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小客栈账房告诉绍发道：“听说委员长住在复兴关李家花园，你哥子还去不去找他呢？我看算了罢。委员长给东洋鬼子赶到了重庆，心情坏得没法说，你又偏偏在这个时候找他，我看也搞不出啥子名堂，你哥子想想嘛！”绍发连忙表示：万一出岔子，决不连累他。同时央求这个账房用他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预备找不到三发子时留在那边。收拾妥当，一路打听，炎阳下终算找到了李家花园。只见警卫森严，门口静悄悄，除了卫兵不见行人，只有一条野狗在坡上热得吐舌喘气。绍发千里迢迢到达目的地，忽又踌躇不前，心里十七八个水桶在七上八下，进既不能，退又不得，卫兵看他探头探脑，大喝一声道：“你这老头儿干吗？”绍发一听是北方口音，连忙走上前去说明来意，把那卫兵听得目瞪口呆。说绍发是疯子罢？明明说话有条理，显然神经正常，毋需送到精神病院检验。说他是真的罢？那卫兵没法思考太多的问题，搜过身后便带他到侍卫室去找侍卫官。侍卫官房间里恰巧挂着副“蒋委员长肖像”，他一面打量绍发，一面瞧着那张像，谁说不是兄弟呢？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于是应付道，“委员长不在家，你把事情交给我罢。我等委员长有空的时候替你报告上去，你把住址留下，一有消息我会来通知你，你再也不能上这里来，在外面也千万不要乱讲，明白吗？”绍发忙不迭答应，再三道谢，把准备好的那封信也交给了他。问过尊姓大名，知道这个官儿姓程，是个侍卫官，绍发使一路抹汗回萧家沟，静候回讯。

却说蒋介石那天傍晚同陈布雷到达李家花园，原想让“文胆”拟好一个什么稿子之后便去找他的陈小姐，不料侍卫长递上绍发的信来，口头又报告一遍会见的情形，他没有听完已经凉了半截，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陈布雷看他脸色大变，躺在沙发里犹似中了风，不由大吃一惊，连忙要侍卫官把电风扇关住，免得他受了凉，然后要侍卫长重说一遍同绍发见面的情形，再匆匆忙忙看过绍发留下的那封信。这个不露声色的陈布雷，原先以为是一件什么国际大事；要不就是宋美龄为了陈小姐，又向她丈夫吃醋，他万万想不到是这么回事，倒也把他难住了，一时也无从插嘴献计。官邸的空气既闷且热，此刻静得伯人。五分钟之后，蒋介石才站起来踱开方步，蓦地止步抬一抬下巴摒退左右，同陈布雷促膝商量道：“你有什么办法？这事情闹出去成何体统！这这这……”说不上两句又立起来焦急踱步，一把扯开衬衫钮扣，大伤脑筋。

且说绍发在萧家沟，眼巴巴又望了三天，第四天那个程姓侍卫官，果然穿了便衣，一步三摇的来到小客栈。账房一看他那派头，心里有数，也不敢出面打招呼，是祸是福可没有把握，只得坐在角落里暗中注意动静，二十分钟后他看见绍发开门送客，只听见那客人操着一口浙江口音的官话，一再叮嘱绍发：“就照我的办法做，就照我的办法做。……”

绍发送客回来，账房便截住他探问经过，绍发哭丧着脸，把桌上一益簇新钞票小心包起，边包边说道：“他给我五百块钱，要我回河南去。说委员长很忙，他老是没有机会把我的信递给他，不过他说：不管你同委员长什么关系，现在是抗战时期，委员长没有功夫管这些事，而且你自己明白，你姓郑来他姓蒋，你家在河南他家在浙江，不管真假，这事情传出去可不成话。好啦，你千里迢迢找他一也不过是为了几个钱，现在我可怜你，送你五百块作路费，回去算啦！就照我的办法做罢！”账房一听大惊道：“人家是先礼而后兵，送你一笔钱，算是够交情，你再要找他，以后的情形可不对头哩！”账房也劝他回去，可是绍发不死心：“俺受尽了苦来找他，杀头也顾不得，并不想沾他兄弟的光，做官发财都不想，只想见他一面，知道娘的死活。俺兄弟兰个，二发子打从逃荒那年分散就没有了消息，如今只剩一个，见见面有啥关系，‘皇帝也有草鞋亲’哩，再说俺俩是亲兄弟。……”账房见他老实得可怜，也不便同他争论。可是万一绍发在他客找里住下，把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了开去，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小客栈难保不封门，账房越想越怕，劝他道：“你还是搬到河南会馆住吧，那边不必花钱，在这里呆下去，巡逻队天天要查夜，难保不出毛病。……”绍发虽然老实，可是他正处于一个微妙的环境中，他知道这个账房是怕他连累了客栈，下起逐客令来，但他一想住同乡会可以省点开支，也就满口答应。重庆的河南同乡会在南纪门，账房把他送到那边以后总算了却一件心事，可是绍发心事更重；自从那个侍卫官送来一笔钱以后，再也没有音讯。

