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曾听到一些令我惊讶的观点。丹·卡拉汉博士是位很有思想的伦理学家，他主张妇女有权选择堕胎与否，但却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对他来说，选择堕胎将使当事人直接受益，而毁灭一个胚胎仅是为了科学研究虚无缥缈、尚不可及的目标，这两者之间有着道德层面的区别。作为世界最德高望重的外科医师之一，本杰明·卡森博士曾同我说过，干细胞研究的确有其价值，不过科学家们需要找寻毁灭胚胎之外的其他方式，例如从脐带血液中抽取干细胞。正好相反，奥林·哈奇和斯特罗姆·瑟蒙德，作为参议院中两位对堕胎最坚定的反对者，反而选择支持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联邦资助，因为在他们看来，拯救生命的利益胜过了毁灭胚胎付出的代价。

2001年7月，我拜访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的宅邸位于风景秀美的夏宫冈多菲堡。身着华服的瑞士守卫护送我们穿过一连串房间，来到了会客区。约翰·保罗二世是在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之一。他历经纳粹和共产党对祖国波兰的执政的时期，是455年来头一位非意大利裔的教皇。在他“无所畏惧”的呼吁下，他召集起中东欧有良知的人，打破铁幕的阻隔与屏障。杰出的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后来写道：“1979年6月2日，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俯身亲吻脚下华沙机场的土地，自此便开始了波兰共产主义终结的进程。之后整个欧洲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时间前进到2001年，教皇的精力和锐气难以逃过时光的打磨，年迈的他开始衰老。这时的他行动迟缓，力气虚弱。然而他的那双眼睛依然神采奕奕，的确使人信服他体内那股蓬勃的精神。他缓缓带我、劳拉和我们的女儿芭芭拉来到阳台。从这儿俯瞰，能够一览阿尔巴诺湖的美景。随后我同他一起来到一间简易的会议室，并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便包括干细胞研究。他了解科学带来的希望实际上教皇本人也受到帕金森综合征病痛的折磨。然而他仍然坚信，所有的生命，不管其形式为何，都应得到保护。在对原则的坚守上，他做出了表率。对此我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我向他阐述，天主教会对生命毫不动摇的支持是我们坚实的道德基础，借此，包括我在内的反堕胎政治家得以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同时对他表示，希望天主教会将会永远是守护人类尊严的中流砥柱。

约翰·保罗二世于2005年辞世。我同劳拉、我父亲，还有克林顿总统飞赴罗马，共同参加了葬礼。美国总统参加教皇的葬礼，并且还有两位前美国总统到场，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我们一赶到葬礼现场，便立刻前去瞻仰吊唁教皇的遗体。当我们跪在圣坛前为教皇的遗体祈祷时，劳拉转身对我说：“现在是祈祷奇迹发生的时候了。”顿时，我心中感到一股未曾预料的涌动。我想到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台新闻主持人彼得·詹宁斯，并为他作了祈祷。

那是一场感人至深的葬礼弥撒。圣彼得广场上的人群高声呼喊，放声歌唱，手举条幅，纪念教皇的一生。红衣主教约瑟夫·拉青格主持了布道，11天后，他被推选为教皇本笃十六世。布道后，一群教会人员将已故约翰·保罗二世的灵柩抬上楼，来到圣彼得大教堂的大会堂。在进门那一刻，他们转过身来面对着人群，最后一次托起灵柩。就在这时，云散日出，朴素的木质棺材上洒满了阳光。

在聆听各方观点，并仔细考虑几个月后，对于干细胞研究的决策基本敲定。7月10日同利昂·卡思的对话最终对我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利昂是芝加哥大学颇有名望的医师和哲学教授。他所涉猎的领域范围极广，包括进化生物学、文学和《圣经》学。在这些领域他都有论著和教学经历。在我眼里他博学多才，知识丰富。

我告诉利昂，我对这个决策已经纠结很久了。胚胎干细胞研究给人类带来的希望是巨大的。可是随之而来的也有棘手的道德难题。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一个政策能够坚守原则，在促进科学发展的同时保持对人类生命的尊重。

利昂以他的逻辑表示，胚胎，包括那些长期冷冻的胚胎在内，都有成为生命的可能，因此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他说：“对胚胎的使用必然导致人们的顾虑。我们至少应当表示出起码的尊重，不能单单出于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操控。我们处理的是孕育我们子孙后代的种子。”

我跟他谈到了我的一个想法：如果批准对干细胞研究的联邦拨款，但是将范围限制在现有的干细胞系中，会有什么后果呢？抽取现有已经毁灭了、无法挽回了的干细胞系的胚胎，允许科学家们对其加以利用，研究拯救他人生命的疗法，似乎是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但这样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如果支持对已毁灭胚胎的研究，允许联邦拨款，是否等同于默认鼓励毁灭更多的胚胎呢？

利昂认为依靠已毁灭胚胎的研究，允许联邦资助是合乎伦理的，然而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我必须重新阐明被触犯的道德原则，即人类生命的尊严。其次，我必须确保联邦资金不得用来毁灭更多的胚胎。他表示，只要我能够保证以上两点，那么这项政策就能够通过伦理道德的考验：“如果在已有的框架条件内进行联邦资助，就不会成为胚胎毁灭的共犯。”

