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愣了一会儿忽然掩饰地大笑：“千万别跟我来故意煽情那套啊，我可要当真的。”

“我又没骗你。”

月色寂然，他的一只手插进口袋，另一只不停地挥动。直到我进了校园，远远地回过头望，他依旧伫立在那儿，伫立在时光的最深处。

我在校园电话亭打电话给屿叔，闲聊之后他告诉了我一个颇感意外的事实：电视台新推出的一档法律节目邀他做顾问，下午时几个编导把选题策划会开到了康复中心。他虽然并未多说，但我已从他疲惫的声音中听出欣喜，以及欣喜过后一丝丝微寒的苦涩。

住进康复中心不久他已开始着手编写案例分析类书。由于文笔出众，之前常有法律类报刊找他约稿，他因太忙而谢绝了大部分。谁知如今竟要以此为业。他的故交得知此事，无不笑他境界提升，开始做些著书立说之事。说归说，谁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这虽不是条最好的道路，可还能怎么着，总不能白白等着现状榨干积蓄吧？

所以这自然是件好事。

我也跟他说了和宋雨征的相遇，并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一复述。当然我并没有提到韩阿姨，我不知道这还会不会使他伤心——当对一件事不够确定时，我宁愿缄口不谈。

走廊并不似宋雨征的画室那样暗，每一道门的上方都能看到投出的光亮，偶尔能看到端着脸盆身着睡衣悠闲走过的女生。拿出钥匙，插进锁孔，向着扭过无数次的方向扭去，却没有出现无数次都出现的转动。

门没锁。这家伙，一恋爱什么都忘了。

迈进寝室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脚踩到了什么，我动了动，准备移开腿去别的地方，然而我踩到的依旧是同样质感的东西。

我忽然意识到那是人——人的身体。

贺多的身体。

我踩到了贺多的身体，她竟毫无反应。

一切不祥的念头都涌上脑海让我几乎晕过去，然而我依旧故作镇定地稳了稳神儿，把手放到了开关上。这时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腿被什么抓住了。隔着裤子我依旧能感觉出那手冰凉冰凉的。“别开灯，我没穿衣服。”她的声音和手一样冰冷。

我摸索着蹲下去将她紧紧地抱住。如她所说，她全身赤裸。而在她面前就是正开着的窗户，冷飕飕的风将她单薄的身体吹成了一个冰窖。

“贺多？你怎么了？”

她没有说话。

“你不是出去了吗？”

她依旧没有说话。

我摸索到自己的床边打开那盏奄奄一息的应急灯，然后抓起晾衣绳上的浴巾披在她身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坐在这儿的？”

依旧沉默。

“说话呀你！”

银色的应急灯照亮了黑暗中的贺多。她的胳膊环着膝盖，下巴抵在膝盖上。脸色苍白，没有任何表情，嘴唇青紫。

我的那句话刚刚问出口，她的脚趾忽然紧紧抠着地面，整个身体都开始颤抖，一种奇怪的声音在这时从她的嗓子里挤出来，像是压抑了很久，因为某种原因而无法爆发。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几乎要以为是某种东西在垂死前的尖叫。紧接着这种奇怪的声音又再次出现，就这样过了几声之后，我才终于听清，那是贺多的哭声。

她的哭泣爆发了，而每一次的小爆发都像枭唳一样可怕而凄凉。她哆嗦着从身边拾起手机，按了一下，微弱的光打在她的下巴上，照亮了嘴唇和鼻子，使得她的眼睛愈发漆黑。“你……你看……这是……他今天……给我发的……”

我接过手机，是那时最普通的样式，屏幕因为时间久远的关系变得像被水泡了似的模糊。“临时见到个朋友，不能和你出去了。”短信中透露不出任何情感，连个象征性的“对不起”都没有。

我气愤地把手机丢给她：“早就约定好的事儿怎么能说改就改？朋友有什么了不起的？到底谁才是他女朋友？”

