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选举临近，我越来越担心国家安全团队中日渐严重的矛盾。在多数政府中，国家政客和国防战士很自然会产生摩擦。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在里根执政期间的斗争就很出名。福特总统换掉了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因为他和亨利·基辛格处不好。我不介意政府***现一些有创意的紧张关系。顾问之间的不同见解会帮助我们看清困难的抉择。关键就是提出不同见解的时候一定要用尊重的态度，而且必须要接受我的最终决定。

成功解放阿富汗之后，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权力之争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关于伊拉克的争论变得激烈时，两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开始相互恶意中伤。我在场的时候科林和唐都很尊重对方。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们俩其实是两个老角斗士，都把枪藏在枪套里，让自己的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开火。

记忆深刻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唐·拉姆斯菲尔德的电视记者招待会上，那时阿富汗战争刚开始，所以他几乎每天都要在电视上讲话。唐处理媒体的方式很值得一看。他是个回避记者问题的高手，而且他的回应都充满才华，活力四射。我很喜欢开他的玩笑，说他是电视下午档的明星。“你是60岁以上人群下午剧场的偶像。”我对他说。他很得意地接受了这个玩笑。

2003年1月，一个荷兰记者问唐为什么美国在欧洲的同盟都不赞成美国惩罚萨达姆·侯赛因的决定。“你所认为的欧洲只是德国和法国而已，”唐说，“我不这么想，那是老欧洲了。”

我同意唐的说法。中欧和东欧的新民主国家亲身经历过暴政的噩梦，理解并支持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做法。但是成为新闻的并不是唐这条有道理的言论。他把德国和法国说成“老欧洲”引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

科林很愤怒。他一直试图说服德国和法国在联合国加入我们的阵营，但是他觉得唐越界掺和了，使得他的外交工作更难做。他的下属很明显也是这么觉得的。以前私下的政治争论开始出现在媒体上。

我读到这样的新闻题目很生气“一个分裂的白宫：布什政府内战”，或者“布什的下一个角色：对待战后伊拉克问题上的协调员”。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这些争吵和信息泄露会影响我们的可信度，而且给批评家子弹攻击我们。我单独和唐以及科林谈了话。我让迪克和康迪在幕后处理。我请康迪经验丰富的助手史蒂夫·哈德利让二把手、三把手们都冷静冷静。但是这些都不奏效。

2004年春天，唐告诉了我一个严峻的消息。美国的士兵违反命令和军事法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我感觉很恶心，非常恶心。这不是美国和军队所代表的。这些罪犯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的同时，美国的声誉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认为那是我在位期间的一个低点。

而且我毫无防备。唐告诉我军队正在调查关于监狱虐待囚犯的报告，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些图片这么真实，如此令人震惊。我第一次看到那些图片是在《60分2》（60minues2）的节目上。这个事情这么处理让我不太高兴。白宫的团队对此也不太满意。人们开始在媒体上谈论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把事情怪到国防部长头上。当唐得知这些新闻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总统先生，我想让您知道，如果您觉得对您有必要，我随时都可以辞职。”

我当晚打电话给唐告诉他我不会接受他的辞呈。我不认为士兵在阿布格莱布的不端行为是他的错，而且我也不希望他来当这个替罪羊。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他来解决这个问题。4天后，唐给我写了一封长一些的信。他写道：

这些天，我就现在的情形进行了许多思考，我在国会出席听证会，也考虑到了您的看法。我非常尊重您，尊重您在全球反恐行动中的领导力，以及您对国家的期望。但是我的结论是，虐囚事件的发生在我的眼皮下，这些个人的行为最终我是有责任的，最好的负责方式就是辞职。

我尊重唐再一次提交辞呈的做法。很明显，他之前的纸条并不是走形式。他对于辞职是认真的。这显示了他的为人，他对于政府的忠诚，以及他对于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造成影响的理解。我很认真地考虑了是否接受他的辞呈。我知道在犯下如此重大的错误后，换掉五角大楼的领导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但一个问题让我无法下手：没有什么很好的人选能代替唐，而且我不能把国防部最高领导的位置空着。

我决定拒绝唐的辞职，2004年春天时我已经受够了国家安全团队之间的争吵。开始具有创造性的摩擦已经变得具有破坏性。争吵的新闻使政府内显得更加不和，我也越来越气愤。我最后总结出双方之间的仇恨已经太深，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在2004年选举之后给整个国家安全团队大换血。

科林·鲍威尔减轻了我的负担。在2004年春天，他告诉我他决定辞职。他工作的三年困难重重，所以感到很疲惫。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在内部的斗争中受了伤，对于没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很失望。我希望科林能够留任到选举结束，我很感激他答应了。

提前知道消息给了我时间思考下一任人选。我很尊重科林，但是有时候感觉他所带领的国务院和我的理念以及政策并不是很合拍。总统和国务卿之间没有分歧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康迪和我6年来一起在白宫和竞选团队工作，关系越来越紧密。她了解我的想法，可以看穿我的表情。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相同，而且她与我意见不同的时候，也不怕让我知道。

康迪多才多艺，令人刮目相看。我看过她给国会和媒体解释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她也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曾和马友友合奏。她在南方种族分离的地区长大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而且她知道怎么和世界大牌人物相处。

