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第三次选举在11月举行，目的是以永久性议会来取代过渡国民大会。伊拉克人再一次挫败了恐怖分子的威胁。有将近1200万人，即超过70%的伊拉克人民参与了选举，并投出了他们的选票。这一次，逊尼派参与者人数众多。一个选民将沾有墨水的手指挥向空中，大声喊道：“这就是恐怖分子的眼中钉！”

我为美军士兵感到骄傲，也为伊拉克人感到激动。2005年三次选举之后，他们已经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完成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我希望政治进步能够将反政府武装隔绝，这样，美军士兵就可以将基地组织成员一个一个地干掉。在历经所有的悲伤和牺牲之后，对局势的乐观，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了。

什叶派穆斯林将萨马拉金顶清真寺的阿斯卡里圣殿视为最神圣之地。里面安放着两位深受敬仰的伊玛目的墓冢，他们是“神秘伊玛目”的父亲和爷爷。什叶派将那位“神秘伊玛目”视为救世主，认为他能为人类匡扶正义。

2006年2月22日，两枚破坏力极强的炸弹将这座清真寺摧毁。这次袭击对于什叶派是种异常尖锐的挑衅，其严重程度类似于袭击天主教的象征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或是犹太教的象征耶路撒冷哭墙。“这就相当于你们的‘9·11’。”极具影响力的什叶派领导人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基姆（abdulaziza1hakim）对我说。

我回想起2004年扎卡维给基地组织领导人写的那封信，他在信中提出建议，要挑起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战争。尽管发生了一些紧随其后的报复行动，但流血冲突似乎并没有要失控。我舒了口气，因为什叶派表现出了克制，我鼓励他们继续克制。在3月13日的一个演讲中，我说伊拉克人已经“见到了痛苦深渊，并且不愿再这样下去了”。

不过说我错了。4月初，派系间的流血冲突已经爆发。什叶派枪手游击队绑架并谋杀了无辜的逊尼派人。逊尼派在什叶派地盘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进行报复。伊拉克缺乏强硬政府，这也使得危机加剧。各政党自11月大选时起，就在争夺席位。这在民主政体中倒是自然现象，但是随着流血冲突不断升级，伊拉克实在需要一个强硬的领导者。我指示国务卿赖斯和从喀布尔调任巴格达的扎勒米·哈利勒扎德大使，让他们强力促成伊拉克人选出总理。大选4个月后，他们做出了出乎意料的选择：努里·马利基（nourialmaliki）。

他是一位不同政见者，曾被萨达姆判处死刑，并一直在叙利亚流亡。他当选那天，我给他打了电话。因为他自己没有安全的电话可用，当时是在美国使馆接听我的电话。“总统先生，这就是新任总理。”大使扎勒米说道。

“谢谢，”我说，“别急着挂掉电话，我们多聊一会儿，这样总理你就知道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祝贺你，总理先生，”马利基正要回答时我说道，“我希望你明白，美国全力支持伊拉克民主。我们将共同努力，战胜恐怖分子，帮助伊拉克人民。你就满怀信心地领导人民吧。”

马利基友好而真诚，但在执政方面是个新手。我明确表态，希望和他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他也有此意。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经常通电话或举行视频会谈。我小心翼翼，希望不会令他感到威慑，也希望我不会表现出压迫。我希望他能把我当成合作伙伴，或者是智囊谋士。其他人或许会给他许多压力，而我总会给予他建议，对他表示理解。一旦获得他的信任，我就能够以更好的姿态帮助他做出艰难抉择。

我希望马利基政府组建后，能够使流血冲突告一段落，但却事与愿违。派系仇杀的报道愈加骇人听闻。敢死队残忍无耻、绑架无辜。伊朗给这些激进好战分子提供资金、训练以及非常精密的爆炸成形弹丸，用以杀害我们的士兵。伊拉克人也躲藏在各自派系的隐蔽地点，四处寻找保护。

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是乔治·凯西（georgecasey）上将，这位资深的四星将军曾指挥驻波斯尼亚美军，并担任陆军副参谋长。2004年夏天，里卡多·桑切斯（ricardosanchez）将军卸任后，唐·拉姆斯菲尔德推荐他指挥驻伊美军。

乔治·凯西上将调任巴格达之前，我与夫人劳拉邀请他和妻子希拉（shei）赴宴白宫。驻伊拉克大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negropone）也陪同赴宴，约翰是位资深且精明的外交官，他主动请缨，偕妻子戴安娜（diana）赴伊上任。乔治送给我一本传奇橄榄球教练文斯·隆巴迪（vincelombardi）的传记。乔治曾在美国橄榄球隆巴迪奖最后一个赛季中，担任华盛顿红人队的装备总监。这份礼物意味深长，正如他所崇敬的教练一样，乔治绝非华丽闪耀，也算不上魅力迷人，但他是一位坚韧可信、坦率正直的指挥官。他像是人们所知的隆巴迪一样，如“一块花岗岩”一般。

凯西将军同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和唐·拉姆斯菲尔德一样，认为出兵伊拉克给人造成一种占领那里的感觉，从而挑起了流血冲突，煽起了反叛情绪。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支持“伊拉克人雄起，则美军落退”的策略。但是，在萨马拉金顶清真寺遭受爆炸袭击之后的几个月，我开始怀疑，我们的策略是否符合当地的现实。派系流血冲突不是因为我们在伊的军事范围很大，而是因为受到基地组织的挑拨。伊拉克人民还正处在不断努力壮大的过程中，我们似乎仍无法削减驻伊军事力量。