在官邸里，三发子的心事可也不轻。绍发的出现，那是绝对不能公开，一来他怕人家讥笑“蒋母王太夫人”的“不贞”，使自己蒙“油瓶”之羞，二来他周围尽是浙江人，党政军帮特务系统，无一不是以浙江小同乡为核心，万一闹开了，他们在心理上不就很难形容么？于是要绍发赶快离境。因此不断有人去找他，谈吐之间弦外有音，意思是警告他回河南去，不宜在重庆多逗留。绍发心里明白，告诉他们好不容易来到重庆，非找他兄弟见个面不可，但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他保证守口如瓶，决不泄漏风声，同时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转达；如果不能会面，他就不动身。可是同乡会的情形越来越不对头，原来住在那边的人本来同他有说有笑，忽然对他敬而远之，不再找他了。新搬进来两个非河南籍人却日夕陪着绍发，连上厕所都同进同出，郑绍发受不住了，他一生气搬回了萧家沟小客栈，那账房欢迎也不是，拒绝也不是，正为难间，第二天中午出门回来却不见了绍发的影子，问伙计，伙计说有两个便衣把他请走了。原来绍发已给送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

那真是个赫赫有名的地狱，里面有“中美合作训练所”，也有庞大无比的监狱，多少青年、学者、商人、军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直着进去了，横着也出不来，就埋在集中营里。可是绍发不知道，起先他以为是个大宿舍，或者是个什么学校。当然，在那种地方，真所谓铁石人也要落泪，绍发是个血肉之躯，没几天也就明白了，上天无门，入地无路，整天在指定的屋里吃喝拉撒，不准胡跑，也不准跟任何人说起他是某某人的哥哥，因此集中营里那些官儿和兵士们，也不知道这个老老实实的庄稼汉，同样有着一肚子的愤懑。

田野如画，乡关万里，绍发软禁在集中营里虽然毋需苦役，也不要他清晨去跑步、整天上镣铐，但他闲得无聊，在自己住的地方居然也种了些白菜萝卜。直到当年冬天，营里换季发衣服，绍发领到了一套破棉袄，比夹衣厚些，可抵御不了贵川山地的寒冷，老头子压在心头的愤意与牢骚，这下子可忍不住了。他痛骂起来，而且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这下子把眼睛长在额角上的集中营一干人等征住了，马上给他换了套新的棉袄，一方面呈报上去：郑绍发泄露了秘密。于是又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软禁，但是个什么地方，倒无从打听了。据说抗战结束后，戴笠曾派人送绍发回到许昌，河南省政府并在绍发故乡为他盖了一所楼房。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是刘茂恩。据有些大商人说，当年他们到河南办货的时候，在省府老是流传着一种说法：刘茂恩有一次宴客，首席却坐着一个乡巴佬，刘茂恩给人介绍时说。“这位郑先生是委员长钧表兄”云云。香港《周末报》在一九四九年冬天曾刊载过一位河南籍作者寄凡先生的一篇通讯，叙述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碰到绍发的经过，说那年暑假，他从上海返里经过南京，住在水西门附近的糯米趁十八号河南同乡会馆。……进来了一个老态龙锺的老头子，穿着土布的短褂裤，手里拿着一块大饼，从他满面皱纹上看来，就可以知道他过去的岁月是挣扎在艰难困苦之中，一位姓张的为他介绍说“这是郑老先生”。老头子显得非常慈祥，两只明亮的眼睛、一摄小胡子、骨架、轮廓都非常象蒋介石，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脸一上的皱纹，油黑的肤色，臃肿的身态和已经成了弓字形的背脊。他在重庆没有和蒋介石见过面，蒋介石是清楚自己的来历的，所以叫戴笠“招待”他。作者记述“郑老先生”的谈话说：“……我去重庆找他，没有见他，那个姓戴的派了四个人陪着我，不准我这，不准我那，我受不了，三十五年间便回家了，这些年间的家乡情形你是知道的，天灾人祸生活困难，来南京也没有见到他，唉！”他呷了一点酒，吃了一些菜接着说：“我要是年景平安，不管姓郑姓蒋，我不愿找他，现在年纪大啦，家里三十亩地，七八口吃饭，年景好还可以勉强过活，今年荒旱，眼看又要死多少人！”老头子又道出一般农民的痛苦，他是那样忠厚地并不责备这是他变了姓的“总统”弟弟统治的结果。……

列位看官，在下表过，叙述蒋介石真实事历的自的，在于他幼年既然如此不幸，但上台以后却未能减轻老百姓的不幸，相反地增加了民间的疾苦。至于母亲改嫁，随母更姓，那毫无讥讽可言，相反，对于每一个有这样悲惨遭遇的妇文与儿童，人们都寄予同情，连当时的王妈和三发子也包括么内。

但不管三发子、蒋介石、或者张三、李四、阿猫阿狗，他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己。当时中国社会的双重性质产生了一种双重的主权：即本国地主以及受到外国资本束缚的资产阶级的统治，蒋介石便变成了这两个统治集团的象征。换言之，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用巨大的力量塑成了独裁政权，，而这个独裁政权又塑成了蒋介石其人，如果张三、李四个别的条件比三发子还“适合”，那么在下这部书的主角，也该是张三或李四，而非“蒋介石”其人了。那末，再叙述三发子担任“代表”的原因及其成长、失败、死亡的经过。

正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