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巴赫猜想

●数学专用名词。

●关联词：数学、陈景润、徐迟

这是一个太专业的术语，需先作一番解释：十八世纪的数学家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说明确实如此。但是这需要予以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帮忙作出证明。一直到死，欧拉也未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两百多年来，不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于是就有了一种说法：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7年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就是一个试图摘取数学皇冠明珠的人。1966年5月，陈景润宣布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72年2月，他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1973年，他发表的论文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达到了筛法的光辉顶点。

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于1973年，而直到1978年“哥德巴赫猜想”才在中国广为流传，“陈景润”也成为举国上下无人不知的名字，那是因为1978年的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述了陈景润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事迹。这样，“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其实成就了两个人的盛名：数学家陈景润和作家徐迟。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仅是科学，文学的园地也满目荒凉。徐迟以一手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的文笔，写出了陈景润这样一位神秘的传奇性的数学家，比如作品中有这样的句子，“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这篇报告文学立刻引起了轰动。“哥德巴赫猜想”这一颗皇冠上的明珠，在中国1978年“科学的春天”熠熠生辉，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科学的春天

●对一次大会诗意的别称，如果加上书名号，则是这次大会上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稿。

●关联词：郭沫若、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1978年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3月9日，在邓小平、方毅的有力支持和推动下，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大力倡导和支持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少年班。也是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的重要大会，则是全国科学大会。表明了中国已经结束了长期的动乱将开始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文革”劫难之后，要走上腾飞复兴的道路了。

这次大会于1978年3月18日～31日在北京召开，此时正值“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所以人们热情地把这次大会看做科学的春天的到来。3月18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如期召开，6000人参加开幕大会，邓小平致开幕词。有人统计，邓小平一个多小时的讲话，被全场十九次热烈的掌声打断。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钱学森等几乎所有著名科学家都出席了大会。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大会闭幕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并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饱含激情的讲话在人民大会堂激起了一阵阵春潮般的掌声。郭沫若素以诗人和文学家闻名于世，其实他是融三种身份为一体：国务活动家、科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诗人（文学家），在这次大会召开之时，郭老已是86岁高龄。一位跨世纪的老人，在大会上呼喊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不能不让人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如果说大会闭幕式上郭老诗意的、激情的发言从感情上鼓舞着人心，而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的长篇报告则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方针路线和政策方面很多问题。这个报告打破了多年政治运动加诸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澄清了此前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预示着一个尊重知识、倡导科学、推进民主法制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1988年9月5日，邓小平进一步作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确立了科学技术在我国发展战略中核心地位的理论基础。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4年6月，胡锦涛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资源，是引领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2006年1月，胡锦涛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三十载弹指一挥间，中国科学技术已发生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变：我国拥有了相当完整的学科布局，拥有居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实力，拥有大规模的科技人才资源；“神舟”巡天，“嫦娥”奔月……在航天、生物等重要研究领域，中国已跻身世界前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它是一篇文章的题目，更是一场思想革命的前奏曲。

●关联词：两个凡是、精神枷锁、“左”的错误思想

与“真理”这个词汇相关联的，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那就是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十七岁入师门，跟随柏拉图长达二十年之久，对老师非常热爱和崇敬，师徒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他曾以这样的诗句赞美柏拉图：“在众人之中，他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然而，正是亚里士多德动摇了柏拉图学说的根基，他提出的“实体说”与柏拉图的“理念论”针锋相对，他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都同柏拉图存在着严重分歧。当有人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老师时，亚里士多德回敬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时光流转到1978年的中国，“真理”这个词更多更频繁地出现在另一个短句中，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标志着中国在那个特殊时代冲破思想藩篱、追求真理的一场革命，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第一句最响亮、最具关键意义的口号。“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时针对的是“两个凡是”观点。中国自“文革”以来，“最高指示”就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容置疑。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文革”结束了，然而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这样，中国人民不是仍然被束缚在“文革”的精神枷锁中得不到解放吗？不难看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在这种情形下，邓小平同志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篇六千多字，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一名老师，他在1977年8月写成这篇长文，9月初将文章寄往北京。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前，经由胡耀邦同志审定，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次日刊载于《光明日报》。新华社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砸碎精神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拉开序幕。正是这一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权威观念的确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拨乱反正

●成语，“拨乱世，反诸正”。意指整顿混乱，使之回复正常。

●关联词：粉碎“四人帮”、正本清源、百废待兴

这个成语最早出现在《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会把这个成语和某个特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历史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首先，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八大确定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后来却背离了八大路线，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三中全会果断决定全党工作着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从中央贯彻到各级的较长过程。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来。第四，全会实现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坚决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献。

百废待兴的中国，正本清源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这一古老的成语在1978年的中国有了崭新的含义，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平反

●一种纠正历史错误或政治结论的行为。

●关联词：胡耀邦、冤假错案、有反必肃、有错必究、落实干部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要推进改革开放历史进程，面临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决了第一个即“两个凡是”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下，推行一系列政治运动。例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7年3月，第二次复出的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不管到哪里，胡耀邦始终把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放在第一位。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针锋相对提出：“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尤其是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解放了那么多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推倒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为沉冤二十余载的数十万“右派分子”摘帽；为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反……他的勇气、胆略和推进工作的速度无人可比！胡耀邦曾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真可谓“超埃尘以贞观，何落落此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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