我头一次感受到这一点是2001年3月，当时我召开了一个关于朝鲜政策的会议，为我第二天会见韩国总统金大中做准备，他是我会见的第一位亚洲领导人。之前的美国政府曾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提出过让步，条件是朝鲜保证放弃核武计划。这个政策没有奏效，而且我告诉团队我要改变这个策略。在美国作出退让之前，朝鲜要首先改变自己的行为。

第二天早晨5点15分，我在读《华盛顿邮报》。一则报道的开头是：“国务卿科林·l·鲍威尔昨天说，布什政府想要继续克林顿政府遗留下来和朝鲜关于其导弹计划的谈判。”

我很吃惊。我想这个记者肯定是引用错了科林的话，因为这则报道和我们昨天会议当中讨论的内容正好相反。我打电话给康迪。和我一样，她也习惯早起，但是她还没有看报纸。我给她大概讲述了一下《华盛顿邮报》报道的内容，然后说：“科林今天早晨到白宫之前，这个问题最好能解决。”

我给了康迪一个棘手的任务。她要指导国务卿，一个比她差不多大一辈的世界著名前将军改正他的言论。上午晚些时候，科林充满活力地走进椭圆形办公室说：“总统先生，别担心，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第二天，我让康迪帮助副总统完成了一个类似的任务。2002年8月，我在思考是不是提议联合国通过决议派武器核查人员去伊拉克。迪克在演讲时说：“重新派核查人员去伊拉克会让人们误以为……萨达姆已经被关回笼子里了。”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我已经做出了决定一样，但是我还在考虑。我让康迪告诉迪克别抢在我前面弄得我无法发表观点。康迪打了电话，也感谢迪克，这个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

2004年选举后我决定宣布提名康迪担任国务卿。为了填补国家安全顾问一职的空缺，我决定提拔康迪出色的副手史蒂夫·哈德利，他是个为人谦逊，思考周到的律师，提出的建议清晰、谨慎，不带任何个人色彩。但是，突然间，安迪告诉我说科林又在考虑去留问题了。我一直把科林当做朋友，而且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他在反恐战争中召集了强大的盟军，并且为巴以进行和平谈判打下了基础，但是我已经决定让康迪担任国务卿了。

我一直在想科林犹豫去留的原因之一是不是他估计唐·拉姆斯菲尔德也会离开。他这么想是正确的。我也有计划调整国防部，作为建立新的国家安全团队的一部分。2004年底，我让安迪再和弗莱德·史密斯谈一谈，看他愿不愿意考虑这个工作。我见过弗莱德，他看上去状况很好。这次问题不再是弗莱德的健康，而是他大女儿的健康。温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需要有更多时间陪她。很遗憾的是，她在2005年去世了。

我还想过其他替代国防部长的人选。我想过让康迪去五角大楼，但是我还是觉得她做国务卿更加合适。我考虑过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乔·利伯曼，但我不觉得他是合适的人选。我一度询问了吉姆·贝克。如果吉姆接受的话，那么他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担任过三个要职的人：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但是他很享受退休生活，不想重返华盛顿。

事实是：很少有人具备能力在一场复杂的全球战争中领导军队。唐·拉姆斯菲尔德就是其中一人。他有着难得的经验，而且和我持相同观点，认为反恐战争是长期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有时候，唐让我很沮丧，他对待军队领袖和我的部下有些莽撞。我觉得他不去参加埃里克·新关将军的退休典礼是个错误，新关将军是四星陆军参谋长，在一段辉煌的军旅生涯后于2003年退休。唐的决定助长了人们错误的观点，认为将军是因为在伊拉克政策上和他意见不合被炒鱿鱼的。

我仍然很喜欢唐。他尊敬指挥系统。他和妻子乔伊斯为军队付出了很多，他们经常在不惊动媒体的情况下去军队医院探望伤员。唐在军队改革方面做得很出色，这也是一开始他很吸引我的一个方面。他增加了我们无人机的数量，使我们远征的能力增强；增加了军事网络的带宽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使用实时数据链接和图像；召回了许多“冷战”时期例如德国基地的驻军；在特种部队上大量增加投资，特别是在整合情报和特别行动方面。

和他强硬的外表不同，唐·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有一天，他和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刚刚给我做完一项关于军事行动的简报，而我在下一个会议之前还有几分钟时间。我随意问了问他的家庭现在如何。他一开始没有回答。最后他憋出几个字来，然后流下了眼泪。他向我解释说他的儿子尼克正在戒毒。唐很痛苦，他对儿子的爱是真切的。几个月后，我问他尼克怎么样了。唐满脸高兴地告诉我他儿子已经戒毒了，而且状态很好。看到唐为儿子的品格和力量自豪，我很感动。

我再一次为唐感到不平是在2006年春天，当时一群退休将军公开批评他。虽然我当时正在考虑人事变动，但是我不会允许一群退休军官逼迫我辞退一位文职国防部长的。如果那样，人们则会以为这是一场军事政变，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

2006年继续，伊拉克的状况迅速恶化。宗派暴力使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初秋，唐告诉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需要“请新人用新角度看问题”。我同意我们需要这种变化，特别是因为我正在严肃考虑使用新的战略，进行增兵。但是我仍然找不到一个有能力的国防部长接班人。

200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和高中以及大学同学杰克·莫里森正在聊天。我指派杰克出任对外情报咨询委员会（pfiab）的主席。我当时非常担心伊拉克每况愈下的情形，提到了拉姆斯菲尔德关于需要“新人”的说法。

“我有一个主意，”杰克说道，“你觉得鲍勃·盖茨怎么样？”他说最近在对外情报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中接触过盖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