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标志着“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接下来更大的平反工作一一展开。平反所涉及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彭真、谭震林、黄克诚、陆定一、罗瑞卿、邓子恢、习仲勋、谭政等等。重大事件的平反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武汉“七二○事件”和“三家村”……据不完全统计，那一阶段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三十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给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解脱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

恢复高考

●特指结束“文革”十年动乱，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关联词：1977级、大学梦、工农兵学员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几乎是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1966年“文革”开始之际，已经有着十七年历史的高考被废止，高校停止招生。千百万渴望求学深造、渴望以知识改变命运的莘莘学子的大学梦从此难圆，他们的人生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所改变。废除高考只是停止了以考试为核心的升学制度，其实大学并没有完全停止招生，从1971年开始，部分大中专院校陆续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办法，文化程度规定为“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而被推荐出来的人，必须从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区、县、地区和学校“过七关”。“群众推荐”到后来，难免也有“出身论”、“唯成分论”和“走后门”的情况。

1977年的金秋季节，众多正在田间辛勤劳动的知识青年，众多被“出身”和“成分”压抑得对生活了无希望的年轻人，突然听到一个令他们万分惊喜的大好消息：全国将恢复高考！也就是说，不依赖权力，不借靠人情，不需要千方百计地串关系走后门，不考虑自己是不是“红五类”出身，只需在考试中一显身手，凭一份好成绩就可以堂堂正正走进大学的校门！仅用了两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大批的考生就从四面八方走进了考场。以后，人们渐渐知道了“恢复高考”是因为邓小平的战略决策。1977年8至9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这无疑是惊天动地的大喜讯，是平地一声春雷！会议产生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纲领性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1977年招生工作于当年四季度进行，全国57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被录取的273万名新生1978年2月入学，录取比例为29∶1。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参加高考者一提起这个话题依然是心潮汹涌，热血澎湃，纷纷以“1977，命运在那一年改变”、“1977，我心中永远的丰碑”，“永远的1977”为题撰文纪念。其实“77级”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不仅仅指“1977级”，还应该把随后的“78级、79级”包括进来。他们都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产生的时代精英，后来成为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生力军。

伤痕文学

●特指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作品体裁以中短篇为主，故也称“伤痕”。

●关联词：（伤痕文学代表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

《灵与肉》张贤亮《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

《思念你，桦林！》龚巧明《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我是谁》宗璞《啊！》冯骥才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将军吟》莫应丰

《芙蓉镇》古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文革”无疑是一场浩劫，是一场噩梦。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倒台，人们经过最初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庆祝游行之后，回头发现自己心上却有着无法抹去的阴暗记忆，无法平复的累累伤痕。在肉体与心灵都经历了深重灾难之后，哪怕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笑容依然不能掩住泪水。所以，新时期人们反思历史、倾诉情感的突破口选择了文学，而出现的第一个文学现象是“伤痕文学”，第一波创作高潮是伤痕。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与毁灭，普通人在浩劫中受到的非人待遇，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青春和爱情的痛苦与失落……这一切都成了伤痕文学表现的主题。作为“伤痕文学”之滥觞，应是刘心武创作的短篇《班主任》，它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作品塑造了几个学生人物，他们的经历、思想乃至性格都大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深受“文革”之害，年轻的心灵被荼毒，人格被扭曲，各自都带着不同的精神内伤。发表后，1978年初即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那时人们还尚未以“伤痕文学”去命名。直到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副刊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伤痕》，接着陆续又有《神圣的使命》（作者王亚平）、《献身》（作者陆文夫）、《姻缘》（作者孔捷生）等知青创作，和以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为代表的“大墙文学”，以至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题材作品，反映的都是各个领域的人们在生活、身体和灵魂上受到的深深伤害，方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学思潮，一种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于是以卢新华的同名为之命名“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作品大都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背景。对长达十年的浩劫与动乱给中国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谴责，这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简称。同时也是新时期的纪念碑，改革开放的转折点。

