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变得像—口快戽干了水的池塘，满塘的鱼露出了一线线青色的脊背，于是这些鱼全部开始急匆匆地游动起来。在一些稍深的水道上，它们形成细长的队伍，挤挤挨挨，其游动状，使人深解“鱼贯而行”这一短语的本意。与惊慌的鱼不同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在行动中充满抒隋和兴奋的意味。

那年秋天，我们十几个人由邵其平带队，开始了大串联。虽然已晚了—些时候，但依然欢喜不已。我长那么大，除了去过几趟几十里外的县城，还未出过远门。外面的世界只是在我的想像里出现过。人要出门的欲望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小孩会走路了，就要往门外跑。这一点，人跟鸟并无两样。鸟要出窝，要远飞；人要出门，往远外走。大串联，满师界窜，真可人意！

这大串联着实迷人。

到处是歌声：“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将是你们的……”空中漫卷红旗，—个个都雄赳赳地走路。一支队伍又一支队伍，在田野上流过，在街道上流过。总见到人群，世界—下子拥挤起来。

我们是一支小小的队伍，并且是迟出发的队伍。与那些大队伍相比，我们的队伍太清瘦，—个个又蒙头蒙脑的。我们都会发呆——见那些队伍发呆，见一切未见过的情景都发呆，因此不断地丢失人，害得邵其平命令大家原地站着不动，然后由他回头去把那丢失的人找回来。有时候很难找，并且找了这个又可能丢失那个。邵其平—路埋怨我们没见过世面，像雨天里爱赶雨点的黄毛鸭子，说领着我们出来真是活受罪。为了防止丢失和便于丢失后寻找，他在我们即将坐长途汽车去江边小城南通之前，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只灌了水一吹就“嘀溜溜”呜叫的小瓷鸟，并告诉我们：“谁丢了，就站在那儿吹，声音大点。”我们都觉得这个办法很有趣。这鸣啭还很动人，如绿叶间的真鸟一般，即使人没走丢失，走在队伍里也吹，引得路人都朝我们望。这鸣啭就这样不时地混杂在那些雄壮的、尽力气唱出的歌声里，显得很有趣。

邵其平笑笑嘻嘻的。

我们这支队伍里有马水清、陶卉、丁玫等十多人。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样子—定很可笑。瘦啦吧唧的，戴一顶折断了帽檐的绿布帽子，裤管短短的，背了一张只从中间捆了一道绳的大红花的被子（还打了补丁），眼睛很亮，却又很傻地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这支队伍当然也可笑，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我这副模样。再加上—面屁股帘大的小红旗被高高地举着，在风中刷刷地飘扬，自然就更可笑了。

我们走得很得意，把脚抬得很高，然后很重地将它砸在地上。人的心情总要影响到脚步。换个角度说，看人的脚步就能看出入的心情。脚步比脸上的表情可能更可以明确地透露人的心情。那时，许多人的脚步是—样的———种充满了豪迈感、庄严感的脚步。这脚步在阳光下，在夜空下响着，成了一段岁月的音符与象征。

串联对我们的胃来说，也是一种叫人惬意的事情。

饥饿，是我十八岁之前的重要记忆这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倘能成立，一定得有—个前提：人已经吃饱了。

如果人未吃饱，如鸟一样饥饿，也会像鸟—样为食而亡的。饥饿极为可怕。它是一种到了极限时见石头都想啃的欲望。它能使人失去志气和尊严，从而使人变得猥琐，在心头笼上挥之不去的羞耻。我偷过人家瓜地里的瓜，摘过人家枣树上的枣，吃过人家的残羹剩饭。我还曾溜进人家的厨房，揭开锅盖，用手抓过人家的米饭，并且就在把手捂在嘴上时，这家人家的主人走进了厨房。

从此，我便永远也摆脱不了一双睁大了的、盯着我不动的鄙夷的眼睛了。我吃过—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

青草是我从河边割回的。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盘“炒韭菜”吃。十五天才能盼到—顿干饭。所谓的干饭只有几粒米，几乎全是胡萝卜做成的。整天尖着嘴喝稀粥。如今回老家时，总觉得那地方上有太多嘴长得尖尖的人，并且，我无端地认为，这样的嘴就是当年喝稀粥喝成的，而如今成了基因，一代一代地留传下来。我最不耐烦的季节是春天。青黄不接，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春天的太阳将人的毛孔——烘得舒张开来，使人大量耗散体内的热量。饥饿像鬼影跟踪着人，撵着人。我巴望太阳早点沉没，让夜的黑暗早点遮住望见世界的渴望的眼睛，也遮住——干脆说扼死——饥饿的欲望。毋庸讳言，我日后永远不敢忘记马水清，这与在那样困窘的日子里，他不断请我吃猪头肉，并时常让我到他家小住改善伙食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没有想到，串联居然让我们解馋。我们每到—处，都有人接待，并且每顿都有肉吃。我们围坐—桌，牢牢地围住一只盛有青菜和肉片的大盆子，真让人激动。我们吃得极勇猛，只见无数裉筷子在盆里搅动着，像某个地方的宗族之间棍棒交加的械斗。

只有陶卉，很文雅地坐着，轻易不伸筷子，只把碗里的饭慢慢拨弄到嘴里。她家的日子—直过得很好。这从她白里透红的脸色可以看出来。

大盆子里很快就剩了汤，于是便有几双筷子失望而又不屈不挠地在里面捞着，捞得让我和马水清都觉得讨厌。比我低—个年级的一个大个子，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大盆子。他那种打捞极丑陋：眼珠子瞪得大大的，仿佛要掉进盆里去。每每总在我们离开桌子后不久，听见他在背后惊喜地叫一声：“我又捞到了一块肉！”

我们一路吃下去，把嘴吃得油光光的，没过几天，就长胖了一些。最好的是上海。关于大串联，我有许多事情已忘了，但上海某大串联接待站（这个接待站似乎在小西门一带）招待我们的红烧肉却至今不忘。我很奇怪，人的记忆居然还能几十年不忘地记住某种气味。后来去过上海多少次，都想吃那个接待站烧出的那种红烧肉，可是终于没有能够如愿。

那咱红烧肉无疑是若干个美好记忆中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