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拿成长环境说事？如果真要这样，没有谁会比我更糟糕。”我的不幸之处在于从贺多那里知道了血亲间的相处模式，并且那么迫切地希望它能够作用于我们，“就算贺多的生活环境再差，母亲再怎么不靠谱，但至少父亲是自己的。而我呢？我是个真正的孤儿。父母一声不吭地死了——”

“说这些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并没有自掘伤口的意思，我只想陈述一个事实。让我难受的是屿叔的语气，像气到极点又不能爆发，于是选择了最委婉的方式。

“我并不是要故意让谁难过，我只是希望屿叔别动不动就拿我朋友的成长环境来说事。”

如果是其他家长，此刻大概早已暴怒。而屿叔只是失神片刻，淡淡道：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我就尊重你。”

人处于少年时代的当口，身上总有股不知该称为勇气还是执拗的劲儿，不撞南墙不回头，纵然撞了南墙也求个头破血流。当时我不过是急于大吵一架以证明他把我当女儿，却根本没想到作为养父，甚至连法律关系都没有的收养人，他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其身份之艰难。

我和贺多依旧形影不离。晚自习之后我们两人就窝在寝室，我开着台灯复习功课，她在书桌前涂涂抹抹。有时她会拿着速写本在我眼前一晃，夺过来才发现上面是不知何时偷偷画下的我的肖像。她还会趁我不注意时在我的桌上留张字条，用孩童般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些莫名其妙的句子，例如“向日葵像海浪比太阳还明亮”，或者“黑夜的下面是全世界最大的湖”。

我当然不会告诉屿叔这些。潜意识中我模模糊糊地认为是那场车祸多多少少地改变了他的性情。就算不是贺多，我的任何一个朋友的到来都会让他产生这种情绪。当然我从未让自己的这些想法外露，而他自那次不愉快的谈话之后，也再也没提起对贺多的不满。

我想自己当时是被这个名叫贺多的女孩迷住了——其实也很难说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情感，就好像当某个事物不停用各种劲爆的手段轰炸你的眼球时，你就什么也分不清楚了。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惯性。

接下去几天贺多一直很委靡，上课时哈欠连天。而我却急需一种方式证明屿叔和我是像普通父女一样，只是苦于没有办法。所以当她提出逃课的时候，我想也没想就一口答应。那个下午我们从小花园里翻出去，坐车直奔教堂。

我们站在教堂顶端的钟楼上，屋檐遮掉了一部分光线，偶尔有一群鸽子滑过，像飞舞的纸屑，或者灰烬。风把她的头发疯狂地吹乱，她忽然伸手在口袋里摸，烟和打火机被掏出来，钱夹也落在地上。

我捡起时看到里面的照片，愣了半天。她拿着烟盒指了指自己的前额。

随着“啪”的一声，火苗亮起。她熟练地点燃打火机，然后拿过钱夹看了看：

“认不出来是吧。”

她的叙述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就像她给我讲述她父母之间的事情那样，她仿佛在经历了惨痛的泪水和伤口之后将自己完全抽离，于是她的叙述变得客观并且毫无感情，一切的一切仿佛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曾经存活着这样一个姑娘，她肥胖但敏感，其貌不扬但成绩优秀。其实她并不爱学习，但直觉告诉她必须这样。因为除了学习，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是她只要努力就能获得的。她疯狂地读书做题，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在直升失利之后，最终在中考时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进入直升班……她一直以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就会这样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她依旧充满惯性地做着好学生，丑陋却优秀。但是就在她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一切都变得天翻地覆——她忽然觉得自己的前十五年一直是个笑话，而之前那个一味追求学习成绩的自己简直就是天大的傻瓜。

她开始疯狂地减肥，在烈日下试图像兔子一样奔跑，被炙热的阳光榨干最后一滴水分，虚脱地回到家。同时她开始学画，用生活费买来一堆堆画板与颜料，将自己丢在其中，素描，速写，彩画……直到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才鼓起勇气站在镜子前。

“为了能减体重，我就差剃秃子了。”