同利昂的交谈帮助我理清了思路。我决定，政府应当批准对已毁灭胚胎的干细胞系研究的资助。与此同时，对不会引发道德争议的其他干细胞来源，我将要求国会加大联邦资助。我还将划清道德的界限：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不得用来支持为了医疗成果而毁灭生命的行为。同时，我还新成立了一个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由利昂·卡思牵头，其中囊括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而下一步，就是向美国人民告知这一决定。卡伦提议破例举行一次黄金时段的全国讲话。在黄金时段做讲话，通常是由于发生战事，总统作为总司令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而这次，我将作为教育总长发言。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干细胞研究于美国十分重要，然而对大部分民众又是一个深奥难懂的问题正如1月份时，我也对此问题不甚了解。与真正做出决定相比，向民众解释我的决定也同样重要。

2001年8月9日，在得州克劳福德，我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做了演讲，这在历任美国总统中尚属首次。讲话前夜，劳拉和我一同与杰伊、卡伦和其子罗伯特同进晚餐，在场的还有一个朋友，沃斯堡市的室内设计师肯·布雷森戈姆。用餐之前，我请杰伊进行祷告。他的祷告词思想颇为深刻。在祷告完后，我们仍低着头，等着他说“阿门”结束。我们保持低头姿势一段时间，杰伊告诉我们犹太教的祷告结束不一定都说“阿门”。这又是我原先所不知的，与我这段对干细胞研究的了解经历不谋而合。

我以一句“晚上好”开始了我的演讲。“十分感谢大家在今晚抽出几分钟时间，以便我们能一同讨论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难题，同时也是当代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之一。”我勾勒出了人们所面临的两难局面：“毋庸置疑，我们必须竭力研究，战胜病痛；但是对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这样的前沿科技，我们也必须对其引发的道德问题予以关注。有时就算再崇高的目标，也不表明我们就有理由不择手段。”

我围绕着做出的决定，结束了演讲：

胚胎干细胞研究前景广阔，同时也存在潜在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我认为我们应当允许联邦资金支持现有的干细胞系研究。这些干细胞的胚胎来源已经遭到毁灭。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向我表示，对现有60个干细胞系的研究将很有希望带来治疗甚至治愈疾病上的突破。这样的决定能够帮助我们继续探索、挖掘干细胞研究的潜力，同时确保不会触犯道德的界限，避免将纳税收入用来支持或是鼓励进一步毁灭有生命可能的胚胎……为做出此决定，我进行了精心的考察。我祈祷，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演讲前好几周，我都感觉十分焦虑。我不断对自己的猜测予以质疑，一遍又一遍地考虑各种选择。而做出决定之后，我却感到了平静。我无法预知人们会做出何种反应。对此问题事先并没有在民众当中组织焦点小组进行访谈，或是投票。就像当时等待杰伊祷告结束的那一声“阿门”一样，我们静下心来，等待民众的反应。

对于我的干细胞决策，人们的反应很快涌来。很多政治家和活跃分子，不管对该问题持什么态度，都称赞我的政策合理明智，考虑周全。尽管有一些科学家和游说团体对这样的决定非常沮丧，还是有很多人士将史无前例的联邦资助看做对他们工作的支持。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金会主席亲自发布声明称：“针对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决定，我们为总统鼓掌叫好。”我曾在好友肯特·沃尔德里普的游说团体任董事，肯特是来自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一位橄榄球运动员，现在已经瘫痪。他曾向记者表示：“这项决定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切可能的研究便利，有的地方甚至还超额满足了研究需求。”

我所受到的那些批评来自“右翼”人士。一名保守党派的激进分子甚至将我的决定比做纳粹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有人说：“我为总统感到羞耻。他做出了妥协，给我这一辈人树立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肢解、滥用，甚至毁灭。”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的一位发言人还说：“对总统的政策，好像全国就我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可他很快就有了伴儿。反对者的言论变得越来越刺耳难听。事后看来，金钱和政治这两个因素的结合、相互渗透，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大部分带头反对这项政策的人都是科学家。我的政策承诺提供一定量的联邦资助，而这却刺激了他们的胃口，开始张口要更多的资金。2002年春天，为了应对科学家们的不满，我同意批准在获得联邦拨款的实验室中，进行由私人资助的胚胎干细胞实验。虽然做出了重大让步，科学家们却仍不满意，并继续要求更多的资金。

继科学家之后，从各游说团体也传来了批评的声音。由于对新疗法的发明寄予厚望，这些团体都做出了不切实际的承诺。他们似乎相信，一旦限制用于研究的干细胞数量，将延迟研究进展，不利于获得突破性成果。他们请来满怀公益心的好莱坞明星，想发动情感攻势。另外他们还发现，在干细胞问题上对我的政策持反对意见，能够给他们筹得大笔资金。这样一来，那些原先支持我的团体也倒向了反对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