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导言：以古为镜与以人为镜

【陈锋】

公元642年，宰相魏征卒，唐太宗亲临恸哭，并追思不已。其后，唐太宗上朝，念及魏征在世时的谏诤，对左右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唐太宗晚年所说的这一段话，就是著名的“三镜说”。唐太宗之所以成为明君、圣主，恐怕与他善于以古为镜和以人为镜有关。

现在离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世殊事异，历史学家和懂得一些历史知识的人还每每称赞唐太宗的英明。

唐太宗也是毛泽东十分欣赏的一代君主。毛泽东从唐太宗那里汲取了许多经验教训是无疑的。毛泽东读过冯梦龙编写的《智囊》，在读到李世民的“用兵之要”时，曾加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对唐太宗的用兵之道和军事才能十分称许。毛泽东也曾指责过唐太宗在选接班人的问题上犯的错误，认为不选文武全才的李恪，而选柔弱不堪的李治继承皇位，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至于毛泽东是否欣赏唐太宗的“三镜说”，由于未见到文字记载，不敢妄断。但是，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善于以古为镜、以人为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则是唐太宗无法比拟的。

毛泽东是老一辈革命家中历史知识最为渊博的一位，他曾反复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左传》、《吕氏春秋》、《礼记》、《易经》、《论语》、《孟子》等历史典籍。就其读过的历史典籍和大量的批注所体现出来的识见来看，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读史书，他也读《智囊》、读《容斋随笔》、读《搜神记》、读《登徒子好色赋》、读《西厢记》、读《水浒传》等等。可以说，毛泽东的读书范围涉及到史学、哲学、文学各个领域，且均具敏锐的洞察力。以毛泽东的读书识见和洞察力，以毛泽东的多才博识，他不但为同时代的国内外政治家所佩服，也可以与同时代的学界泰斗对话。他对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也影响了一代人、两代人，并将继续产生影响。

毛泽东是伟人，是政治家，也是读书人。作为伟人的毛泽东，他在书海中畅游，汲取前人的智慧，形成自己的识见和思想，凸现出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有繁忙的党务、政务，读书不可能没有选择，不可能没有倾向。作为读书人的毛泽东，他又确有读书人的本色和癖好，表现出与一般政治家的不同。这一点，陈晋已在他的著作中指出过：“他（毛泽东）一生中读的大量书籍同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诸如他花偌大的精力去考证王勃写《滕王阁序》的年龄和贺知章在长安做官时有没有家眷，批注清代纳兰性德的词，比较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修改的优劣，以及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背诵《楚辞》、《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悦愉、审美满足。其中的快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难为外人道也。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的兴趣，即使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相信也会是个在学术界颇有识见声誉的学人。”这或许正是毛泽东的不平凡之处，“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读书不仅仅是他的癖好，更不是一种消闲，他所读的书以及他所作的评点、他所提倡读的一些书，更多的体现为政治的需要、现实的需要。就毛泽东瞩目的历史人物和风云人物而言，亦主要是在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其评点亦大多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我们注意到，军事谋略与用兵之道是毛泽东评点的一个重点。毛泽东曾赞扬过齐鲁长勺之战中曹刿采取的“敌疲我打”的策略，认为曹刿创造了中国战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他的名著《论持久战》中，更细致地对类似战例进行了阐释：“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宋江的“三打祝家庄”也是毛泽东反复申说的战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宋江第三次打祝家庄之所以取得胜利，经验有三：一是调查情况，摸清敌情；二是瓦解敌方的联盟，各个击破；三是深入虎穴，里应外合。这个评语实在是非常的准确恰当。毛泽东在其他的著作和场合中，还曾赞扬过孙膑的“围魏救赵”是“千古高手”，曹操的谋臣郭嘉临战“足智多谋”，也曾讥讽过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批评过诸葛亮的战略失误和宋太宗的不知兵，等等。由于毛泽东的多读善思以及他的军事实践，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军事谋略和用兵之道往往是信手拈来，切中要津。

治国安邦之术是毛泽东评点的另一个重点。商纣王在历史上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但毛泽东有另外的看法，认为“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至于商纣王的亡国，毛泽东总结为两个因素：一是“他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造重重楼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劳动人民多少金钱和血汗”。二是“由于他的暴虐残忍，排拒批评，一意孤行，人心向背，终于被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乘机进攻，率大军攻破殷都大门——牧野，刚刚组成的奴隶军反戈一击，导致了殷的彻底败亡”。毛泽东推崇秦始皇，主要着眼于其对中华民族统一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位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在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了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毛泽东在其他场合也还多次评价过秦始皇。毛泽东对曹操也是肯定的：“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约，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毛泽东对武则天的评价也是有意思的。1975年，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毛泽东对商纣王、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评点，言别人所不言、少言，有给历史翻案的意味，但也确有独到的见解。另外，毛泽东对刘邦的善于用人，贾谊的《治安策》，诸葛亮的会处理民族关系，以及虚有其表的刘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会当皇帝的陈后主、李后主等等，也有精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