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渐渐冰冷，四周一片黑暗，我依旧一动不动地缩着。如果不是忽然响起熟悉的声音，我几乎以为自己也成了一座假山。泛着金属光泽的钢圈刺痛我的眼睛，我起身，无措地站在草地上。

屿叔转动钢圈，草腥味伴随着碾碎声浮动在空气里，可是轮椅却以近乎停滞的速度前行。

“我不太方便过去，你来。”

我走过去。他的物理高度让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向下移。

“现在我得仰着头看你了。”他似乎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就弥漫出一股潮湿的沉重。

于是我再次蹲下。

他的面容在黑暗中模糊不清，悠长缓慢的语气营造出无限凄凉的氛围：

“我以为你走了。”

我没说话，只是一味摇头。其实我想说“这场意外是因为我才发生的，所以我该留下来”，这是最直白也最古老的表达，可同时我也明白此言一出，我的去留就由感情问题变异成了责任问题——是的，变异。之所以不是“上升”

或其他什么，是因为我从来不觉得在这类问题面前，“责任”会比“感情”高尚到哪里去。

他在叹息：“如果不是韩熙宁刚刚在火车站打电话给我，我真的以为你已经走了。”

“你这是不相信我吗？”

“是我不相信我自己。”

叹息一声接一声，像午夜拍打礁石的海。

“汀汀，我实在觉得有必要跟你谈谈我的现状。”

“我都说了我不想听！”

他就像没听见，望着茫茫夜色：“还是说开的好。我……我可能以后都会是个残废……”

我捂着嘴：“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就当我知道了行不行，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呢，就当我知道了不行吗……”

“别这样孩子！”

“你干吗不骂我呀！”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潜意识中，我希望他对我的漠然持续得再久些，这样至少能一定程度地减轻我的负罪感。可宽恕的信号就这么匆忙而温柔地到来了。“你干吗要去二中？我就那么重要吗直升就那么重要吗？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啊！？”

我把脸埋进他的双腿。我不是没想过要把实话告诉他，可我的冲动是气球，勇气却是一根针。

他抚着我的头发，苦笑：“韩熙宁不该告诉你这些……知道了，也不过是徒增无谓的烦恼。”

“这不是无谓的烦恼……我还记得你说过，子女对父母的爱之所以远不如父母对子女，是因为称谓问题。”他手背上的淤青让我回想起那天在医院里，他把一切都解释得那么合情合理。如今回想，病情卡一定是被他提前收起来了，点滴也一定注射了很多天。“可我今天才明白，正是因为家长从不在孩子面前提起不易，才使得他们之间缺乏交流的共同点——如果不是阿姨，我可能永远不知道屿叔为我受了这么多苦……”

“可那些苦对家长而言甘之如饴……去北京，会有无忧无虑的生活等着你……”

“可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那会遇到许多麻烦……”

“可我一点儿也不怕。”

“能给我个理由吗？”

我脱口而出：“你上次说，如果有一天‘屿叔’这个称呼被替换成别的，你会特别失落。可你知道吗，如果有一天我没法儿再这样叫你了，我会比你失落一万倍——”

他忽然将我紧紧抱住：“谢谢，谢谢宝贝。”他的声音很模糊，温热的液体滴入我的衣领。

我几乎窒息：“再也不赶我走了吗？”

他用力地点头。

我攥起他冰冷的手：“那我们明天就去办领养手续，这样我就是你的女儿、再也不用怕那些吓唬我的话了……”

“谢谢你留下来。”他在答非所问。

我以为以前的生活又回来了。多年前就选择游离于这个家之外的韩阿姨并不能决定什么。我幼稚而狂妄地认为，只要我们两人都在，家就在。家在，一切就都会是原来的样子。

说真的，我还妄图通过那个熟稔的拥抱消除和改变什么。可事实上它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那次温存，同接下去的艰苦相比，也可短暂得忽略不计——我所要面对的依旧是心底最深重的内疚。如同哥伦布虽然回到了起点，却只能独自面对物是人非的最初。没有人知道在看似平静温暖的表面下隐藏了多大的空洞，除了我。

