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顾炎武

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

———张岱年

明末清初，中国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

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

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

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

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

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

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公元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

他生逢明末清初那“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明末作为东林党子弟和复社名士，同

阉党作过坚决的斗争。明朝灭亡后，他积极投入抗清斗争，曾与钱肃乐在家乡组

织“世忠营”，失败后又与张惶言在舟山进行抗清活动。后看到清廷统治已经稳

固，复明无望，遂归乡以遗民自居，从事着述和讲学活动。《明夷待访录》是黄

宗羲的政论和史论专着。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独到的政治见解，

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

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明夷待访录》是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

争后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潜心完成的力作。此前一年，南明永历帝被杀于

云南，南明亡。此时清王朝已建立近20年，其统治业已巩固。黄宗羲复明灭清的

希望可谓到了“潮息烟沉”的绝境。痛定思痛，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冷静反思之后，

黄宗羲以其犀利的笔锋将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明夷待访录》

这个书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乃六十四卦之一，离下坤上，用晦而明，寓

意希望与光明。黄宗羲引《易经？雪？雪“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以寓其意。

一个旧的时代终止了，但黑暗的尽头，终将是光明的。对于人类的未来，思想家

是充满信心的。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但学说的实现

却有待“明主”的求访采纳。

黄宗羲认为，上古时代“以天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天下百姓，而

且也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后来，情况就

颠倒过来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

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作是“一人之产业”。

他大胆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把锋芒直指封建纲常礼教的最核心

问题。黄宗羲又提出“君”“臣”关系这个封建统治的实质问题。他认为“臣”

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臣的合理关系，

应如“曳大木”时前唱后和的协力合作关系。臣应当是君的“师友”，而不应作

君之“仆妾”。直截了当地批判了“君为臣纲”。黄宗羲激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

下的封建法制，认为封建法制是“非法之法”，是“一家之法”，是祸乱之根源。

他提出应该建立“天下之法”来取代“一家之法”，并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有了好的法制不怕没有好的治理者，否则“非法之治”只能“桎梏天下人之手足，

即有能治之人，经不胜其福挽嫌疑之顾盼”。黄宗羲这些论述已包含有法治思想

的萌芽。

在思想文化领域，黄宗羲强调突出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他以满腔的

愤怒谴责了长期以来禁锢人民思想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明确指出：“盖道非

一家之私。圣贤之血，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向封建文化专制

主义表示了公开的抗争。黄宗羲这种鄙弃日趋僵化的“一定之说”而诉诸“殊途

百虑之学”的思想见解，反映着明清之际知识分子渴望思想学术自由、个性解放、

探索真理的一种理性追求。具有积极的思想启蒙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黄宗羲有的思想不免有些虚幻，如他为实现“天下