“干吗要让自己这么受苦呢？”我擦了擦眼睛，“怎么会这么……”

“疯狂。”

我笑了笑。

她的眼神充满不屑：“一看就知道你还没爱过什么人。”

我默认。屿叔从未跟我提起与“早恋”相关的话题。奇怪之处在于生活中也没一个让我心动的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省却了不少口舌。

“爱过以后你就知道啦。”她的声音轻得像层纱。于是我开始明白，她之所以愿意不顾一切地瘦下来，只是因为爱上了一个男孩。

贺多口中的男孩子是这样的——他高高的，并不是好看的类型，但却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她因为这双眼睛而爱上他、并且开始为了他学画。他一个人背着行李来到这座城市，在观象二路的某条巷子里开了一间小画室，平日里边教学生边创作。日子虽清贫，可他永远都有办法使“生活”这个大概念充满质感——叙述这些时贺多居然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小女人。她的语调是轻柔的。说到男孩的某些细节例如总是沾着颜料的衬衣或者永远会有一块铅笔灰的手指时，她甚至不由自主地放慢语速。

恋爱是张地图，有的人跳进去，迷失的不仅仅是自我。如今想来，当时只要我多少有些恋爱经历，便知道她的叙述方式并不特别，那是身处热恋——或者自己以为身处热恋的人惯有的腔调。她们以为叙述的是客观真实，其实说来说去都跳不出自己的臆想。

天色渐暗，贺多依旧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于是整个钟楼都弥漫开淡灰色的烟雾，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英伦电影，那些在黑夜中疾驰的马车穿过砖砌的哥特建筑，在烟雾中绝尘而去，将一地的爱恨生死遗落在插满稻草人的麦田里。

那次逃课被班主任发现了。惊异又愤怒地，她把电话打给了屿叔。我倚着门框听他接班主任的电话，那种无比谦卑的语气让我难过：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何曾这么低眉顺眼呢？同时我又对自己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搏了，非抓住不可。

电话搁下。

“你想怎么办？”

“我不想怎么办。”

“就跟她这么……这么混下去？”

“我还没想好。”

“这是第一次，下不为例。”他边说边要摇着轮椅离开。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扶住、甚至是抓住他的轮椅扶手，他忽然呵斥道：“松手！”

这声呵斥如同一颗火苗，点燃了我心中的委屈与怒火：“难道你永远只会在自己的问题上跟我发脾气吗？”

“我不想跟你生气。”

“为什么？”

沉默。

“因为您根本不把我当女儿对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允许你说这种话。”

“您就是根本不把我当女儿！”

“别让我再提醒你——”

“为什么不骂我？”

“针锋相对有什么好？”

“是不值得骂才对吧？如果解决不了问题贺多怎么会因为同样的事挨了她爸爸的打！”

“你这是什么逻辑？好像女孩子挨了父亲的打是件很光荣的事似的！”

“可问题是您根本不把我当女儿不是吗！如果您真的把我当女儿，挨了打又怎样呢？”

他闭起眼睛，像背上的伤口又在疼似的。“之前那个听话的孩子哪儿去了？”不等我回答他就摇着轮椅离开，“元旦之前我不回家了，你也安心学习。”

十二月初，天降大雪。我醒来之后不急着起床，只是用被子裹住自己，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抹掉窗户上凝结的水汽。洞开的世界之外，雪粒在疯狂地打卷儿，空气白茫茫的。在这片疯狂的白色中，一个身影缓缓地由远及近，然后迅速闪进宿舍楼。

“快起床，你的信。”一股寒意在贺多进门的时候钻进来，但又并不仅仅是气温太低的缘故。在我床边停留的一瞬，她看也不看地将信扔到我的床上，随后麻利地抹掉了雾气，对着窗外的雪景做起了速写。

拆信声响起时她微微回了一下头：“又是你的那位好朋友吧？叫什么来着，宋雨征是吗？”

我一笑：“明知故问。”

“他不是很忙吗？”

我漫不经心：“他在附中读书那阵儿更忙，但还是每隔几天就给我写封信。”

