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17日，我乘坐空军一号飞离美国，这是自“9·11”事件发生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当时是要前往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总共有21位来自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出席。美国特勤局对此行备感担忧。连续数周，我们都收到情报称可能还会有后续袭击，这让我们感到恐惧。然而，加强美国同远东地区的关系始终是我的一个工作重点，我也希望各国领导人亲眼目睹我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

空军一号在上海的机场一着陆，我就回想起1975年我和母亲一起到这里来时的情景：整个城市色调灰暗，满大街的自行车。而这次，我们行驶在一条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45分钟就开到了上海市中心。我们途经名为浦东的一片散发着光彩的新城区。后来我得知，为了建设浦东新区，政府让大概10万民众搬离了这块地方。这里的摩天大楼和霓虹灯让我想起拉斯韦加斯。上海终于实现了“大跃进”。

第二天一早，我和科林·鲍威尔、康迪·赖斯、安迪·卡德以及中情局的简报员一起，挤进丽思卡尔顿酒店内的一个蓝色帐篷。这是为了防止国家安全简报被窃听而特别设计的。我们打开一台视频监视器，立刻出现迪克·切尼在纽约的画面。他身着白色燕尾服，扎白色领结，要在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会的晚宴上发表讲话，这是由天主教区举办的一个年度慈善活动。

我一看到切尼，就感觉到出事了。他的脸色和他扎的领结一样白。

“总统先生，”他说，“我们的生物探测器在白宫发现了情况。他们发现了肉毒杆菌毒素的入侵，我们很可能被感染了。”

中情局的人员向我介绍了肉毒杆菌毒素。这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大家一阵沉默。最终，鲍威尔问道：“我们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他是否是在心里盘算，想搞清楚从上一次出现在白宫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呢？

副国家安全顾问（depuynaionalsecuriyadviser）史蒂夫·哈德利说联邦调查局正在用老鼠对可疑物质进行试。接下来的24小时至关重要。如果老鼠仍旧活蹦乱跳，四脚朝下，就说明我们没事。但是如果老鼠仰面朝天，四脚朝上，我们就要完了。康迪为了缓和一下大家的情绪，说道：“好吧，这也算是为国捐躯的一种方式了。”

我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并等待着测试结果。第二天，康迪接到一条消息称哈德利要和她通话。她说：“我想是测试结果出来了。”几分钟后，康迪带回了结果。

她说：“四脚朝下，不是朝上。”虚惊一场。

几年后，像肉毒杆菌毒素这样的恐怖事件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几位美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在祈祷实验室里的老鼠平安无恙，这画面还挺好笑的。但当时，大家感到威胁真真切切，迫在眉睫。每周连续6天，每天早上乔治·特内特和中情局的官员都向我报告情况，汇总可能出现的袭击，他们称之为“威胁矩阵”（hreamarix）。每个周日，我会收到一份书面的国家安全简报。从“9·11”事件到2003年中，中情局每个月向我报告了平均400起潜在的袭击威胁，总共追踪了20多起大规模的袭击计划，其中包括可能在欧洲实施的生化武器袭击，以及针对美国本土，处于“睡眠”状态的基地组织成员。有些报告还提到了袭击的具体目标，包括主要的地标性建筑、军事基地、大学以及购物中心。“9·11”事件之后的数月，我时常因为读到的一些恐怖袭击情报，而担惊受怕，噩梦连连。

我向简报人员一连提出很多问题。每条威胁情报是否可信？我们是怎样追踪每条线索的？每条情报信息就如同马赛克中的一小片。9月底，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穆勒报告了一条重大情报，他告诉我在美国国内可能有331名潜在的基地组织成员。整体情况是非常确定的：针对美国的第二波恐怖袭击计划切实存在。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很多人认为需要用法律的手段制裁恐怖主义的罪行，就像是1993年在世贸中心发生爆炸案后政府的做法一样。“9·11”事件之后，我们反观美国驻东非大使馆和“科尔”号军舰的遇袭事件显然它们不是毫无联系的。这是在为“9·11”恐怖袭击热身，也是奥萨马·本·拉登全盘计划的一部分，他发布了一项宗教法令裁决，并称：“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可能，杀掉美国人就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责任。”

对于“9·11”事件，用法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显然是不奏效的。恐怖分子用客机撞向大楼的自杀式袭击不是一般的犯罪。通过法律诉讼无法震慑恐怖分子。他们已经向美国宣战了。为了保卫美国，我们也必须向恐怖分子宣战。

这场战争不同于美国以往参与的战争。我们必须发现恐怖分子的阴谋，追踪并扰乱他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切断他们的资金来源，将他们赶出避风港。而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其他恐怖袭击的威胁。恐怖分子把我们的家园变成了战场。而让美国参战，是我在总统任期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

我让美国参与反恐战争的权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宪法第二条，即赋予美国总统为战时总司令的权力。二是基于在“9·11”事件发生三天后国会通过的一项战争决议。参众两院高票通过了此项决议，参议院98：0，众议院420：1，国会宣布：

总统有权动用一切必要且适当的武力，对任何蓄意谋划、从事、授权、协助发生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的国家、组织、个人，以及为其提供庇护的组织和个人采取行动，从而防止这些国家、组织及个人再次对美国进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在之后的几年中，国会的一些人会忘记这段话。但我从没忘记。每天早上我醒来，都在思考如何面对这些威胁以及我肩负的责任。我也深知，在战时，美国总统历来会有反应过度的行为。约翰·亚当斯签署《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alienandsediionacs），禁止公众的异见。在美国内战时期，亚伯拉罕·林肯终止了人身保护状。在“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下令监禁日裔美国人。我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发誓要“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我最庄严的责任，也是我作为总统的天职，就是在宪法赋予的权力之内保护美国的安全。