安富”，意欲恢复上古的井田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有些思想并不可取，

如在提倡“工商皆本”的同时，却将“机坊”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事

物，视为“奇技淫巧”，列为禁止的对象。但这些并不足以掩盖《明夷待访录》

作为一部启蒙主义文献的光辉。黄宗羲之杰出就在于他思想的深刻和敏锐。他超

出了当时一般明遗民因为眷怀故国而研究明亡清兴之故的治学目的，也超出了传

统儒家对无道君主的批判范畴。他的思想已突破传统的政治框架，开启了中国近

代民主思想的先河。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明夷待访录》已非全本，当初刻印时，

因封建专制的严酷，已有删削。书出之后，在清代长期被列为禁书，直至清末梁

启超等人倡导变法改良，才将其作为宣传民主思想的重要文献广泛传播，使之焕

发了光彩。

第六部分《古文观止》观不止——吴楚材、吴调侯

真是好书不厌百回读，随着岁月的消逝，由当日的不能甚解到若有所得，由

强记死背到豁然而悟……直到今天，这些前人集智慧的大成的好书，始终引导我，

鼓励我！是良师，更是益友！……让我一生都将受用不尽！我常常想：中国人拥

有这样巨大的智慧宝库，实在应该引起全民共识，去珍惜研究！

———台湾着名画家、作家梁丹丰评《古文观止》

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吴楚材、吴调侯联手选评的12卷《古文观止》，自其行世

以后，翕然风靡，为人乐道，其影响深远。

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学者陈文良先生系统地考察了《古文观止》长盛不衰

的技术因素。他提出，首先是编者为该书所选的文章，全部是经受了时间检验和

文人衡定的“名篇”。所谓“名篇”，起码是经过宋、元、明、清，特别是明代

至清初数百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读者、编选者、书坊出版者所共同筛选认可的作

品，而不是受某些人主观认识支配的产物。第二，编辑选本必须在容量方面照顾

到多数读者能够通读，中型选本最容易流行的原因就在于此。第三，作为普及性

选本，入选的每一篇分量不能太重，以便读者一次起码能读一篇。《古文观止》

所采用的就是这种编选方针，对有些篇目采用了“节选”的办法，这也是它成功

之处。第四，从内容和艺术风格上说，必须带有较广泛的实用性。《古文观止》

的入选篇目大多条理明晰，辞藻华丽，可以供科举士子揣摩、仿作，特别是用到

对策和日常应酬性文章中去。

“康熙二吴”的《古文观止》约编成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以前。

此书没有叙述其成书渊源和选评例则，只有其族先辈吴兴祚写的序，据吴兴祚说，

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调侯为人“奇伟倜傥，敦尚气谊”。序

中交代了成书的因由：“今年（康熙三十四年）春，……二子寄余《古文观止》

一编。阅其选，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批阅数

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冁然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阙功岂浅鲜哉！

亟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因为有了这样的因缘，我们今天才得以

获读该编，否则恐怕早已湮没绝灭于乡野之间了。

《古文观止》全编12卷，选材上起东周，以《左传。郑伯克段于鄙》一篇首

领全书；下迄明末，以张溥写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的《五人墓碑记》押卷。

先后以“周文”（卷1至卷3）、“秦文”（卷4）、“汉文”（卷5至卷6）、

“六朝、唐文”（卷7至卷8）、“唐、宋文”（卷9至卷11）、“明文”（卷

12）为序次，凡选入220篇，各体各派略备，繁简选辑颇当，评点注释适中，长

期被人们作为浏览中国传统散文的规范读本。流播所及，脍炙人口，鞠育了近300

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

《古文观止》中的选文和评点共同体现了二吴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观念，形成

二吴选、评古文的几条原则。首先以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准则，首

篇《郑伯克段于鄙》以孝涕为中心对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倾轧进行批讽；次篇《

周郑交质》以信与礼为旨，讥讽周平王与郑庄公互相交换人质以取信于对方，却

不以信礼为本，反致关系恶化。《古文观止》如是开场，鲜明地表现了二吴的道

德好尚是儒家的道德。其次是以人的真情真性为原则，二吴多选体现作者真性情

的散文，自己常常为之感动，使其评点也能感人至深。他们说司马迁的《报任安

书》“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

二吴以自我的性情感受所选的文章，也是希望以所选的文章去打动别人的。再次

是以文章的婉转奇妙、意韵深厚为准则。二吴好文章的奇妙，如韩愈的《祭鳄鱼

文》、苏轼的《方山子传》、刘基的《卖柑者言》都是作意出奇之文，令人读来

顿生诧异。而且二吴所选文章不在乎篇幅的长短，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

他们评说“文不满百字，而抑扬吞吐，曲尽其妙”。真所谓能文者善品文啊。

《古文观止》在选目上到明清之季嘎然而止的缺憾，给人们意犹未尽之感。

要明清之交以迄后来的散文，就只得另外披沙沥金了。20世纪20年代初，王

文濡从“数百名家、数千佳文”之中淘选170余篇，编为《续古文观止》，1924

年印行于世。此书在选目上扩大到了为吴本所不重视的论、说、序、跋、记、赞

和墓志、碑祭文等普通文体，以便于读者举一反三；对于入选文章的作者，一一

简介其生平于卷首，以帮助读者知人论文；此外，王氏还大胆地将当时在世的大

家名构一并采入。王文濡自己在《凡例》中声明：“本编继吴氏而编，故名《续

古文观止》。凡已读《古文观止》者，得此编斯成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