“就这么要好？”

“是很有默契。”

“他喜欢你吧？”

“别胡说。”

“我可什么都没说。”她的声音依旧很轻，“你和他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就算真的喜欢，谁又有资格说什么呀。”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道：“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

“屿叔？”那是十二月的最后一天，风冷得像是要往脸上扔刀子。我利用课间十分钟跑到电话亭给他打去了电话。

“什么事？”

“今天回家吗？”我有意强调了“今天”，以试图让他明白些什么。

他沉吟片刻才道：“回。”

我看了一眼弥天大雪：“我去接你好吗？”

“不必。你先回去。注意安全。”

教室天花板上的长管灯疲倦地亮着。窗户上的厚厚雾气汇成水流，细细地流下来。而透过水流的痕迹，可以隐约看到窗外洞开的世界。自那次未遂的争吵之后已是三周，这期间我一直没回家，甚至没给屿叔打一个电话。它已不是青春逆反期时那些可以随时道歉的耍性子小脾气，所以我根本不知如何开口、如何像以前那样轻轻松松地跟他说出“对不起”。

我不是不委屈，也不是不生气，可渐渐地，那种思念就是任什么也抵挡不了的了。有几次我偷偷跑去康复中心，透过卧室门上的玻璃总也见不到他。而尽管找出包括“他很忙”、“他很累”、“他不知道我学校的电话”等各种理由来自我安慰，他从未主动给我打过电话这个事实却是不可逃避的。我实在感到自己要被他抛弃了。

三周没回的家依旧如故的安静。可是当大街小巷都充溢着迎接新年的喜乐气氛时，这种格格不入的安静会令人感到格外慌乱。

“屿叔？屿叔你回来了吗？”

“我在卧室，”他说，“你先回屋。”

我将一周前买好的新年礼物搁在床头。那是一把铜黄色的布鲁斯口琴，上面雕了船和星光。在新年互送礼物是我们长久的习惯，为此我往往煞费苦心，甚至还有过问他要钱买礼物的经历，这常常被当成玩笑提起。可是今年，在他的日历中，似乎没有特地标注这一天。又或许从我无端生事的那天起，它就失去了被重视的必要。

墙上的“约法三章”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起了变化，贴上去的是一张白纸，如今周围都泛起了黄，像是被一些很细微的记忆覆在了上面。

这时我听到了扭动门把手的声音。

我十二岁之前，屿叔像任何一个父亲一样，进我的房间从不敲门。在我生病而他又必须要忙工作的时候，他甚至会在我的书桌上办公，夜晚和衣而睡。

十二岁的某个清晨，起床后我忽然发现手和被子上沾满了血，整个床铺像个谋杀现场。好在那天韩阿姨在家，才让我幸免过分狼狈。

那晚当他还像以前一样推门而入时，没来由的慌张与羞怯让我喊了一句：

“干吗不敲门！”他一愣，脸上有瞬间的失落神情，但很快就笑着说了句：

“那我就重来一次好吗？”

自此他就再也没忘。

耳边传来硬物与地面接触时略显沉闷的敲击声。两段声响之间会有相对的静默。但只要仔细听，就会发现在这其中有缓缓的摩擦。

在意识到可能发生的事之前，他的声音已经在我耳边响起：“难道对我这次送的新年礼物完全没有兴趣？”

我猛地转过头，继而从椅子上迅速弹起。他身子微微向左偏。而由于把整个重心都移到了左边的拐杖上，他的左手骨节也变得更加分明，骨节周围的皮肤泛起了淡淡的红，像是血液全部冲到了上面。

我想上前扶住他，被他用眼神制止。

“别动，否则礼物就没了。”

我信了他的话——或者说，我怕那个所有人都听得出的玩笑成真。

我看着他一步步走到我面前，把脚步停在与我相隔只有两步的地方。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已经丢开拐杖，在它们落地之前猝不及防地，将我拥入怀中。