余光不经意扫过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发件人的名字整整齐齐，一模一样：

honey。

她的目光在上面久久地停留，还未干涸的泪水让她的眼睛显得明亮而清澈，仿佛通过这个名字就能看到那张脸，而那张脸正在冲她微笑。

“别这么说，他其实很爱我，今天……是个意外，”她止住哭泣，声音沙哑而温柔，“这个手机还是他送给我的，是他用过的第一个。”

“就凭借这个判断他对你很好？”

她伸手轻擦手机屏幕：“否则呢？”

“你不觉得自己很傻吗？”

“我觉得呀，”她笑笑，“所以呢？”

我无言以对。

大约就是从那时，我模模糊糊地预感到，这场飞蛾扑火的爱情终将以悲剧告终。如今想来，悲剧的根源在于贺多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卑微到近乎卑贱的角色——这种角色，在彼此相爱的前提下，往往会让对方的兴趣在自己过于主动的表现中渐渐丧失。而假如并没有彼此相爱——我的意思是其中有一方并未投入地爱，那么结局可能就是——未投入的一方抱着胳膊，像看马戏团演杂耍似的望着对方卖力地爱，卖力地表演，卖力地出丑。

更残忍的是，或许还会想出别的办法让这变得，更像一场荒唐的闹剧。

不久之后到来的期中考试里，贺多的成绩排在年级后十。这无疑给了直升班乃至整个年级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曾亲眼看到她一连三个中午被班主任叫去办公室。回来时她总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倒是班主任铁青着脸——实际上不仅是班主任，那段时间几乎每位任课老师都会隔三差五地把贺多叫到办公室，跟她长谈一个中午之后面如死灰。

大概唯一没有因为成绩找贺多谈话的人就是语文老师林紫苏了。对于她，我们全班同学都抱着极大的热情和友善，不仅因为这个本科刚刚毕业的姑娘上课时全然没有呆板的循规蹈矩，更重要的是她的人生信条打动了我们——“快乐至上”——这四个字完全是大学之前的奢侈品，可她偏偏就敢在高一的第一堂语文课上提出来。她说自己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刻意美化的称谓没有任何兴趣，而之所以选择，只是因为直觉告诉她这个职业能为自己带来快乐。

“所以对于你们的成绩，我可以不在乎。只要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快乐，收获自己想要收获的，就够了。”

这是她的原话。

可想而知，一群在压抑刻板的学校待了十个年头的孩子，忽然见到这样一个人，听到这样一席话，会给心灵造成多大的震动。然而震动之余我们却忘记了，“快乐至上”作为人生信条而言，其实可以与“不负责任”对等。可惜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许多事情已经发生，许多事情已经过去，许多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家长会召开的那个周五班主任把我叫到门外。“你父亲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他解释说有公务在身不能参加家长会，我非常理解。”她这么说着，同时塞给我一叠卷子。

屿叔的解释让我嗅到了某种气息，那只有在遇到让人踯躅踌躇却又难以越过的障碍时才会有的气息。这让我想起他出事之后那屈指可数的共同外出，由于他坚决不让我碰他的轮椅，我只能无比别扭地走在他的旁边而不是身后——由于我选择留下，他本该相当漫长的心理调适期也缩减大半。过于密集的康复训练因为太过注重体力的恢复而遗漏了那些在心房角落的枝节杂草，他的固执让它们生长得自在坦荡。

回家后他把我所有的卷子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目光最终落向我的高分作文：《谎言无善恶》，他把卷子放到一旁：“你们是不是都习惯用剑走偏锋的论点吸引老师眼球？”

“我没有故意吸引人眼球。”

他一怔。

“我是真的这么想。”

他收起笑：“我倒……有兴趣听听。”

“‘善意的谎言’是状中短语，‘善意的’只是起修饰性作用，‘谎言’

才是中心语。那么既然是‘谎言’，不管初衷是善意还是恶意，它已经具备了谎言的特征——就是欺骗性。而欺骗，往往会让人受到伤害。”

