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麻地中学文艺宣传队又恢复了排练。带着—种不可名状的心情，我来到排练场。

排练尚未开始，大家在东—伙西—伙地说笑嬉闹着。当我一踏进排练场时，便立即感觉到众人都用了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片刻的寂静之后，那异样的目光怕负担不起某种情感的债务似的，很快地转移开去，但其中还有几对目光，又情不自禁地看了我几眼。我的视线立即落到了乐队通常所在的位置上。我发现，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即使那把大低音胡的位置都不是空的——乐队又新添了两名拉胡琴的。赵一亮仿佛没看见我—样，在调试他的琴弦。我抓着自己的胡琴，很尴尬地站着，一下子失去了做出对策的能力。

尴尬是—种非常奇特的心情，它软绵绵地损害着—个人的自尊，并使人暂时失去逃出那一情境的智慧而变得呆头呆脑。持久地站着，必定是—点一点地加强这种尴尬。我的脑子用力一转，终于使自己的身体得到了信号。我抓了胡琴，快速走到乐队后面。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逃出尴尬的惟一办法，便是逃离与这—情境有关的人的目光。独自—人是不会产生尴尬的。那个尴尬着的人，一旦独自一人时，尴尬便会转成其他的情感，如愤怒、痛苦、自卑、忌妒等。我现在所能有的依然还是尴尬。尴尬倘若要得到缓解，不是他人设法营救你，就是自己装模作样，做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来。

没有人来营救我，我就抓了一张报纸趴在一张桌子上看起来。那张报纸上说的是什么，我—个字也未能看进脑子里去，报纸仅公是一个掩饰、缓解尴尬的纯粹的工具。

排练开始了，没有—个人来招呼我回到乐队。惟一有权招呼我回乐队的人便是赵一亮，而让赵—亮招呼我是不可能的。这—情境是他—手制造的，他自然不会放弃他—心要达到的目的。他不招呼，别人谁也不能招呼。谁也不能反对或改变赵一亮的意志。赵一亮在文艺宣传队是至高无上的。邵其平都不能使他有所不高兴。因为他—不高兴，会抓起胡琴就走，而其他的人没有一个有勇气有能力来顶替他。他的厉害，就是因为他的位置没有人能够顶替，就像他的父母惯着他—样，油麻地中学文艺宣传队也在惯着他——他已是—个被惯坏的孩子。—个被惯坏了的孩子，是绝对不可能去领略别人的处境的，反而会有一种使人尴尬并从中得到快感的残忍。他显出一副已将我完全排斥在乐队之外的样子，与整个乐队很密切地配合着，让我看不到一点乐队演奏的破绽。他要造成的效果是：乐队没有林冰与乐队有林冰—样。我成为—个完全多余的、完全可以抛弃的人。

我一直趴在桌子上，看着报纸，让心受着煎熬。这场煎熬对我日后的悲悯情怀大有益处。在我成人之后，尤其是在我有所发达之后，我最不愿意做的—件事便是使人尴尬。我绝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因为我的一句话或—个行动而陷入尴尬处境。一旦无意中发生，我便不顾一切地去消解它，并在心中深深地负疚多时。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对那些乐于使人尴尬的人，我的心中会暗暗地生长出仂恨。

排练暂告—个段落之后，赵一亮与乐队的那些人全都走到门说有笑。其间，姚三船夹着笛子过来了一下，“林冰，你在看什么呢？”我没有抬眼看他，他便又回到赵广亮身边去了。

在排练又要开始时，我抓着胡琴大步走出了排练场。

我跑到大仓房，大仓房大门紧闭。我又跑到了理发店，许一龙说：“宣传队人员的工分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养的，想一天十工分打发了老子，老子不干。很多人不干。先散伙，排练不排练，等些日子再说。”我便又到了傅绍全家。傅绍全很忙，我只坐了—会儿，只好又回到了学校。

球场上，就刘汉林一个人在玩篮球。

“林冰，你怎么没有去拉胡琴？”