屿叔对轮椅的抗拒因为我的出逃而结束，漫长的康复生涯也在不久后开始。

复健室内窗明几净，各式各样的器械摆满了不大的屋子。康复师顺手扶住他的轮椅。然而刚刚还默不做声的他忽然变得那么刻薄：“你不知道在国外随意帮助残疾人很没礼貌吗！”

康复师笑笑：“可这是在中国。并且，您不该拒绝我的好意。”

“要是我坚持拒绝怎么办？”

康复师无奈地耸耸肩：“那好，随您，可您总有一天要适应这种有人帮助的生活——”

我及时地制止了他接下去的话语。屿叔转过头，语气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威严：“出去！”

“可——”

“没我的允许不准进来——这是命令。”

我坐在复健室外面的走廊上，可心中依旧不踏实。放下表格我悄悄向复健室望去，屿叔的轮椅就停在中央。复健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在训练，他的身影看上去很是孤单。

他试探着抓住两旁的钢圈，将轮椅的前半部抬了起来。我的心立刻提到嗓子眼，连呼吸都变得格外小。果然，由于重心不稳，轮子忽然向前滑动，他后仰着摔了下来！

我不顾一切地跑进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么狼狈：汗水顺着脸庞一滴滴掉下落在地上，衣服被汗水湿透，紧贴着皮肤。

“我扶你——”

“不用！”

“那我帮你把轮椅——”

“不必！”

“让我——”

“给我走！”

我回到门外，躲进他视线无法抵达的盲区，相继目睹了他的徒劳无功、决不妥协，以及和付出相比十分微小的成效。当他终于凭借一己之力坐回轮椅时，衣服已全部湿透。可我再也不敢轻易进去，仿佛我身上系着一根引线，会在冲进去的瞬间点燃，炸毁的是他奄奄一息却又一息尚存的尊严。

如今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只觉得像在地狱深渊里走了一遭。最痛苦之处并非面对内心时时刻刻的煎熬、斗争、内疚、担忧，而是当我试图通过尽可能地照顾他以消除自己的内疚时，得到的总是他不遗余力的反对与躲闪。

没错，躲闪，就是这个词，它无比精妙地描述了他在面对帮助时的状态。

那条逻辑线里包含的是填也填不满的脆弱、落差，以及对现状的恐惧。他曾经是那么强大而体面的一个人，如今却发生如此重大的变故，只能坐在抛也抛不掉的黑色轮椅上，以一米二的高度仰视整个世界。

有时我还会想起那次在医院里的相见。他如今的失落甚至失重，是不是因为把受伤后本就不多的高昂情绪全部调动出来在那天用尽了？在他心中，是不是早已决意在那之后，彻底与颓废和黑暗为伍？

我想我的青春叛逆期是随着那场意外一同暂时消失了，那些无名的怒火和伤心从我的体内潮水般退去，只剩下斑驳的灰白色岩石，等待着海与风日复一日的消磨。很多个夜晚，我都会静静地站在镜子前面，试图寻找些什么，却终究徒劳无功。于是我明白，成长无声。

屿叔在两周后的下午出院。他住院时是四月，天气微凉，偶尔下场雨之后还得穿长袖。如今却逐渐转热。出院的必经之路是一条长长的回廊，他摇着轮椅走在我前面，走在树丛与花辟出的路上。那些花开得极铺张，像是孤注一掷地要把生命结束在五月，以此欢迎他开始新的生活。我试着为我们以后的生活做了计划，可我却不知道他也在计划——计划跟我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甚至致命的事。

回家后，我站在饭桌旁，揭开秘密一般地将反扣的瓷盘一一翻开。那时我的心中依旧有希望，我在心中默默盼望他能被家里发生的变化所感动，那是维系我至少一周不内疚的养分。

许久他终于开口：“这些……都是你做的？”

“嗯。”

“哦……那不错。”

