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我希望见到的是宋雨征的调色板。

我的视线在那些淤青和伤口上停留，然后起身去房间里拿来药水。这怪异的平静让我从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同样怪异的从容与解脱，除了双手不住地颤抖。

屿叔并没有动怒，只是淡淡道：“这些伤很平常，做康复训练的人都会有。”他很镇定，镇定得让我想起韩阿姨。他们不愧是夫妻，我是说，曾经。

痛苦的感觉就是，就是——你的世界被内疚填满，他的世界被康复训练占据；你明明知道他的痛苦是你一手造成，可你却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对此缄口不谈；他说这件事并不怪你，可你知道他所知道的那件事，同真相南辕北辙；你的脑海中总能反反复复地出现他连人带轮椅摔倒的样子、早晨外出时被熹微晨光勾勒出的形单影只，以及隔着门却也能清晰听到的闷响；可他就像一扇永远关闭的门，将自己所有的脆弱、无助、痛苦、失落、悲伤锁在门里，将你的一切照顾，无论出于关怀还是赎罪，统统拒之门外。

我忽然捂着脸抽噎起来。从嘴里似乎说出了很多话，连自己都听不清。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忽然觉得他在抚我的头发。每一下都要把我额前的刘海儿捋开，然后在我的头顶停留片刻，最终渐渐滑下去。

“让我帮你吧。”

他摇摇头。

“那就让我把你送到楼下行吗？”

他再次摇摇头。

我的心中忽然涌起了向他坦陈一切的冲动，而接下去的那番话都是凭着那一瞬间的勇气说出的：“你别再拒绝我的帮忙了行吗？你越是这样我就越难受！我只不过是想通过为你做些事情让自己不那么内疚，你就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吗？……你那天为什么一定要开车去学校，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你。”

他的自信让我恐惧。我几乎是瞬间决定彻底放弃向他坦陈。尽管它就像一座沉沉的孤坟似的压在我的心上。可难以预料他在得知真相后的反应是否会更可怕。把一切毁于一旦的仅仅是个玩笑。我终究还是忏悔无门。

我只能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我只是觉得你实在太辛苦。”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谁也帮不来。”

“总有我能帮到你的地方。”

“你的懂事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帮忙了。”

我眼眶发热：“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懂事。”

他的笑容充满苦楚：“最近几天我随时都做好了准备……准备你跟我提出……去韩熙宁那儿……”

最后几个字低得几乎听不清。

“原来屿叔对我这么没信心。”

“是屿叔对自己没信心。”

我攥起他冰冷的手：“那我们明天就去办领养手续好吗，这样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我旧事重提。本以为他会喜出望外，毕竟他为这一天苦等了九年。谁想他只是深深地望着我。

“难道这样不好吗？”

他依旧沉默，我开始疑惑：“怎么了？”

“我们……已经不符合收养规定了。”

“为什么？是因为韩阿姨……”我没说出“的离开”，也没在最后把这个本属于疑问范畴的句子挑个音，我不想让这道伤口再把他弄疼。

“如果那样倒还能简单些，”他苦笑，“是因为你已经超过了被收养的年龄……”

我忽然记起上次在医院草坪上他并未给过我明确的答案，原来并非忘了回答。

“我本还以为韩熙宁会把你顺利带走。”

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他那个几乎失控的拥抱与连成一片的“对不起”。

我给了自己十秒钟的时间为这个无法挽回的结果神伤，紧接着答道：“我还是不在乎，如果屿叔铁了心要赶我走，十张领养证明放在你面前也没用。”

我尽量让语调变得轻快，营造出一种毫不在乎的大大咧咧的错觉。

他愣了半晌，忽然用力挥挥手，像是要把一切不愉快挥出九霄。“一切如故。”他说，“以后再也不会让我们汀汀担惊受怕了。”

“再说一遍，不是‘我们汀汀’，是‘我的汀汀’，”我认真地纠正，“每次跟别人提起你时，我都说‘我的屿叔’，而不是‘我们的’。”