在一阵轻微的摇晃之后，他终于站稳了。胸腔被巨大的力量挤压，我环住他的腰——那些因为拆线而留下的纹路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模糊，可是那道伤痕依旧粗暴地凸起着。我的许多记忆被再次勾起——那把耀武扬威的黑色椅子，那些因为恐惧而语焉不详的哽咽，那些独自复健时留下的伤口和淤青，以及刚才那被他走出了郑重味道的步伐……我所知道的已经这么多。在这背后，在那些我不知道的时刻，他又付出了多少？

他的身体颤抖，我赶忙拿来椅子。“我现在还站不了太长时间。”他说。

我抬起手腕拭他的额汗，眼眶发潮。

“还算满意？”他问。

“准备了多久？”

“三周。我把行走练习提前了两个月进行。”

“为什么？”

起初他不语，脸上竟有讪讪的神色，不一会儿又说：“其实……就是想找个跟你说话的理由。”

我忽然明白了：“知道吗屿叔，这三周我过得提心吊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对不起孩子，我也害怕。这三周我常想，上次是不是把话说重了……”

“我不是故意想让你伤心……我只是……”

他仰起头长长地叹了口气：“我常想如果当时领养手续能……能办……办下来……”

“我也想过。”

他苦笑：“看来你的想法已经变了……”他并没有让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多停留一秒，目光聚集在我书桌旁的墙上，“约法三章——”他的身子微微前倾，仔细地读上面的字，低声叹道，“这大半年，你一定被我压抑坏了。”

他伸手就要把那张纸撕掉，我急忙制止：“可我不想让你撕掉它！”

他收回手：“为什么？”

“因为这是纪念。”

与以往相比，旧年的最后一天没有任何不同。复习完功课已近十二点，我准备去客厅倒杯水，刚推开门便看到屿叔在一旁低头抽烟，烟雾在银色灯光下像是被水氲开的墨，迂回着弥散。暖气的热似乎让四周的一切都膨胀起来，房间变得比平时小了许多，低矮地压着。

他抬起头：“复习完了？”

“嗯。”

“那就早休息吧。”

“可我想等新年。”

他拍拍身边的位置，我紧挨着他坐下：“选题还没想出来？”

他抬头看了眼挂钟：“大概得再熬会儿。”

“那我去帮你把烟灰缸清理了。”

“顺便把窗户打开通通风。”

“戴叔叔走了？”

厕所里传来抽水马桶声，不一会儿门被拉开，一个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走出。他来到屿叔对面，从桌上拿起一根烟，刚要点燃又觉得不对。

他面冲屿叔：“你居然也能把烟放下？”见屿叔没搭腔，他也收了烟：

“汀汀，你要是再晚点儿出来，我们就统统得cancer（癌症）了！”

“新闻系恶习，习惯性夸大其词。”

“你小子对我们系的成见十几年都没变。除了熙宁，新闻系哪个能受得了你那逻辑——”

“你来我家可不是扯闲篇儿的。”

“要是扯闲篇儿能扯出选题来也行。”戴叔叔把本子用力砸在茶几上，似乎有些泄愤的意思，“早知道每天累得跟孙子似的，我他妈还不如老老实实在报社——”

“文明。”屿叔打断他。

见戴叔叔有些尴尬，我连忙说道：“没事没事，我又不是小孩。”

“得得得，你屿叔这臭脾气我太了解了。本科四年他谁都瞧不上。中文系风花雪月，新闻系胡编乱造，政治系歌功颂德……就你们法律系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是吧叶屿？”

屿叔没说话。

“要我说，你小子就是忒轴，钻牛角尖儿，一条道走到黑。”戴叔叔撇撇嘴，“不过吧，这说不准也是好事儿。像你这情况，要是别人遇上，康复起来怎么着也得一两年吧，三五年也说不定，弄不好这辈子就全交代上了。结果你小子嘿，八个月就差不离儿了，看来为了这宝贝闺女还真是什么都能豁出去……”又是一阵静默，戴叔叔忽然一拍大腿：“有了！”

屿叔挑了挑眉毛：“怎么？”

“选题有头绪了！”

“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