他又拿起我的那篇作文小声念：“一个人可能会出于某种善意的目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另一个人编织谎言。他自认为这些谎言很美好，可以让对方不再伤心，可是他有没有想过这些谎言终有一天会被戳穿，而那个被欺骗的人其实一直渴望知道真相。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谎言中，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所以从理智上，我们可以认同并且支持；但是在情感上，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无数的谎言与欺骗当中。除非被欺骗的人死了。”

他犹豫着把我的作文放下，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可你不觉得这未免太极端了吗？”

“可我也觉得不会有人愿意生活在谎言中，”我的语气很认真，“每个人都希望能得到真相。‘善意的谎言’只是撒谎者与旁观者一相情愿的说法。而对于那个被欺骗者，可能这些谎言既不美好，也不善意。如果是我，就绝对不原谅那个撒谎者！”

屿叔的目光很忧虑，可他的嘴角依旧带着习惯性的笑容：“那怎么样才能原谅呢？”

“或许就永远都不原谅了！”

“是不是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对这些看起来很刺激、很极端的事充满向往？”他深吸一口气，“要知道，欺骗有时并不是因为伤害，而是因为爱。

也只有深爱着另一个人，才会承担起‘欺骗’的罪名。因为在他心中，既然一场灾难迟早都会被知晓，何不如先瞒下来……毕竟，当事人可能……可能还没有能力承受真相……”

我始终未把自己带入这次谈话。我们平静地共进晚餐，之后各自回屋读书。若没有临近九点忽然而至的一通电话，这个夜晚将会一直平静。

“屿叔，”我握着手机，“贺多被她爸打了，现在正一个人在街上……”

他神情平淡：“那就让她来这儿吧。”

“我过会儿出去陪她就好……”

“不必顾及我。说来我倒也想见见她。”

“叔叔好。”

屿叔房间的门虽然没敞开太大的角度，但是贺多依旧不用侧身就站在其中，只是其中一只胳膊因为同我拉着手而向外撇。黑衣黑裤令她显得更为消瘦。她的声音听上去非常虚弱飘忽。

屿叔把书翻扣，回身看了一眼贺多。他点点头，像任何一个见到女儿同学的家长那样。“我还有工作，你们回屋聊。”

我刚关上卧室门，坐在我的床上擦着头发的贺多就忽然冲过来将我紧紧搂住。她把脸深埋在我的脖颈，阵阵热浪灼烧着我的皮肤。

我拿出新的睡衣给她。她起身背对着我，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掉。那是我第二次面对她的胴体。与之前迥然不同的是，她的后背上分布着一道道红印，它们有的已经高而亮地肿起来，还有的已经破了皮，粉色液体外渗……我不忍再看，转身拿来药膏为她擦拭。然而痉挛似的抖动在药膏抹到伤口上的瞬间忽然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在沉默中爆破。

她赤身祼体地蹲在地上，胳膊试图用力地触到脊背，可最终只有手指颤抖着无意识地指向吊灯的位置。

“轻一点儿……轻一点儿……”她呜咽着乞求，瑟缩成一团。这乞求贯穿了我为她擦药的整个过程。她像个刚刚学会说话的孩子，除了这一句，再也不会其他。

像第一次时那样，她再次以令人错愕的速度平静下来。再然后就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我躺在地板上，她伏在我身旁，修长的小腿不安分地在空气中一下下踢着。

“我就不信你对我的事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她的脸上重新露出了漫不经心的笑容。

“我不会主动问的。”我起身，“你是不是还没吃饭？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冰箱里还有比萨、乌冬面和烧卖——你对哪个有兴趣？”

“我对你有兴趣。”她盘腿坐起，“但我对你爸更有兴趣。”

她指指自己的腿：“他一直都这样？”

出话的直接与迅速让我没处招架。那感觉就像一把刀片闪过心脏，起初既无划痕也无痛感，等到血液渗出时，疼也就止不住了。

我随便拿起一本书遮住脸：“不，是因为意外……”我暗自祈求贺多不要再问下去。她没心没肺的提问会换来我撕心裂肺的回答。

好在她并未深入，来到我身后，眼睛直勾勾地盯了“约法三章”好一会儿：“这不会是他让你写的吧？”

