶骑马女俑，上海博物馆藏。辽宁省博物馆藏《虢国夫人游春图》）

大唐女子，崇尚健硕。她们身穿袒胸露臂的窄衫，在酒肆里豪饮放歌，用地道的西域乐器演奏龟兹乐或西凉乐，和胡姬们跳着疾如狂风的胡旋舞，骑着英俊的胡马招摇过市，甚至去和贵族少年们到马场一试身手。

（莫高窟壁画胡旋舞，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等）

这些受着胡风强烈影响的女子们，也和她们所效仿的胡女一样，能歌善舞，精骑善射，崇尚武学。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曾组织一支“娘子军”，标榜巾帼，助父杀敌；武则天14岁在宫中做才人时，就要用铁鞭去驯服一匹由西域进贡来的名唤“狮子骢”的性情暴烈的悍马。

（西安出土的胡姬俑）

在古代封建社会，女子威武，往往是国家强盛的标志，女子放达，常常是社会开明的征象，有人一直弄不明白，大唐哪来的胆量，敢在大街上玩那种从罗马帝国传来的往赤裸身体泼水的“泼寒胡戏”？其实这期间半裸的飞天已经在莫高窟里满天飞舞了。

（莫高窟第57窟散花飞天、第321窟双飞天、第320窟华盖飞天、第158窟吹笛飞天，榆林窟第15窟伎乐飞天，等等）

到底是这狂放骠悍的胡风，助长了大唐盛世的的气概，还是国富民强的时代，正需要这种外来的雄强奋昂、健康自由的异域文化？

从中使我们深深感动的，却是大唐对待外来文化的胸怀与魄力，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想象唐代对外开放的程度，我们无法看到当年丝路上万国来朝进贡的盛大景象。但从莫高窟内这幅《说法图》—中国人形象的佛陀在讲经，各国王子在听经—就能感受到大唐的至尊与宽宏。一时，诸国王公贵族来朝做官者甚众。正月初一，向唐太宗贺岁的五品之上的胡人官员，竟达一百人。不说古代，在当今这个号称开放的世界上谁人能有此气魄与胸襟？

（莫高窟第220窟《药师净土变》）

唐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胡人？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唐太宗攻破突厥后，曾安置突厥贵族一万家在长安定居。把敌俘安排在身边，这本身就需要非凡的胆识。如果按每户五至八人计算，单是长安的突厥人就有七八万之巨。而寓居长安的，还有中亚昭武九姓诸国人，东邻日本人、高丽人、契丹人，西域各族各国人，既有王公贵族，又有商人僧侣。西亚的波斯是沟通中西文化最活跃的国家。波斯王卑路斯被大食驱逐后，携子到长安定居。长安的西市有专门供应波斯食品的商店，可见长安的波斯人数量之多。

（唐·阎立本《步辇图》、《职贡图》。章怀太子墓《礼宾图》。莫高窟壁画中的各国各族人的形象。西安土门村出土之汉—巴利文碑等）

丝路开通后，大唐的高度文明与殷足物质，吸引由世界各地前来的商人、工匠、艺人和留学生日益增多。这些人无不以崇慕敬仰之情向往中华，以能一到中国的名都长安、洛阳和扬州为荣。甚至还想死后“转生中国”。不说内地，单是敦煌一带落户的粟特商人就住满一个乡。而在大都市达官贵族家做仆人的“昆仑奴”，都是来自更遥远的非洲。据公元787年（贞元三年）的一次调查，在长安居住拥有田产的外国人，总共四千户。由此推测长安城共有十多万外国人。按照当时长安居民人口总数一百多万计算，至少十个人口中有一个胡人，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比例数字！

（西安出土黑人陶俑）

这样巨大数量的外国人居住国都，甚至入朝为官，唐王朝非但无忧无虑，从不感到威胁，反倒处之泰然。唐人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态？

（《长安城复原图》）

莫高窟这幅《维摩变》十分耐人寻味。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模样像中国人的维摩诘被当作中原帝王；外来的菩萨文殊一直被当作西域的象征。有趣的是这幅画下方—在文殊一边听经的人，给故意画成中原君臣；在维摩诘一边听经的人却是金发碧眼的各国王子。这种交叉起来的表现可谓别具匠心。把本来带有对立意味的场面，画成一个和谐融洽的整体。

（莫高窟第103窟东壁南北侧“维摩经变”）

唐太宗李世民关于破除“贵中华、轻夷狄”的主张，特别是对各族各国“爱之如一”那个著名的口号，是大唐面对世界的一面恢宏大度的精神旗帜，一个敞开的胸怀。

就在这“爱之如一”的口号下，大唐对外来的一切几乎无所不包，从物质内容到文化习俗，从精神方式到宗教信仰，全部拿来，毫不介怀，不用的便置之一旁，有用的便据为己有，我们至今还能找到当时听凭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传播的遗迹。而在宗教信仰上的宽许，才是胸襟博大的最大表现。带着不同习俗和信仰，同住长安，和睦相处，这是人类中古史的奇迹，也是大唐极盛的深在缘故，（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藏经洞经典。清真寺）