说这番话时，我已经在他的卧室，踩着凳子把书一本本地从书架取下来——是他让我这么做的。我大约猜出来了原因，想必他也知道我的心思，可我们就这么默契地心照不宣。

他抬起头：“怎么？难道屿叔只许是你一个人的？”

“当然了，”我边把那些书按厚薄大小整理在一起边说，“你的身份那么多，‘屿叔’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对很多人而言这个身份没什么，可对我来说几乎就是全部了。再说了，我从来没跟他们抢叶律师，他们凭什么和我抢屿叔？”

屿叔脸上闪过一丝阴霾：“以后真就只剩这一个身份也说不定。”

“那再好不过。”我再次用漫不经心的眼神和语气掩饰心中草皮似的荒凉。

他苦笑：“有什么好，每天一回家就看到个病人，想想都觉得心烦。”

“不心烦，那样就没人跟我抢你了。”

他终于开怀：“好吧好吧，真不清楚你的脑子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古怪逻辑，我的小女孩。”

“古怪吗？”我反问，“难道你就从来没有特别想把什么据为己有的时候？”

“很少，”他把头靠在椅背上，“理性思维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律师多少都会有职业病。”

“就没有例外？”

他想了想答道：“有，但不多。”

“能不能告诉我都是什么时候？”

“以后会有机会的，”他指指衣橱，“去，帮我把衣服拿出来。”

我又拉开他的衣橱，那里空了一半，仿佛在刻意地提醒着我们，曾经那个完整的家，已经永远地不复存在。我百感交集，眼眶一热，甚至迟迟不敢回头。

“屿叔。”

“嗯？”

“要是以后我的衣橱放满了，能把衣服放在你这儿吗？”

“好。”

“真的？那我过几天就去买衣服。”

“到时候就开学了。”

我顿了顿：“就因为这个你才搬出去住？”

他的脸上浮现出的神情略有些复杂：“本想过会儿跟你解释，没想到你先一步猜出来了。”

屿叔在我入校那天搬进了市康复中心。像先前很多次作出决定那样没有同我有过任何商量，只是，在去的路上，他对我说了句：那里的一切都很方便。

无疑，这是个轻描淡写到令人心酸的解释。可是我总觉得他之所以会萌生这个念头，其实是因为我高中那条“没有特殊情况，学生不得走读”的校规，而他，不想成为我的“特殊情况”。另外，我还有一种隐秘的觉察：其实他是用以包裹住内心的冰在面对我连连袭来的内疚时早已融化成一地的水，如果我们仍旧朝夕相处，他的防线迟早会松懈。也正是基于此，他才会立下“约法三章”——在执行它的过程中，我已隐隐触到了那背后隐藏着的，对尊严沦丧的恐慌。

只是我什么都没说，正如他也一直保持缄默。上帝并没有损毁我们的通天塔，使人心不可通约。相反，这带给了我在揣测过后豁然开朗的默契与快感。

相信他也是如此。

康复中心的公寓，光线照射进来。我弯着腰把书放进书架，又弯着腰去洗手间冲洗抹布，再弯着腰擦桌子，鼻腔酸涩。就好像“感动”永远伴随着“伤感”一样，那些大到床柜小到衣架的高度充满人性化，却又在同时因为强制提醒了些什么而让人难过。

光线在窗台上斜切出一片阴影，一层薄薄的灰尘在垂直的上空电波般地飞舞。透过高大茂盛的灌木，我能看到公寓对面灰白色的康复楼，其中有扶着双杠练习行走的人，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缓慢迟疑。阳光落满他们的肩膀时，整个人都起了一层毛茸茸的光晕。

“想什么呢？”

他回过神，那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露出近乎羞赧的神色：“我在想，在这个年龄重新学走路，该会是怎样的心情。”

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都会好的，屿叔。”其实我的心也像个无底洞，但我必须假装出一副它已被填满的样子。

