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不愿胆怯了，背上自己的背包和粮食，第一个跟在苏队长的后面上了桥。桥剧烈地摇晃着，桥下的水汹涌地翻滚着。我全神贯注地一步步往前走，不往下看。我听见苏队长边走边大声说，不要往下看，也不要往两边看，踩稳了一步步往前走……她的声音有些跑调，但依然非常响亮，顺着风传进了我的耳朵，我把她的话一句句向后传。我听见身后不时传来惊叫声，但我不敢回头。我知道那是因为惊吓发出的。但我没有叫。我紧咬着牙。我想，反正叫也恐惧，不叫也恐惧，那就不叫。不要让人看见我的恐惧。

更何况苏队长背着孩子一步步地走在前面。一个只有6个月大的孩子在为我们领路。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后来我才明白，苏队长她为什么会那么勇敢。

我也才明白，她手指上那个伤疤的真实来历。我不知道一个柔弱的女人竟能够承受这样多的苦难，并在承受之后依然美丽。我在惊讶之余，对她更多了一份敬重。

苏队长是大别山区人。家里很穷，姊妹又多，还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说给别人作了童养媳。到了18岁那年，父母就想把她正式嫁过去了。可是她坚决不肯。那时她已经得知她要嫁的那个男人是个四乡八里都出了名的懒汉，还好赌。她懂事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这样的男人，她宁可嫁给一个穷汉，只要他勤劳。因此她苦苦请求父母不要让她结婚。

可是她的父母因为孩子太多，家里又穷，根本顾不上疼爱她，仍是强迫她嫁过去。我这才知道，天下也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大概我的母亲太疼我了，使我体会不到这样悲惨的事。显然贫穷是可以使人丧失爱的。她的苦苦哀求一点儿没有用，父母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强迫她结婚。

她的眼泪哭干了，绝望了。她对父母说，如果你们强迫我结婚，我就砍下自己的手指。

她的父母不相信她会这样做，仍不理睬。

她心一横，举起了手中的柴刀。

我不知道她的手是怎样砍下去的，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让自己的一只手去向另一只手下毒手？我只知道当她讲到这里时，讲到她挥刀向自己的手指砍去时，我的心骤然一紧，几乎紧出血来。

但流血的不是我的心，而她的手。她真的将自己的两根手指活活砍断了。

一时间血流如注，她昏死了过去。

我看到了那只曾经血流如注的手。小指和无名指弯曲着，已无法伸直。那永恒的伤疤在永远地诉说着她内心的伤痛，我却为那不是战伤而感到过遗憾。

一个敢于砍断自己手的女人，还会怕什么？

我跟在苏队长的后面上了桥。

桥身剧烈地晃动着，桥下滚滚波涛，我的心随着桥身的起伏而起伏，一刻也无法平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苏队长都不怕，我也不怕。

但我的双腿一直在抖着，不知是因为桥抖还是腿抖，浑身上下就这么一直抖着。当我抖到桥头一脚踏在岸上时，两腿扑通一声就软在了地上，再也起不来了。一层细细的冷汗布满额头。我听见一旁的男兵悄声议论说，瞧瞧那女兵的脸，白得像张一张纸。

赵月宁过桥之后呜呜大哭起来。她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自豪。她哭过以后又笑起来了，拍着手对我们说：我过来了！我是走过来的！我没有趴下！

她毕竟只有13岁。

看着小赵孩子似地又笑又抹眼泪，我走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她，苏队长又走过来抱住了我。我们一群人默默地拥抱在一起，在紧紧地拥抱中互相听着心跳。

在那个路途上，我总是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说过，我是带着心跳出发的。这心跳从来没有平息过，它总是那么有力，充满朝气。即使在睡梦中我也常常能感觉到它。后来它变得越来越激烈了。这是因为我们到了高原。

其实到了“跑马溜溜的”康定，就已经算到了高原。我们一路唱着《康定情歌》，只是我们把它唱的不像情歌了，而像一首队列歌曲。我们唱得豪迈，快乐，雄壮。我还故意改了歌词，“张家溜溜的大姐”不只是“人才溜溜的好”，还“志气溜溜的大”。我们唱得男兵们也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了。

只有苏队长和我们唱的不一样，她喜欢低吟浅唱。特别是当她一个人，怀里抱着孩子的时候，她就轻轻地唱起来。这时候我们全都住嘴，静下来侧耳细听她的歌唱。我尤其喜欢听她唱那一句：月亮弯弯……那个“弯”，可真是个优美的弯呀。后来我再也没听到过那么好听的的《康定情歌》了。我敢肯定，除了苏队长，谁也唱不出那种忧伤的优美，或者说优美的忧伤。

让我再接着讲苏队长的故事吧。

为了抗婚，她砍断了自己的手指。

母亲见她真的把手指砍断后，惊得目瞪口呆。反应过来后，赶紧用土办法给她止住了血。因为骨头断了，手指就成了残疾，再也伸不直了。但母亲并没有因此为她解除婚约。她的婆家听说这件事，只得延缓婚期。她彻底绝望了，她知道要摆脱这个婚姻，惟一的出路就是逃走。

那个时候，刘伯承的部队已经已挺进大别山，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消息。老百姓纷纷议论说，现在的世道是八路军的世道，八路军翻山山就让路，八路军过河河水就回落。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纷纷跑去投奔八路军的队伍了。这些传闻让她心动。她想，如果自己是个男的就好了，就可以去投奔八路军了。