——那一丝笑容是硬榨出的，就像从一个干柠檬里面硬挤出汁液一样艰难。他在尽量保持自己情绪的不失控，就如同他现在需要花上更久的时间保持身体平衡一样。

他的彻底沉默是在见到新卧室之后——那曾是个闲置的储物间，如今已被我打扫干净，连楼上卧室的家具都一件不剩地找人搬下。就在一周前，当我把它打开的时候，灰尘像受了惊吓似的在空气中逃窜，一如我当时焦灼难安的心情。打扫完以后我把自己丢在里面。我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让我冷静，也让我疯狂。

“如果屿叔有什么事，可以叫我。”我指了指对面的卧室，“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有什么事该互相帮助的。”

他没说话。

“晚安。”

“你等等。”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我考虑了很久，这个家得有个规矩。”

我不懂他的意思。

他的语调缓慢可是坚定：“我是说你没必要大包大揽。许多事是你不能也不该做的，总得把它们规定出来。”

他的话语打破了我这两周以来制订的所有计划。我确信他已看出我的“野心”，即包揽一切家务并且照料他的生活。而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大概是因为再这样下去他费尽辛苦维持的理想主义迟早会在现实面前溃不成军。相比那场车祸，这更令他恐惧。

我想反抗，却又不敢，因为说出“规矩”时他眼睛里闪过的锐利让我害怕，仿佛那真的不可侵犯，就像生命。于是我乖乖地拿了纸和笔，在他对面的地板上坐下。

“一、严禁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形式的帮助，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

我照写，他补充：“其中也包括韩熙宁。”

我点点头，尽管我明白假如服从这个逻辑，以后的日子会艰难许多。

“二、严禁送叶屿去康复中心，叶屿做康复训练时严禁进屋探视；未经叶屿允许严禁进屋。”

充满“严禁”的绕口令般的长句子说下来竟没有卡壳，想来势必已深思多日。最令我害怕的莫过于提到自己时全部以“叶屿”代替，这种刻意为之的疏离让我深感不安。

笔杆沉得拖不动，用蛮力，却把纸面划出了一条长长的伤口。

我终于没忍住：“我能送你去楼下吗？”

“楼道里有电梯。”

“那你上计程车怎么办？”

“司机可以帮我把轮椅收起来。”言语中透着的决绝味道让我觉得他非这么做不可。

“……那好……好吧。”

“最后一条，”像要借有意的停顿而强调其重要性，“严禁给叶屿提供任何帮助，和照顾。”

“怎么可能！”我几乎在冲他喊，“答应让你一个人去康复中心就已经很让人担心了，我怎么可能再让你自己照顾自己！”

他整理袖子，淡淡道：“我没你想的那么弱。”

“你需要有人帮忙——”

“我不需要。”

“可是屿叔——”

“没有可是。出去。”

我在次日清晨早早醒来，准备了简易早餐后重新回屋。不一会儿开关门声响起，我跑到窗边，躲在帘后，屿叔摇着轮椅的身影从楼洞里出现。十多年前的无障碍设施不比现在，突出的马路沿儿就在他面前挡着，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轮椅向前摇动。

轮椅剧烈地颠簸。

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幸好有惊无险。

他也松了口气，开始拦计程车。

那是周末，加之在清晨，拦车根本不是件难事。可他一辆车都没拦到——没有一辆车在他面前停下，在我注视着他的这十分钟里。我亲眼看到那些亮着“空车”牌子的计程车从他眼前飞驰而过，仿佛目之所及仅限于一米二以上的高度。

我不忍再看，只得把视线收回，那张合影就悄无声息地摆在床头。照片是韩阿姨拍的，记录下的是婚礼那天，我跟他吹口琴时相视而笑的瞬间。我盯着那张照片一直看，直到上面的一切都成了重叠的影像。

可是这样的生活早就奔流不复回了。

屿叔回家已是中午，什么都没说就直接进了卧室。把“约法三章”贴到墙上的空当儿，隔壁房间忽然传来一声狼狈的闷响。

不知寂静了多久，同样的闷响再度传来。

我的心被恶狠狠地抓起。每一道随之凸起的褶皱里都存储了无数随着声响而衍生的画面，我的体内被安装了一个定时炸弹，我能听到它“滴滴”的声响可不知道它确切爆炸的时间——也许是下一秒，也许还要等上半个小时。