美国国家安全小组的每个人都与我一样，担心局势恶化。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最先帮我找到了解决之策。

2000年竞选时，史蒂夫·哈德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当时是外交政策顾问团队的一员，此团队由赖斯召集组建。史蒂夫并不情愿拋头露面，成为公众人物。但是一旦面对镜头，他的学者风范、逻辑敏思和临场表现，总能让人信服。在幕后，他思考缜密、稳重沉着、乐于倾听、善于整合、耐心思量。他的语言表达清晰通畅、全面彻底。每当我做出决定，他都知道如何与团队配合并执行。

史蒂夫是个严谨的人。即使是乘坐飞机，跨越重洋，他也会一直打着领带，睡觉时也不会解下。他一露面，领带仍是整齐利落。他曾担任义工，在农场砍伐雪松，他的任务是砍掉树枝。他工作时穿着粗革高帮劳动靴，一丝不苟，勤奋高效。史蒂夫不仅仅是个严谨的人，他还很善良、无私、幽默。我在总统休假地戴维营多次与他和他妻子安（a

）共度周末。他们俩爱情甜蜜，都很理智，都喜欢徒步旅游，也是两个可爱女儿的伟大父母。

在第二个总统任期中，我几乎每天早上都要与史蒂夫会面。2006年春季，异常难熬的一天过后，我们在白宫办公室的“坚毅书桌”前连夜送达的报告。

我一边看一边摇头。一抬眼，我发现史蒂夫也在摇头。

“这样不行，”我说，“我们得重新审视全局策略，我需要看到一些新的方案。”

“总统先生，”他回答道，“我想，你说得对。”

史蒂夫去整理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每天晚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拉克小组成员会撰写一份备忘录，详细介绍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和政治局势。根据他们报告，局势并不理想。春季末的一天，我叫梅根·奥沙利文（meghano’sullivan）会后留下来。梅根·奥沙利文是一位博士，在伊拉克为杰瑞·布雷默工作多年。她与伊拉克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保持联系。我问她，她所听说的巴格达是怎样一番景象。“那里是地狱，总统先生。”她说。

6月中旬，史蒂夫组织了一批外界专家，在戴维营向我介绍情况。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军事学者弗雷德·卡根（fredkagan）询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士兵去控制流血冲突。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kap1an）建议我们采取更加强势的反暴战略。前中央情报局的资深官员迈克尔·维克斯（michaelvickers）曾在20世纪80年代协助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mujahideen）组织军事武装，他建议增强美军特别行动的力度。埃利奥特·科恩（eliocohen）是《最高统帅》（supremecommand）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探讨总统和手下将军的关系，在史蒂夫的推荐下，我已经读过了这本书。埃利奥特·科恩对我说，我应当让我的那些指挥官们为结果负责。

为了让我获得不同的视角，史蒂夫给我带来了一些上校和上将所写的文章，他们都曾在伊拉克指挥过军队。于是，对立的观点出现了，凯西将军和阿比扎伊德将军支持训练当地武装力量并撤出美军的战略，而那些在战斗最前线的人，却认为美国需要增兵伊拉克。

赫伯特·雷蒙·麦克马斯特（hrmcmaser）上校的观点引起我的注意。我读过他关于越战的书《玩忽职守》（derelicionofduy），书中批评了军界领导未尽职守，没能充分地更正约翰逊总统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采取的战略。2005年，麦克马斯特上校在伊拉克北部城市塔尔·阿法（alafar）指挥一个团。他采用了平叛战略，调动军队，清除反政府武装，守住刚刚占领的地带，并提供帮助，建立当地的经济体系和政治架构。

这个“清除、占领、建立”的模式，将塔尔·阿法这个反政府武装大本营，变成一个和平安宁、运转正常的城市。

另外一个平叛战略的执行者是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peraeus）将军。2004年我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堡（forcampbell）第一次见到他。他在军中被誉为最聪明、最有活力的将军。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91年，他在训练时，胸部意外中枪。他乘坐直升机，熬过60英里的航程，到达范德比尔特大学医疗中心。后来成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比尔·弗里斯特医生挽回了他的性命。

在战争初期，彼得雷乌斯将军曾在摩苏尔（mosul）指挥101空降师。他派士兵与伊拉克居民一同生活，并在大街上徒步巡逻。美军露面，居民放心，我们是去保护他们。彼得雷乌斯随后在当地组织选举，组建省级委员会，利用重建资金，振兴经济活动，重开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并促进贸易活动。他采用合乎规范的平叛战略，为战胜敌人，他首先去努力赢得人民的支持。

他的战略奏效了。尽管伊拉克大部分地区流血冲突增多，摩苏尔依然相对平静。但是，当我们减少摩苏尔驻军时，流血冲突再次出现，塔尔·阿法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在负责伊拉克安全部队训练之后，彼得雷乌斯将军被派往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forleavenworh），负责重新制定美军平叛战略指南。平叛战略的前提是让基本安全先得到保障，然后才是政治上的进展，这与既定的战略相反。我决定认真关注彼得雷乌斯将军以及他的任务。

在我们2006年所有的坏消息之中，的确有一个亮点。6月初，战果累累的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an1eymcchrysal）将军指挥特种部队，跟踪追捕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领导人扎卡维，并将其炸毙。从11月份的选举以来，我们终于能够向公众鲜明的展示出进步之势。

一周后，我开完了一天的国家安全会议，便悄然离开戴维营。我跳上一架美军运输直升机，带上一小队安保人员，飞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在那里登上空军一号。11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巴格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