“我知道。”他拍拍我，声音很低。

临走前我将他常用的书和资料放在手边。最上面那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他的目光在上面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将它轻轻地翻过去。

我沿观象二路向上走。两旁是老房子，石头风化后露出的生锈钢筋，以及不停往下掉着滑石粉末的木框窗户。洗过的衣服被毫无顾忌地挂在晾衣绳上被阳光暴晒，甚至在某一个巷口能看到正在给蔬菜浇水的、神情倦怠的女人。

也同样是在这里，绿色植物攀爬到了暗红色基督教堂的钟楼上，在某一栋老房子的二楼或许挂着“icecream”的标志，一面普通的灰色砖墙下或许正站着一个神态专注的调色的年轻人……世俗气息与小资情调的完美结合让这条长不过几百米的水泥路充满了异样的美感。

上一次来这儿还是三月，直升报名，屿叔开车送我。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下车前我向他索要鼓励，他笑道：“我有预感，这个地方在等你。”

如果操场没有被前来报名的学生以及陪同学生报名的家长挤得水泄不通，二中还将会是几个月前我直升考试时的样子——安静得只能听见风声，没有任何宣传板，不大的校园栽满了绿色植物，甬道上落叶乔木相互交织的穹顶，让湛蓝如洗的天空也黯然失色。而此刻操场中央的桌子无一例外被苍蝇般的学生占据，一旁密密麻麻地站着拎着行李的父母。偶尔能从缝隙中看到老师们写满倦色的脸。

我把通知书递过去——就是屿叔付出了巨大代价为我开出的证明。那张原本的通知书已经被我撕碎，丢进垃圾桶。正如之前所说，我已经决定将那个该死的秘密永远地隐藏下去。

为我办理入学手续的姑娘穿了一件波西米亚风的白色宽松衬衣，栗色发卷在胸前垂着，低头的时候，睫毛会在眼睛下方形成浅浅的灰影。

她把那张证明拿在手里扫了一眼：“你是夏汀？”语调轻快得仿佛同我熟悉许久。

我点点头。

她笑嘻嘻的：“是我们的第一名？”

这一说倒让我有些难为情。

“这没什么不好意思嘛。林紫苏，你的语文老师，合作愉快。”她向我伸出手。洁白到发青的手臂上套着银镯。

那个简洁而温暖的开场白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与结局无关，只是被我单纯地怀念。多年后，当我已能心平气和地回首过往时才忽然发现，通常，当人与人以极其优美的方式相遇后，往往会以一个对等的潦草惨淡的方式匆匆收场。究其原因无非是相熟得穿越了对方的底线，再者便是所谓的友情自始至终就是一个目的明确结构严谨的阴谋——抑或结构松散，只是深陷其中者忘了辨识。

类似的还有——正坐在寝室的床上发呆，虚掩的门被忽然撞开。一个被门斜切成直角三角形的行李箱连同一只穿着黄色帆布鞋的脚同时闯入我的视线，接下来看到的是穿着大红色细铅笔裤的腿。

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阵风，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与此同时也看到了那个人的全貌。

她一头短短的鬈发，这在当时的高中女生中并不常见。眉毛淡得如同额下分布的几根汗毛。绿色紧身衣衬得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肩背画板。进屋后她只顾着坐在箱子上喘着粗气，瘦削的手指一下下敲打画板，眼望窗台。像在愣神，又让人觉得她分明看到了什么。

刚刚已在宿管阿姨处查到了新室友姓名。与需要记住四到十个室友姓名的悲惨境遇不同，我需要记住名字的人只有她一个。

“贺多，”我叫她，“我是夏汀。”

她把目光转向我，下意识地眯了一下原本就不大的眼睛，又把头转向别处。

有必要在这时介绍一下二中的寝室布局。至今我都没再见过任何学校在这方面的变态程度能出其右——年级前六名住朝南双人宿舍，年级前五十名住四人宿舍，年级后二百名住朝北十人宿舍，中间的统一住六人宿舍。每次大中型考试结束之后年级排名，以学期为单位，掉出原本所在名次三次以上者按照其成绩重新划分寝室。

