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愿意牵头领导，我们将追随你，”有一位参议院领袖说，“但我们只能远远地跟着。”

与国会共和党人的会谈，让我预感到了社保改革道路的艰辛。但我决心迎难而上。我不希望在我回顾执政历程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最大挑战面前当了逃兵。“社保制度是20世纪的一项伟大的发明，我们应该让它的理念在新的世纪继续散发光芒，”我在2005年发表的国情咨文里说道。“然而，如果这一机制沿着目前的轨迹继续前进，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改进并拯救我们的社保体制。”

第二天，我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呼吁美国民众支持社保体制改革的活动。我四处发表演讲，组织集会，甚至跟我母亲一起参加了一场活动。因为她是我最钟爱的一位社保体制受益人。“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对我17岁的孙女们感到担忧，我丈夫也同样担心。”她说，“她们将享受不到社会保险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讲，发生在密西西比州坎顿（canon）的尼桑汽车生产车间里。我的听众中有很多都是非洲裔工人。当我问他们有多少人在使用401（k）账户时，几乎所有人都举了手。我很高兴看到那些原本一无所有的人们现在终于拥有了一篮子属于他们自己的鸡蛋。我同时在想，怎么才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社会保障制度对于非洲裔的美国公民尤不平等，因为他们的平均寿命更短。一位黑人劳动者交纳了一辈子的社保金后，获得的养老津贴总数比一位同等收入水平的白人平均要少21000美元。由于个人养老账户可以传给下一代，所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这种不公。

4月28日，我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改革方案。这一方案是民主党人罗伯特·波曾（roberpozen）的杰作。他的方法被称为“累进指数”，目的是让穷人的津贴增长较快，而让富人的津贴增长较慢。每个人都将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获得一个合适的津贴标准。通过改变津贴的增长公式，这一计划将解决当前社保体制内的大多数弊端。在这一基础上，所有美国公民都有机会通过个人养老账户获得额外的收益。

我希望朝野两党都能支持这一方案。一方面，该方案在不用增加税收的情况下，能够极大改善预算状况，这是共和党人所乐于看到的；另一方面，这一社保改革方案的最大亮点，是将最大的福利授予了贫困人群、少数族裔以及工薪阶层。这对于一直标榜自己代表这些人利益的民主党人来说，也是很对胃口的。

我的立法团队全力推动这项改革，但他们举目无援。民主党的参众议员们指责我意在将社保制度私有化。这显然是一种耸人听闻的政治语言，而且是不正确的。我的计划是拯救社保制度，使之与时俱进，并且给美国人民机会掌握属于他自己的一部分社保资金。这并不会导致社保制度私有化。我觉得民主党人的反对态度是另有原因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alhubbard）曾经对我说起他在国会大厦一次会议上的经历。“我很愿意支持这件事，”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对他说，“但是我们的领导明确要求我们反对这一方案。”

民主党人对社保改革方案的坚决反对，与我推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我在得州执政时两党坦诚合作的情形形成了强烈反差。我对这一情况非常失望，并且常常反思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我觉得，反对党中的不少人一直没能走出2000年大选的阴影，所以他们不愿意配合我的工作。他们中还有些人不满我在2002和2004的国会选举中攻击在任的民主党议员，从而帮助共和党候选人使一些重量级的民主党议员下台，包括佐治亚州参议员马克斯·克莱兰（maxclend）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对此也负有责任。我并不后悔支持我的共和党伙伴们。我早已明确表示，我将努力增强我们党在华盛顿的力量。我愿意对我的立法提案进行微调，但是绝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缺乏合作诚意的表示。就社保改革问题来说，也许我努力推行这项在两党之间本来就充满分歧的改革，是对选民意志的一种误读。但无论如何，两党由合作走向对抗，对于我的政府和这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的。

在民主党人反对的情况下，我需要共和党人的一致支持，以使得社保改革提案在国会通过。但我没能做到。不少新锐的共和党人，例如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ryan）支持改革。但是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大多不愿意触碰这一争议极大的问题。

社保体制改革的夭折，是我执政期间的最大遗憾之一。尽管我四处奔走疾呼，政府还是如我所警惕的那样，将这一问题踢给了下一届政府。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已经尽全力宣传、推广改革方案。我努力争取反对党的支持，并且采纳了一位民主党经济学家的方案作为改革的核心。社保体制改革的失败显示了总统权力的局限性。如果国会不同意你的行动，那么总统也无计可施。