“9·11”事件之后最为紧急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国防以防御再一次袭击。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为了阻止敌人，我们必须确保百分百的准确性。而我们的敌人只需成功一次，就足以伤害我们。

我们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安全措施。我批准在机场部署国民警卫队，在飞机上配置更多的空警，要求航空公司加强管控机舱室入口，收紧审核签证，加强乘客身份检查。我们与各州和各地政府以及私营领域共同努力，加强港口、桥梁、核电站以及其他易受攻击的基础设施的安全防范。

“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任命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里奇出任在白宫的新职位，负责监管国土安全的各项工作。汤姆带给我们宝贵的管理经验。但到2002年年初时，由于这项任务太过庞杂，显然单靠白宫无法很好地协调各项工作。十几个不同的联邦机构共同承担维护国土安全的职责。拼图式的工作方式是无效率的，而具体任务太多，总会有些成“漏网之鱼”。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2002年3月，移民归化局写信给佛罗里达飞行学校，称他们给穆罕默德·阿塔和马尔万·阿尔·谢赫签发了学生签证。收信人必然感到震惊。因为这两人正是“9·11”事件中驾机撞向世贸双塔的飞行员。

我也感到很震惊。就像我当时对媒体所言：“我端咖啡的手都僵住了。”这次的失误也证明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移民归化局是司法部的一个分支机构，也不是唯一一个担负新的国土安全职责的机构。海关向财政部报告，它也担负着国家港口艰巨的安保任务。与他们一起负责的还有隶属于运输部的海岸警卫队。

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乔·利伯曼一直在力推建立一个新的联邦部门，把我们的国土安全工作统一在一起。我很喜欢也很尊敬乔。他是一位坚定的立法者，他放下了2000年竞选时的不愉快，很理解反恐战争的迫切性。但最终，我对建立新部门的想法持谨慎态度。因为过于庞大的组织机构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于在危机中进行大规模的机构重组，我也感到焦虑。就像后来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克劳奇所言：“在你把剑锻造成耙子的过程中，你既不能战斗，也不能耙地。”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改变了想法。我意识到让一个部门专注于国土安全的工作，能够使得责权一致。由一个机构负责保护国家安全，既能弥补缺失的工作，也能减少多余的工作。我也知道曾经有过在战时重组政府的成功先例。1947年冷战开始之际，哈里·杜鲁门总统就把海军和战争部整合为新的国防部。此项改革加强了后续几十年间的军事实力。

我觉得值得冒险，决定进行机构重组。2002年6月，我在白宫发表全国性讲话，呼吁国会批准建立新的部门国土安全部。

尽管获得了很多议员的支持，这一议案仍然面临很大阻力。民主党议员认为此项立法会授予新部门的人员过度的集体谈判权，这是其他政府机构不具备的一种权利。而民主党议员为了安抚工会将会拖延这项需要迫切采取的安全措施，我对此感到失望。

在2002年中期选举时，共和党候选人让选民就此事进行投票，我也参与其中。在选举之日，共和党在众议院新增六席，参议院新增两席。卡尔·罗夫提醒我说，能够在首次中期选举中在参众两院都增加席位的总统，之前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选举后的几周，国土安全议案通过了。我很快锁定新部门部长的人选，我提名了汤姆·里奇。

2001年10月2日，一个名叫鲍勃·史蒂文斯的小报图片编辑住进了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他当时高烧、呕吐。医生们为他检查时发现，他吸入了一种名为炭疽热的致命性细菌。三天后，他不治身亡。

这家小报的其他员工，以及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接收到信件的人员也都感到身体不适。夹带着白色粉末的信封也邮寄到了参议员汤姆·达施勒的办公室。几位国会大厦的工作人员以及邮递人员也染上了这种疾病。另外，染病的还有纽约市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以及康涅狄格州的一位94岁高龄的女性。最终，有17人感染，其中5人不幸死亡。

一封含有炭疽热细菌的信件这样写道：

09110你们阻止不了我们。

我们拥有炭疽杆菌。

你们的死期已到。

你们害怕了吗？

美国必亡。

以色列必亡。

真主安拉伟大。

我有一个让自己厌恶的想法，并对此感到震惊：这是不是第二波袭击？生化武器袭击？

我知道生化武器袭击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由国家指派的人员在纽约市城区成功实施的天花病菌袭击可以使63万人立即感染，并在控制住病菌爆发之前再使得两三百万人感染。另外一个情况是，设想在四座主要城市中，在处于高峰时段的地铁内释放生化武器，这会直接造成20万人感染，并使总共100万人受害，经济损失在600亿美元到数千亿美元或更多，具体数额取决于袭击发生的具体环境。

有关炭疽热的新闻一报出来，恐慌的情绪就在全国蔓延开来。数百万的美国民众都害怕打开他们的信箱。办公室的信件收发室关门了。即便是孩子患了普通感冒，妈妈们也赶忙带他们到医院进行炭疽热检查。一些神经错乱的人为了戏弄别人，向他人邮寄装有滑石粉或者面粉的包裹，这更加剧了民众恐慌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