我觉得自己快疯了。

可我并没有像上次那样把门撞开，尽管我动过这个念头。勇气在我出门的瞬间减了一半，来到屿叔门口的时候就全没了。

我只能折回房间，翻箱倒柜地找出一个气球，吹起之后将它同一只拿着纸条的布偶系在一起。纸条上有我写的一行字：屿叔，你疼吗。

“难道‘约法三章’就这么不顶事儿？”我刚推开门，他的声音就迅速地响起，因疲倦而发出的喘息在每一句的末尾掩饰不住地飘出来。

我惊得一抖，松开手的时候，布偶已经同气球一起跌落到了地上。

因为系着气球，它在地上像精灵似的一跳一跳，就这么跳着，跳进了房间。

由于门开的角度，我仅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下午的光线被门切成了一个长条，落在半张桌子上。布偶渐渐从我的视线中消失，紧接着就是一片寂静。

一个浅灰色的椭圆形阴影慢慢出现在光线的长条之中，我抬起头，那只气球孤零零地落在桌边。其实如果门的角度再稍稍开大一点儿，我就能看到屿叔把布偶拿在手里端详时脸上柔和的表情。

地板被压动时发出的“嘎吱”声忽然传来，半个轮子出现在我的视线，又忽然停住。一只大手把布偶放在桌上，紧接着那半个轮子缓缓隐去，消失在我的视线。

“我不疼，真的不疼，关门吧。”

我把门掩上，一声闷响又猝不及防地爆炸在空气中。

家里的玻璃杯每天都在减少，我猜测是他心里苦闷时背着我砸碎的。可他只字未提，我也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灰色压抑的生活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继续。屿叔每天早出晚归，一周见不到一次是常事，同时见不到的还有他的不方便。或许，他在试图让这个家和我们的相处模式看上去都像以前一样。但他不明白，以前的相处之所以让彼此舒服，是出自水到渠成的自然，并不是强扭来的。而如果不是这场意外，他的极端执拗大概会永远作为潜在的性格，在体内秘而不宣。出院至今，家里没有来过一个探望者，我大约猜出原因：在一个极度自尊的人面前布施怜悯是可悲的，而更可悲之处在于，当决定前来探望时，他们的一举一动中又偏偏无一不带着怜悯。

那是入校一周前的夜晚，空气仿佛被烧着了。我只穿了一件吊带裙、把所有的头发都挽上去依旧觉得热，可屿叔居然穿起长衣长裤，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那些卡得恰到好处的肩线都有了下坠的趋势，袖口也松了不少。眼看我的碗已经见底，他的碗还是满的。

我放下筷子：“是不是这些菜不合胃口？”

他摇摇头，继续吃饭。我忽然发现他拿筷子的姿势极其别扭。

我的“你怎么了”还没问出口，他那句“不过是受了点儿小伤”已经抛了出来。和屿叔在一起你会以最快的速度明白什么叫“轻描淡写”，如果“世界末日”是从他口中说出的，那大概也就不会有人感到恐惧了。

如果没有刚才那声倒抽的冷气以及拿碗筷时缓慢而笨拙的动作，我几乎相信他“不过是受了点儿小伤”。

可这个“如果”毕竟没有成立。

我试探着在他面前蹲下——那是我在他受伤之后不自觉养成的习惯。他的自嘲带给我的往往是心底最深的难过。我明白他的挫败——就好像一个人在高处待了太久，尽管他对这样的生活已满心厌倦可依旧希望能够体体面面地走下来，而不是在毫无防备时摔得一塌糊涂。

我鼓足勇气把他的袖子挽起来，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淡紫色、淡黄色、淡青色、青黄色、黑紫色、紫红色；还有伤口，新的、旧的、结痂的、脱落的。它们杂乱无章地分布在记忆中那段平整而光滑的小臂上，连同密密流下的汗水，作为一个被揭发的秘密，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我的眼前。

我以为见到了宋雨征的调色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