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绍发阖家，为这件事紧张着，他大儿子因为是个警察，懂得的事情也比较多，一听他爸爸是“蒋委员长”的大哥，可就慌了：“爹，这可不能拿脑袋来开玩笑的，蒋委员长是当今皇上，明明是姓蒋，如今半腰里杀出个程咬金来，说他本姓郑，你想这怎么行？不管委员长是不是咱们家三爷，但你要他也跟着姓郑，你说他把脸孔往哪里放？”绍发的妻子附和：“是呀，宁可穷一点，可不要去惹这些亲戚，再说咱们也没有见过面。”绍发坚持道：“你们想想，哪有这样凑巧的？他姓蒋，姓就可疑，他是浙江奉化人，籍贯又可疑，同俺面貌相象，同三发子的年龄相同，生日相同，你们说，他不是俺三弟又是谁呢？写封信何问他，并不是要他返姓归宗，俺只要问问俺妈的生死存亡，还得告诉他，咱们庄稼汉很苦，跟他六岁那年逃荒时光差不多，他做了当今皇上，也得……”

“你趁早别写信了！”绍发大儿子蹦起来说：“你是问他国家大事哩！他以为是哪一个穷汉想出个穷主意，跟他诉苦要他给钱……”绍发让步道：“好好，那就不提这个。”但坚决要写信去问，郑重其事找着三家村老学究，关起房门足足写了一个上午，这才把信发出。信皮上写的分明：“南京国民政府转交蒋委员长。许昌河街郑绍发寄双挂号。”那张收条郑绍发保存得很好。可是三四个月一晃就过去了，老是没有回信。绍发由盼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担忧，由担忧而松懈，由松懈而淡忘，他再也不提起那回事了，虽然他并没有忘却。有一次绍发从漯河贩麦子回家，听到人们在纷纷议论，说前几天有一个蒋委员长的马弁（其实是侍卫宫）到河街前庄找郑绍发，可是前庄就没有“郑绍发”这个人，后庄呢？姓郑的很多且不说，郑绍发的名字大家很生疏，人们都管他叫“郑老大”，于是那个侍卫官找不到郑绍发其人，也就离开复命去了。

绍发一听也就无心追问，把麦子往家里一放，连夜赶到许昌打听，还是到那家小饭铺里去打尖。那掌柜的果然告诉他蒋介石曾经在前几天到过许昌，那个小地方为这个人的来临，街头巷尾都在当作谈话的资料，什么他坐的火车上有冷水热水啦，他吃的又是什么东西啦，县太爷去迎接他连头都不敢抬啦，等等。绍发软了半截，又悔又气又惊喜，因为他至少证实了一件事：那个“蒋委员长”看来的的确确是他的弟弟三发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绍发自从在那年同三发子失之交臂，没有晤面以后，直到一九四一年（民三十年）实在熬不住了，水、旱、蝗、汤使老百姓没法活下去，他只剩下一个弟弟可以投奔，虽然这个弟弟是“当今皇上”，绍发去找他得担点风险，可是他也顾不得了。关于绍发在抗战期间上重庆找蒋介石的那一段故事，当时有着不同的传说。有的说，绍发是凭了一张“阂家欢”（全家照片）去找三发子的，乡人拿照像当作一件大事，对照片的宝贵收藏是很可能的。然而别忘记那张“阂家欢”该摄于全家大逃荒之前，按照情理来说，这张相片在逃亡时应该由绍发的父亲或母亲保管。就是由绍发保管，但他历经苦难，这帧照片不大可能保存得住，何况几十年之后，这张照片也该褪色模糊不清了，因此绍发凭“阖家欢”去找三发子之说，事实上不大可能。

另有一说是：据说蒋在对阎（锡山）冯（玉祥）作战时，蒋到河甫，曾在许昌河街镇找到他的老家。那时他的大哥已死，只会到他的二哥，两人还合照了一张照片。他（指蒋）说他因为地位的关系，“归宗复姓”实在没有办法，给他二哥留下一笔钱。并对他说：以后如果有困难，可以拿照片去找他，但只可以说是朋友，决不能说是兄弟。他二哥是个老实的乡下人，一直遵守诺言，从来没有到南京找过他。

这个传说比较接近，或系绍发写信以后，由那个三家村学究传出风声，附会而成。但事实上是有出入的，因为绍发并没有会到他的弟弟，而他去重庆的时候，唯一的凭据是他欢个“人”，还有一张寄双挂号信的收据。基于这个传说，当时还流传蒋介石曾亲自烧掉那张照片云云，这个戏剧化的镜头是很“辣”的，因为它尖锐地衬托了三发子的个性，说明了人们对于他是如何愤愤不平。传说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事实：绍发的确去我过他的胞弟；同时在各种传说中都没有写出绍发的名字。使绍发冒险去找三发子的动机是生活，在“水、旱、蝗，汤”的灾难中无法挣扎，他活不下去了，水、旱、蝗容易了解，水是水灾，旱是旱灾，蝗是蝗灾，但“汤”是什么灾呢？说来可笑，原来指的是蒋介石手下一员大将“汤恩伯”，当时汤的部队在河南驻扎，竟使河南人民大声疾呼惨痛的口号，“宁愿日本兵烧杀，不让汤恩伯驻扎！”在天灾人祸煎熬之中，绍发便在一九四一年夏天自像入川，投奔他的弟弟三发子去了。