“嗯。”

“写来干吗的？”

“他不想让我帮他。”

“帮了又怎么样？”

“可能会生气吧，”我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身子，“我没试过，不知道。”

她甩鸡皮疙瘩似的迅速摇头：“这么怪？”

“怪吗？”模模糊糊地，我想给她找个相似的例子，可大脑空得能敲出声音。

“怎么可能，”贺多自言自语，忽然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你们怎么不一个姓？”

“他……”

“你不会是孤儿吧？”她脱口而出。

“对，曾经是。”我很坦然。九年的时光磨平了我对父母的大部分记忆，我甚至已经很少会想起他们的早逝。而之所以很少同身边的人提起自己的身世并非因为不敢面对，而是我早已认同了自己如今的身份与生活。

她盯着“约法三章”：“那就难怪了。”

“难怪？”

“难怪他不让你帮忙呗。”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他亲生的小孩呀。”她的语气很认真，我的心头忽然一惊，一凉。

“我以为所有的爸爸都……”我用力地甩甩头，“贺多，你爸爸不会这样吗？”

“当然不。我爸生病的时候，就只有我照顾他，他也愿意让我照顾他。谁都代替不了。”

“那他为什么还打你？”

“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我们还吵架呢。我们每天都吵。我直升考试没考上他还把我打了一顿，说我跟我妈一样不给他长脸。”

“那吵完打完之后怎么办？”对比我告诉屿叔落榜时他故作平静生怕我受到丁点儿波动的样子，我心中涌上一种复杂的感觉。

“怎么办？再和好呗。中考的时候我考了全市第一，他连着请我吃了一个星期的牛排。”

我的心渐渐沉下去：“真的？”

“当然了，亲人不都这样吗。”

我的心情因为贺多的一番话而变得低落甚至委屈，逻辑更像被拍了花子，跟在她的屁股后面一溜烟儿地跑出老远。幸亏那晚屿叔始终没有进来，否则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她变戏法似的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一盒香烟，然后坐在窗台上抱着膝盖肆无忌惮地吸，烟雾从她的口中缓缓喷出，喷向夜色茫茫的窗外。

我醒来时她已经离开了。“我爸在等我回家”。字条是这么写的。只留下了满地烟蒂，和我覆水难收的心情。

我把自己和屿叔这十几年的相处模式仔仔细细地回想了一遍。的确，他从来没打骂过我，甚至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我一度认为那是因为我听话懂事。

可如今听了贺多的一番话，又联想起他前段时间的冷漠与“约法三章”，我忽然觉得后背发凉——我很难描述那种恐怖的感觉，仿佛近十年换来的，不过是陌路与萍水相逢。

屿叔一进屋就被呛得咳嗽，许久才沉着脸说了句“开窗通风”；我照做，他又抛下一句“乌烟瘴气的，跟我回屋”，之后就摇着轮椅离开了。

他的房间总是偏阴，尽管已经入住数月，却总也驱不走这房间空寂了五年的冷清。我在自己的卧室又待了一会儿才推门进去。他夹着一根未燃的香烟：

“你的朋友走了？”

我点点头。

“以后少跟她来往。”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成长环境太不一样了。”

“你对她印象不好？”

“对。”

他的直截了当让我颇感意外。与早年在英国读书的经历有关，屿叔的做派中不自觉地带了英国人的礼貌与严谨。他从不轻易论断任何人，哪怕这个人已经是公认的天使抑或罪人。我在他身边的这些年，他也从未像那些试图将自己的世界观完全灌输给孩子的家长般絮絮叨叨。

按理我该顺从他的逻辑，可我偏偏不愿。

这大概是他受伤后我第一次如此语气生硬地反驳：“我对她印象很好！”

“你看看她像什么样子！”

“那是因为她爸爸打她！”

“可这不是必然结果。我敢说如果是你，就绝对不会抽烟和离家出走！”

“所以就代表我的成长环境很好？”

“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