说起来有些尴尬的是，我在第二天全班集合时才和新同学一起听到贺多说话。当时大家穿着统一的迷彩服背着行装坐在前往军营的车上，班主任要我们做自我介绍。全班共三十人，在第二十九个做完自我介绍之后，那个上车后就找了一个角落蒙头大睡的姑娘睁开眼睛，声音模糊地说了句“我叫贺多”，又闭着眼睛继续睡了。

我知道她画了整整一个通宵。在应急灯银色光线的勾勒之下，她弓着背，把木头画板夹在两腿关节侧边。当纸张被笔划出喑哑的声响，我就知道画面上又会出现一些粗犷的线条了。我甚至能想象在她手上那些因为握笔过紧而凸起的静脉与骨骼。

那时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和这个名叫贺多的女孩子产生除了普通室友之外的任何交集。她那张大多数时间没有任何表情的脸足以暗示我们来自两个星球，更何况还附加了那些在“直升班”学生看来非常大胆甚至放肆的举动：完全无视教官的怒吼，在跑步时不打报告就慢悠悠地出列，拿着速写本站在高草丛里用中性笔涂涂抹抹；午餐时不顾班级形象地将大部分饭菜丢进脏水桶；站军姿的时候忽然仰着脸望天……很多次我见到班主任把她拉到一边：“贺多，告诉老师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她的声音总是充满忧虑，然后我就看到贺多的头缓缓摇动，再然后班主任就会有些懊恼地问：“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考进来的？”

那时我才知道，贺多居然是通过中考进入直升班的。这样的名额，全市也只有三个。

无论军训多么劳其筋骨，每晚训练之后我都会雷打不动地跑下楼去，找到离寝室最近的、路灯下的电话亭，从因为出汗而紧贴着皮肤的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磁卡，分外小心地插进扁涩的卡口，生怕它会被掰断。飞蛾总会在此时幽幽地聚来，薄薄的翅膀将透过的灯光分解成一丝一丝。等灰黄色屏幕上显示余额时，再按下那组早已烂熟于心的数字。

是康复中心屿叔宿舍的电话号码。

出事之后，我变得比以前更加依恋他。可我明白支撑我这样做的其实是忧虑。这与怜悯无关，是我想给他被人需要的感觉，同时又必须乔装成顺水推舟的样子。毕竟“脆弱”这个东西像酒香，稍一不慎就挥发得覆水难收。

那个夜晚我意外地在那个电话亭前见到了贺多，她穿着一件红艳艳的汗衫，面色在路灯下白成一张纸。见到我，她很迅速地用手捂住嘴巴匆匆离开。

那种极度的警惕让我怀疑刚刚是否看到了她的笑容，那是在打电话时露出的。

那夜的拉练终于结束。我刚要入睡，忽觉视线被一大片阴影覆盖。一旁的贺多起身，在月光中犹如舞蹈的黑色剪影。

“我出去一下，”她压低声音，“要是查房的问我去哪儿了，什么都别说。我很快回来。”

她“噌噌”下床，身影消失在关门的瞬间，轻巧得像一只火红的小狐狸。

十个人宿舍，多一个少一个本不算什么大事，可要是放在军训时，就多少让人心慌。

我想蒙头入睡，可原本酝酿出来的一点点睡意被她的离开搅得荡然无存。宿舍里安静得只能听到女生们的呼吸，偶尔有翻身时床板“嘎吱嘎吱”的声响。翻下床来到窗旁，月光在桌子上洒了薄薄的一层银霜，捎带着染白了口杯。

一阵口琴声忽然传来，因为隔着纱窗所以听得真切，悠扬得仿佛有了穿越时空的魔力。而在梦魇一般的蓝色天空下，被银霜覆盖的高草丛中，一个穿着迷彩背心的男孩低着头站着，手里握着一把短短的口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