不同的精神文化相接，才能各放异彩。在唐代诗坛上，李白的长歌短句中总是洋溢着道家的精神；杜甫和白居易的韵脚则一直严谨遵循着儒家的规范；而王维崇佛，自号摩诘，笔下自然时出禅意。为此，唐代诗圣们的风格相互之间更是去之千里，反过来又交映出大唐文学天空的一片璀璨光华。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本来不信奉佛教。他们把道教列为首位，儒家次之，佛教排在末位。但他们从来不排斥或贬损佛教，反而“情深护持”。已然中国化的佛教则凭借自身的精神魅力，像春草一般在广大民间生气勃勃蔓延着。敦煌莫高窟在初唐时代，仍开凿出四十七个新窟。佛教艺术在初唐万物蓬勃的大背景上，也展露出面貌一新的时代景象。

（莫高窟初唐洞窟外观）

武则天具有划时代意义。

（武则天像）

她与隋文帝有两处相像，一是都在尼姑庵里生活过，二是都崇信又都利用佛教。但不同的是，武则天是在唐太宗去世后，也就是她26岁时，才入感业寺为尼。她不像隋文帝生在尼庵里，对佛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虔信，因而她在利用佛教时更清醒和更聪明，她在唐高宗故去第二年（公元689年），准备废黜唐中宗李显而自立为皇帝时，便动用了在民间深具影响的佛教为工具。授命洛阳白马寺和尚薛怀义和沙明等人伪造一部《大云经》，声称武则天就是未来佛弥勒佛转世，天经地义应为人间主宰。同年九月，武则天登基后，即刻下诏将《大云经》公布天下，并在各州建大云寺，佛教便从末位升为首位，并在政治的强刺激下急速发展，全国各地兴起雕塑弥勒佛的热潮。

（永靖炳灵寺171龛大佛，高28米；武威天梯山13窟大佛，高26米；甘谷大佛山大佛，高233米。山西五台山佛光寺。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遗址。藏经洞文书《大云经疏》等）

薛怀义可谓一位最善逢迎帝王的和尚。公元695年（延载一年），他在洛阳功德堂建一尊高900尺的大佛，仅脚趾上可坐许多人。可能这尺寸的说法有些夸张，而且巨佛已佚，无以为据。但从四川乐山的嘉定大佛看，仍可以领略盛唐大佛无比庄严宏大的气魄。

（四川乐山大佛，脚上可站多人）

这样，在敦煌三危山叮叮当当的开凿声中，莫高窟历史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与薛怀义在洛阳功德堂所造大佛的同时，禅师灵隐与居士阴祖造了举世闻名的北大佛（莫高窟第96窟），显然也是及时配合中原朝政之作。这也反映出此时敦煌与中原联系的紧密与通畅。

开元年间，僧人处谚等又造另一尊南大佛（莫高窟第130窟）。这两尊善迦坐弥勒像分别高33米和26米。虽然历时千载，多次重修，仍不失其庄重沉稳、丰满健伟、元气充沛的盛唐精神，堪称东方最大泥塑的佛教精品！它究竟用了多少泥土，已经无法计算！据说当年仅造佛工匠一天吃盐就要两担，可见用工之巨！此非盛唐，不可为之。

如果说唐以前，外来文化从丝路是一点点进入，一点点消化，那么到了唐代，则是一股脑地涌入，大口大口吞咽，转瞬便幻化成一个博大雄浑的唐文化来。

文化交流的双方，不会一个消灭一个，只会相互吸收、充实和加强。那么，自信便是第一位的，交流基于自信，开放更要自信，一切魄力，胆识，勇气，襟怀以及阳刚之气，全源于自信，（西安出土的无比精美的“菩萨残像”、“昭陵六骏”、“三彩天王像”、“武士残像”等）

大唐之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世界上唱主角，一方面它有主角的实力，一方面它有主角所必需的自信心。

这样，它才能一边由玄奘到天竺去“拿”，一边由鉴真到日本去“送”，拿和送，都是文化交流，在这交流中，既用西方文化营养了自己，又用中华文化营养了日本。这便造成了当时世界的繁荣，一个多么优美迷人的历史文化的大动作啊！

（长安。京都与奈良的古城和古街的风景。唐招提寺和鉴真和尚干漆像）

旷朗的唐陵。乾陵前守陵的胡人王子使臣的六十一宾王石雕像。象征着胡人将领的神奇十足的顺陵走狮、乾陵翼马、桥陵鸵鸟。苍古沉黯的桥陵华表。

华表既是装饰，也有纳谏之意。

这华表上方是具有波斯文化印痕的太阳，底座的莲花带着印度文化的影响，多棱的柱体明显富于两河流域的色彩，上面还雕刻着罗马式样的忍冬纹与卷草花纹。然而它是一件大唐风格的古物。它不是多种外来文化的拼凑，而是浑然一个再创造的有灵魂的艺术整体！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告诉我们，在面对着外部世界的文化时，不要惧怕，不要担忧与过敏，不要犹豫不决。永远地把自信作为自己的重心，把魄力与胆识贯满全身，张开双臂去拥抱世界吧，大唐施惠给世界，也受惠于天下。

（莫高窟第220窟和45窟全景）

历史给这一真理最美丽而坚实的证据，还是在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