不作为的后果是严重的。在我提出改革后的5年内，社保体制的危机愈演愈烈。社保体制终结的预计日期从2042年提前到了2037年。社保基金的缺口，或者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成本，自我2005年提议改革以来，增长了2万亿美元。这超过了我们在伊拉克战争、医保体制革新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上花费的总和。对于那些对未来政府的赤字忧心忡忡的人们来说，社保体制改革的失败，使我们错失了一个现今最难得的机会。

葆拉·伦登（paurendcn）头顶着雨独自站在门口，她看起来疲惫而紧张。几天前，她辞别墨西哥的家人，登上了一辆开往休斯敦的客车。当她抵达这里时，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她只有一个地址：荆棘路5525号，以及她新雇主的名字：乔治·布什和芭芭拉·布什。

1959年的那天晚上，当我给她开门的时候，我只有13岁。没过多久，葆拉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妹妹们的“第二母亲”。她努力工作，同时照顾着在得克萨斯的我们一家和她自己在墨西哥的家。后来，她买了套房子，并把她的家人接到了休斯敦。她总是说，她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看见自己的孙子从大学毕业。在我以州长和总统的身份讨论移民问题时，我脑里都会想起葆拉。“家庭的血脉不会被里奥格兰德河阻隔。”我说。

像葆拉一样，当时大多数到美国来的墨西哥人只是为了养活他们的家人。他们多数从事着艰辛的劳动，顶着得州的烈日在田野里捡拾庄稼或是在屋顶上刷柏油。他们中的一些像葆拉一样拥有永久的工作签证，有的是根据“短工计划”协议（braceroprogram）入境的短期劳工。还有一些是非法越境来到美国的。

在随后的40年里，美国经济的规模从不到3万亿美元增长到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劳工的需求随之不断攀升。然而，移民和雇佣法规的改革却没能跟上。“短工计划”协议在1964年就已到期，但是没有新的法规能代替它。永久工作签证的增长速度与劳工需求的增长率完全不成比例。由于缺少合法入境的渠道，越来越多的移民选择非法入境。

一个由证件伪造者和人口走私犯组成的地下群体在边境地区蔓延。这些被称为“土狼”的人将偷渡者塞入卡车或汽车，或是让他们徒步穿越数英里的沙漠。在偷渡过程中意外死亡的人数高得惊人。但是为了养活家人，非法移民仍然前赴后继地涌来。

在我竞选总统的时候，非法移民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并且还在不断恶化。我们的经济需要劳工，但是我们的司法正在被漠视，移民的人权正在被践踏。在2000年的竞选中，我决定提出这一问题。我坚信我们一定能找到一种理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障国家的利益，又能坚持我们的价值观。

我在移民改革一事上找到的第一个盟友，是墨西哥总统维森特·福克斯（vicenefox）。维森特和他的妻子玛尔塔（mara）是劳拉和我举办的首次国宴的客人。我提出是否可能创建一种短期劳工方案，允许墨西哥人在固定的时间内在美国合法从事指定范围的工作。他希望美国能给境内的所有墨西哥人合法身份，并称这个过程为“规范化”。我明确表示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种让非法移民自动获得居留权的大赦，将削弱法律的威信，并且招致更多的非法移民。

随后发生的“9·11”事件迫使我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如何防止恐怖分子潜入美国上。我把短期劳工的项目搁置起来，专注于加强边境安全。在“9·11”发生后的4年里，我跟国会一起将边境安保的资金提高了60%。我们增加了1900名边境巡逻人员，并且安装了包括红外线摄像头在内的新技术设备。

2005年10月，我签署了一项向边境防务增拨75亿美元预算的国土安全法案。这一法案加强了我们在边境的技术水平和情报搜集能力。它还将增加边境附近拘留所的床位，这将解决政府人员在抓获非法入境者后，因为缺乏拘留场所而不得不很快将其释放的问题。

我希望通过加强对安全问题的关注，能让美国人民感受到我们遏制非法移民的决心。但是单靠防卫措施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美国经济对那些贫困的和对未来抱有期望的人们充满了吸引力。再长再高的藩篱，也不能阻挡那些一心要养活家人的入境者。解决的办法是推行短期劳工政策。如果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合法入境，他们就没有必要冒险偷渡了。我们的经济将获得稳定的劳工来源，而“土狼”们和那些践踏人权的家伙将失去他们的市场。这样，边境巡逻人员也能更专注于防范罪犯、贩毒者和恐怖分子入境。

2006年5月15日，我第一次在黄金时间的总统讲话中提到移民问题。“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美国的法律必须得到贯彻。”我说，“同时美国也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传统必须得到坚持，它将从许多方面加强我们的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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