我不作答，跑进球场，夺过他的篮球，就拍着往篮下跑。我们两个人—人打—个篮，在球场上疲于奔命，最后都累得瘫在地上。

我回了一趟家，想在家待着。不上学校了，反正学校也不上课。可待不住，第二天傍晚，用瓶瓶罐罐弄了些黄豆煮雪里蕻之类的食物，又回到了学校。学校也是很无聊，就与马水清逛镇子，一直逛到夜里十点多钟。谢百三从食堂买来了一瓶辣椒糊。

马水清说：“我们比赛一下，看谁最能吃辣。”谢百三一把抓过辣椒糊瓶，却又被马水清夺了去，“连一瓶辣椒糊都舍不得！”

我、谢百三、刘汉林、马水清一人拿了一只碗，平均分了瓶子里的辣椒糊，空口吃起来。我刚吃了半勺，就辣得受不了，就去取雪里蕻煮黄豆，马水清说：“就光比吃辣椒！”我们就比着吃，—个个吃得直吐舌头，眼睛里都泪汪汪的。吃到后来，就觉得脑袋里有个大火团，两只耳朵嗡嗡响。我们互相望着，谁也不肯认输，坚持着吃下去。我和马水清吃得最凶。谢百三早大汗淋漓，先认了无能，退出了比赛，接着是刘汉林跑到河边去喝水，回来后也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就我和马水清两人对峙。我们面对面坐着，各守着一团红艳艳的辣椒糊。我一心要击败马水清，最终却谁也没有战胜谁，都把碗里的辣椒糊吃净了。为了表示自己英勇，我们还夸张地用舌头将碗舔得干干净净的。

夜里，我们的肠胃被辣得无法入睡。马水清突发奇想，说：“去县城玩吧，县中有我的朋友。”我第一个附和。刘汉林与谢百三也同意。那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我们走出校园，真的踏上了去县城的路。谢百三一边走一边说：“想起—出是—出，发神经！”但，我们都觉得很兴奋，把脚步声踩得很响。那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万籁俱寂，让人有许多幻想。我们走得很快，像电影里那种专搞夜袭的别动队。

没走几里路，我们的肚子疼得都想拉屎，便—字儿排开，在一条沟边拉起来，就听见水“扑通扑通”地响。直觉得肛门辣得火烧火燎的。拉完了，移到另一条沟边，用清水洗了洗屁股，觉得舒服了许多，扎了裤子又继续往前走。我试着大叫了—声，那声音在夜空下显得十分洪亮，并且传得极遥远。我便呐喊起来，像个疯子，—声接一声，直到把嗓子喊哑了。马水清也跟着叫，声嘶力竭。忽然，听到远远的天边有人在问：“谁在那儿喊？”

我们赶紧跑掉了。

走了十七八里地，来到—条大河边，眼前便是一片苍茫。我们疲倦地站在河边上，吸着清凉的空气。刘汉林忽然轻声叫起来：“你们看那边！”这时，我们看到远远的黑暗里闪烁着一种红色的亮光。这亮光—生—灭的，十分令人生疑。我们便又看下去，很有点害怕，但又很激动。过了—会儿，马水清说：“这像是发信号！”刘汉林紧接着说：“是特务！”前几天，广播里刚播送过，就在离我们几十里地的东海滩上，一天早上发现了特务的橡皮船。那时，特务似乎很多。谢百三说：“应该去报告当地人武部。”马水清说：“走！”我们便往一个小镇上走。找了半天，才找到镇上的人武部。我们就“咚咚咚”地把门敲开来，昏暗的灯光下走出—个人，听了我们上气不接下气的诉说，那人将门“嘭”地关上，“一群小狗日的，滚，那是大河湾上的航标灯！”我们顿时觉得生活太无趣，不想再往县城走了，就在那个镇子的大桥头坐下，一直坐到天亮，然后吃了油饼与豆浆，又往回走。一共才十七八里地，走到天快黑才走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