●关联词：全面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从此，一个个春天的故事开始在中国传诵，一幅幅春天的画卷在华夏大地展开……三十年前的1978年，三十年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也许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而一场正确的变革，必须以正确的思想作为先导。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把工作重点转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中全会为期五天；而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进行，为期36天，会期是三中全会的七倍，这说明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据与会者回忆，实际出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169人，占中央委员201人的84％，列席代表有9人。全会还选举产生了100人组成的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中纪委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从此，新旧观念的交锋，如同天幕上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照亮了一个时代。新的观念对旧的思想，在较量中振聋发聩，开花结果。要富裕还是要贫穷；要封闭还是要开放；要变革，还是原地踏步，乃至能不能穿喇叭裤，可不可以留长头发，唱歌能不能拿麦克风，男女之间跳舞有多大的距离，个体户能不能经营，夜总会是不是可以开张……这一切如果没有开放的态度，没有观念上的更新是得不到解决的。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不论对男女老少，改革开放都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生活走向富足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每个人都在重新审视和修正自己的人生坐标，都在努力寻找最佳生活方式。

小岗村

●地名，安徽省凤阳县的一个村庄。

●关联词：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农村改革

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小岗村生产队的十八户村民聚集在村民严立华家里，一张张黧黑的面带饥色的脸孔，有着平时少有的紧张与严肃。他们要干一件事情，一件在当时决不允许干的事情分田到户，以家庭为单位实行单干。每个农民都知道面临的风险，年轻的副队长提议定下协议，那份协议也特别具有农民特有的质朴、憨厚的色彩，比如“头场粮食就要把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准装孬种”；又比如“不准任何人向上面和外人讲，谁讲谁不是人”；比如“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共同负责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一纸协议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生死文书”，上面很快就印上了十八个鲜红的生死指印，表示着十八户农民誓不回头的决心！由于当时农村在生产上集体出工，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影响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以小岗村1966年至1976年十年统计，收入最好的年辰是每人每天9两粮食，011元钱，最差的年辰每人每天仅28两粮食，004元钱。二十来户人家，几乎年年都要外出逃荒，“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几乎成了他们的讨饭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年代，风雨欲来，正酝酿着一场重大的改革。小岗村十八户农民也许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是为了填饱肚皮，甘冒可能蹲班房的风险，以赌咒发誓的形式，用按手印的方法，向人民公社的旧体制发起冲击，向“农业学大寨”发出质疑。

当年冬天决定分田到户，次年秋天就结出了丰硕之果。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相当于之前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更重要的是，小岗村那一张有着十八个鲜红指印的协议，在我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揭开了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和大包干改革的序幕。

望乡

●一部日本的老影片。

●关联词：阿崎婆、栗原小卷、田中绢代

不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很难想象，一部根据原作《山打根八号妓院》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名为《望乡》的日本影片在1970年代末的中国造成的巨大冲击。以至于这部电影的原作者山崎朋子，在1990年代，来到中国上海收集日本军队当时犯下暴行的材料时，还有着这样一段经历：“我找到了当年在纱厂工作的女工，询问日军入侵时的事情……当年年轻的女工现已垂垂老矣。她们对我的采访并不太积极配合……可是有一天当我的女翻译向那些女工们介绍说‘这位就是电影《望乡》的原作者’时，满座皆惊。此后我的采访便变得十分顺利了。”

《望乡》在当时的影响还可以见诸这样一个事例，打开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开篇二题竟然都是对这部影片的推荐和赞评。第一篇写于1978年12月，因为影片上映之后引起巨大的争议，年事已高的巴金及时挺身而出，态度鲜明地表示“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诚然，影片故事很动人，讲述日本明治四十年，日本妇女被卖到南洋当妓女的凄惨人生；诚然，其中演员很出色，饰演年老的阿崎婆的田中绢代和饰演年轻女记者的栗原小卷都是日本名演员。但影片如此受到举国上下的关注，其实与那个时期的社会形态和大众观念大有关系。那是一个长久的封闭正被冲破的时期，从政治思想到文化生活，都在逐渐由灰暗到晴朗过渡，八亿人民看了多年的革命样板戏之后，终于能看到“文革”以前拍的一大批老电影好电影。1978年在中国举办的“日本电影周”，甚至让人们还有机会接触到了外国影片，《望乡》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映的。除去人们对影片主题意义的关注之外，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大量的妓院场景和与性有关的镜头，也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兴奋不已或者惊恐不安，都如才从笼子里探出头的鸟雀，唧唧喳喳。还有日本著名影星栗原小卷在影片中扮演女记者三谷圭子的形象，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清秀靓丽的容貌，大波浪的鬈发，甚至那件米色飘逸的风衣，在当时还没有脱掉灰蓝色服装的中国倾倒了无数观众。以至于第二年即1979年由她主演的另外一部日本电影《生死恋》在中国上映后，因为有了广泛的认同，深厚的观众基础，也很快风靡全国，栗原小卷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第一个外国影星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