这一天她去集市上卖柴，遇见八路军20旅的宣传队在那里做宣传演出，她一眼看见其中竟有女兵，惊喜无比。她连忙挤上前去问，你们要女兵吗？我会唱歌。其中一个首长模样的人说，当然要，所有愿意加入八路军的青年我们都欢迎。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她说我会唱歌我真的会唱，我唱给你们听吧。那人笑了，说唱吧。她就唱了一支沂蒙山小调。周围的人都为她热烈鼓掌。那个首长模样的人高兴地说，唱得很好。如果你愿意，你就留下吧。她犹豫了一下说，可是，我的手有伤。

她伸出了自己的手指，手指上还缠着破布，渗出的血让裹着的布发黑发硬。首长和旁边的女兵们看了非常吃惊，问她怎么回事？她就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女兵们听了后，个个都流下了眼泪，连那位首长眼睛也红了。她顿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这些初次相见的人，比她的父母更心疼她。她在那一刻下定了决心，不回去了，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她就这么当了兵。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好运，就像我当初不能相信自己的好运一样。她跟着宣传队回到了他们的住处，马上得到了一套军装。她兴奋得一夜不敢睡着，生怕第二天醒来这一切变成一场梦。

第二天起来，周围仍是一张张真实的笑脸，她踏实了。

但很快，她的母亲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约了婆婆一起找到了宣传队，要把她带回去。

她一听说母亲和婆婆都来了，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她剁自己手指的时候都没有流过眼泪。她躲在屋子里不肯去见她们。她知道如果她跟她们回去，就永远也翻不了身了，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即便她把自己的所有手指头都剁下来也不管用。那位首长走进来，看见她泪流满面的样子，安慰她说，小苏同志，你不要害怕，我们会保护你的，我们把三座大山都推翻了，还能保护不了你一个吗？你先出去见见她们，你尽管去见，让她们放心，看看她们会说些什么。

她就在几个女兵的簇拥下走到了院子里。母亲一见她穿着军装，愣了一下，好像不相信那样的衣服会穿在她的身上，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说她是个没良心的女儿，说她是个不孝顺的女儿。她的婆婆也大声武气地说，她已经是他们家的人了，不能随随便便的走，不能当兵，要她马上跟她回去。

两个女人一唱一合，闹得很厉害。她心慌意乱，眼泪巴沙地看着那个首长，真怕他经不起她们的闹腾，让她回去。

首长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用那种推翻三座大山的口气严肃地说，我现在先不说你们这样逼婚对不对，就是要结婚，也得等革命胜利以后，革命是大事，结婚是小事。你们先回去吧。

简单几句话，把两个女人给镇住了。

她终于留了下来。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首长叫王新田，是宣传科长。她说首长太谢谢你了。是你救了我。王新田说，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你的勇敢坚强和大无畏救了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兵的。

她在心里对自己发誓说，我要在革命队伍里呆一辈子。

当她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时，她已经在革命队伍里干了三年。虽然离一辈子还远，但我坚信，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她是肯定会当一辈子兵的。甚至两辈子。

两年后，她做了王新田的妻子。

再后来，她有了虎子。

她是虎子的亲生母亲。

我们跟随着勇敢的苏队长往前走。

翻过“跑马溜溜的山”之后，就开始翻越终年积雪的折多山。折多山是我们进藏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高海拔山，有4300米高，终年积雪不化。以折多山为界，翻过去之后的北边，被称为关外。康定县志上写到：西出炉关（即康定）天尽头。我们竟然走到天尽头了。

在折多山宿营时，部队开始发生严重的高原反应。那天夜里，许多帐篷里都传来了叫喊声，让我们听着害怕。虽然我们知道那是高原反应引起的剧烈头疼和胸闷所致。我们女兵里反应最厉害的是徐雅兰，她用皮带捆着自己的头和胸，她说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要炸开似的。但她硬是坚持着没有叫喊。

我虽然不像她那么厉害，但也有了明显的反应，流鼻血，呕吐。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互相看看，一个个都皮青脸肿的。苏队长去参加紧急会议，回来告诉我们，有个战士感冒后，由于高原反应而导致肺水肿，头天夜里睡下去，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苏队长说，上级要求，从现在开始，每天晚上睡觉时必须两个人睡一起，一头一脚，半夜互相踢一踢喊一喊，免得睡过去了都不知道。

从那天开始，我就每天和吴菲挨着睡了。刘毓蓉则和赵月宁在一起，是她主动提出来的，说自己年纪大，可以照顾小赵。刚开始还有好几个人不太习惯，挨着别人就睡不着。包括我在内。可为了生存，为了顺利进军西藏，哪还顾得上那么多？加上每天走得很累，很快大家就习惯了。

我们开始领略到高原的滋味儿了。

但我们却不知道，你们父亲他们先遣部队比我们更苦更累，为了度过粮荒，他们从到达甘孜后就口粮减半，每人每天靠几两青稞粉度日。为了建立进藏根据地，为了完成修路和造船的任务，他们不得以吃老鼠，吃蛇，吃麻雀，吃野菜，他们把所有的苦都吃到了，终于为大部队进军西藏摸索出许多高原生活的经验。

9月9日，我们终于到达甘孜，与先遣部队汇合了。只是那时候，我完全不认识甚至一点儿不知道你们的父亲。我是个单纯的女兵。

我只是兴奋地想，西藏啊西藏，我就要摸到你的脉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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