绍发的妻子虽然反对，到头来没奈何只好同意绍发上路。列位看官，当时当地，一个农民长途旅行可不是件简单事情，何况成功失致都难料！如果绍发投奔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亲戚倒也罢了，偏偏是一个“当今皇上”。而且世道不宁，交通不便，火车经常出事，日机经常空袭，盗贼遍地，关卡重叠，古老中国有句老话，“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抗战时期的旅行，替它作了最好的注解。绍发的妻子为他杀了只鸡供祭祖宗，绍发的小儿子就吆喝着毛驴送了父亲一阵，他母亲在后边哭哭啼啼送她丈夫上路。绍发到了洛阳，就把毛驴卖了作盘缠，还向他在洛阳当警察的大儿子要点使用。他大儿子原先是反对的，说：“蒋委员长不一定就是三爷，是三爷他会不会承认？一个不对劲，脑袋搬家有你的份！”绍发气愤答道，“蒋委员长是三爷，准没错！他发达了，祖宗不能不要！俺找他见见面，问问你奶奶（祖母）在哪里，也不能说俺犯法！”绍发大儿子拗他不过，到火车站上替他弄了张三等半票，但上了车越想越不对劲，要他父亲下来，一个在车上反杭，’一个在车下死拉，结果把绍发那件半新不归的蓝布大褂挂了一条缝，火车还是把绍发载走了。

当时的铁路糟透，过黄河铁桥时摇摇欲坠，而且车卡得分成两截，火车在桥上犹似蜗牛，爬得旅客又急又怕，爬过桥头一身大汗。过潼关时怕日本兵在对岸开炮，又要冒着危险冲锋，总而言之，当时的铁路是肝肠寸断，当时的旅客是愁肠百结。到达宝鸡绍发这才透过一口气来，火车到了终点，可是绍发又担上心事：他买不起西北公路局长途汽车的客票，又没有钱做“黄鱼”（当时货车司机沿途拉客，谓之装黄鱼），宝鸡到重庆不折不扣一千一百五十公里，绍发咬咬牙决定步行！他晓行夜宿抄小路，爬秦岭，越褒水，穿明月峡，入川北大门广元，抵绵阳，到成都，经内江，过青木关，整整二十天，终算到了“陪都”（重庆）。可怜他双脚起泡，老眼昏花，满身泥土，一脸风尘。摸摸腰袋，只剩下了十八块大洋，找到萧家沟一家“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的小客栈里住下。当时重庆的旅馆检查得好严，“军宪警联合巡逻队”查到这个怪客，不由分说几乎连头发里都查遍，只见他带着三张证明：一张是许昌县河街镇镇公所的路条，一张是洛阳骡马行卖毛驴的证明，一张是当年双挂号寄“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收据。巡逻队不由分说便要把绍发捉将官去。理由是此人委实可疑，有一个宪兵就劈头说他：“你是个汉奸！”绍发虽然不大懂得时事，但“汉奸”这个名词儿他知道，那是要砍头的。他一慌，便老老实实告诉他们，宪兵听了哈哈大笑：“老家伙穷疯啦！”“老家伙神经病！”“走，也没有什么油水，让他去吧！”可是有一个警察忽地大叫道：“瞧，这老家伙真的有点象委员长哩！”众人再仔细一看，只见绍发身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大褂，年约六十左右，白布袜、黑布鞋，头剃得精光发亮，下颚瘦削，唇上留了一撮浓浓的胡须，果然同蒋介石有几分相象，但骨胳比蒋介石粗大一些。有个宪兵边走边说道：“妖言惑众！谁不知道委员长是奉化人，这老家伙却是一口河南话！别信他。”最后警告他道：“瞧你上了年纪，我们也不抓你，可是你如果到处乱说，那就不客气啦！”绍发又气又急又害怕，吓得浑身是汗，听巡逻队的皮靴声走向别的房间，心想明天又要闹一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巡逻队走后，这小旅馆的账房便来看绍发，问他蒋介石真的是不是他的弟弟；“看你是个老老实实的乡下人，大概不会惹事生非，然而那怎么可能呢？你是河南人，他是浙江人，弄不好要枪毙，我劝你还是留着条老命回去吧！”绍发便在昏黯的电灯下，把前前后后的经过叙说一遍，那账房越听越害怕，劝他死了这条心，可不能开玩笑。后来看他意志坚决，也只得叹口气道：“好吧，不过你不能再抛头露面，搬到后面没有号码的房间里去罢，省得巡逻队查一次旅馆，你就多担一次风险。”绍发千恩万谢，当晚便搬过一个房间，并且拜托账房代为打听，三发子到底住在什么地方。那账房一来看他老实，二来也觉得好奇，也就答应下来。这家小客栈开在重庆两路口萧家沟，是两路口到山下菜园坝的一条狭窄的斜坡小道。地方小，又是个贫民窟，郑绍发的出现，便立刻变成了街坊“摆龙门阵”（谈天）的好资料。绍发等了三天，居然等出一个名堂来了。

正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名为兄弟，视若不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