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翰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6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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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全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年3月9日出生在俄罗斯维亚特省库卡尔卡镇的一个店员家庭,曾在实业中学念书。16岁时,莫洛托夫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成员,后因传播革命思想被喀山当局逮捕,判两年流放。1912年,他毕业于彼得堡工学院,担任《真理报》编委。三年后再次被捕。十月革命后,莫洛托夫先后担任顿涅茨省委书记、联共(布)中央局书记,成为斯大林的左右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身为外交人民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莫洛托夫先后数次赴白宫、伦敦和雅尔塔参加美、英、苏三方会谈,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战胜德国法西斯作出了贡献。1957年,斯大林逝世后的第四年,莫洛托夫被指责参加反党集团,遭撤职,后曾任苏联驻蒙古大使。1984年恢复党籍和名誉。毛泽东对莫洛托夫有褒有贬。
Δ毛泽东评点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声明说得对,他说即使这次会议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侵略的国际安全机构,也不等于将来也不能建立,我们要努力争取建立,这次搞不好将来再搞。
——摘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文集》第三集第379页。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摘自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6页。
Δ莫洛托夫小传
莫洛托夫(1890~1986年),全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原姓斯克利亚宾,他开始为布尔什维克报纸撰文时,曾用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一些短文和文章,到1918年出了一本关于工人参加经济建设的小册子,他才第一次使用了“莫洛托夫”(意为“锤头”)这个笔名。于是,这个日后广为人知的鼎鼎大名就此问世,他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著名外交家,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
1890年3月9日,莫洛托夫生于俄罗斯维亚特省库卡尔卡镇(今其洛夫州苏维埃茨克镇)的一个店员家庭,是米哈伊尔·斯克里亚宾的第三个儿子。莫洛托夫家庭条件较好,父亲比较开通,重视儿子们的教育。12岁时,莫洛托夫被送进喀山市第一实业中学念书。当时,俄国正处在革命的年代,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莫洛托夫参加了第一个自学小组,马克思主义著作。1906年,年仅16岁的莫洛托夫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踏上了革命道路。在学校,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参加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并到各校串连,秘密组织革命小组,发表文章,传播革命思想,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莫洛托夫在革命小组内主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并开展募捐运动,从物质上援助被沙皇当局监禁、流放的革命者。他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散发进步书刊,他不仅对革命充满信心,还动员大家作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莫洛托夫在学校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引起了喀山当局的恐慌,他们决定逮捕他,1909年4月,莫洛托夫在中学毕业前夕被捕,判两年流放。同年6月,他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今沃洛格达州)。流放期间,莫洛托夫不仅没被吓倒,反而更加勤奋地工作,为了寻找到思想上的指路明灯,他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莫洛托夫还避开警察的监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秘密工作,重建被沙皇政府破坏了的党组织。1911年6月,莫洛托夫进入彼得堡工学院学习。他除在本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外,还在彼得堡各高校发展党组织,建立党的全市高等学校联合委员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
1911年—1912年,莫洛托夫积极参加《真理报》的筹建工作。1912年5月5日,《真理报》创刊。他担任该报编委兼编辑部秘书,同时还兼任布尔什维克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这时,他以阿·里亚宾、维·米哈依洛夫、阿·兹万诺夫等笔名,为报纸撰写了许多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莫洛托夫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屡遭沙皇政府迫害。1913年—1914年,他多次被捕,沙皇政府禁止他在彼得堡及其他大城市和工业区居住,他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洛托夫被派往莫斯科,负责重建被破坏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由于混入党内的奸细告密,他在1915年6月再次被捕,判处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流放三年。一年后,他从流放地逃回彼得格勒。根据列宁的提议,他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委员。
沙皇制度被推翻后,莫洛托夫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担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格勒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莫洛托夫拥护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少数几国或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他说:由于帝国主义时代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平衡的发展,社会主义不可能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却可能首先在个别国家内胜利。1917年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列宁作了重要讲话。会上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彼得格勒党组织当即作出决定,准备武装起义。10月12日,彼得格勒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洛托夫被选为该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十月革命胜利后,莫洛托夫是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8年夏,苏维埃俄国进入国内战争时期,英、法等协约国勾结苏维埃俄国国内反动势力,进行武装干涉,制造粮慌,企图用饥饿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1919年,莫洛托夫先后任北方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和苏俄政府驻伏尔加河地区全权代表,领导当地人民同饥饿作斗争。他走遍了伏尔加河、卡马河沿岸,通过艰苦工作,缓和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1920年4月,他在联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任顿涅茨省省委书记,负责该地区工业的恢复工作。顿巴斯煤矿区是战争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它几度易手,遭到破坏,损失达3亿卢布以上。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莫洛托夫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采取组织劳动军的办法。劳动军有严格的纪律,每天必须完成定额,根据定额完成情况供给工人生活用品。苏维埃政府在粮食、盐、服装、机动车辆等方面也给予大力支援,使顿涅茨煤矿的开采和运输量在短时间内有了明显增加。1920年4月,煤产量为2500万普特,10月,产量增加了一倍,达到5000万普特。
1921年3月,联共(布)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即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利用市场、商业和货币流通发展生产,加强工农联盟,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莫洛托夫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2年4月,联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斯大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于莫洛托夫兢兢业业和卓越的工作能力,尤其是善于有条不紊地处理卷帙浩繁的公文,加上他的忠心耿耿的态度,斯大林把他留在了书记处,任联共(布)中央局书记。莫洛托夫从此成为斯大林的左右手。
自1924年起,他领导党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管农业工作。1925年12月,莫洛托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加强工农联盟是分不开的。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贫农和中农组织起来,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周围,不断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1927年12月2日,联共(布)举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研究农业集体化问题。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合作化的基础上,把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引导到大机器生产和集体耕作轨道上去,这是党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国防的需要。他强调这一工作不能操之过急。他说:“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缓慢的、长期的……需要许多年……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的是谨慎、小心、不慌不忙、逐步发展。”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把农业改变为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决议。1929年6月,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措施》的决议。从这年秋季起,集体农庄运动出现重大变化。不仅贫农,而且大批中农加入集体农庄。到1932年,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已近农民全部耕地面积的70%。
1927年—1928年,莫洛托夫还兼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30年,在斯大林的建议下,莫洛托夫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苏联政府首脑,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1930年12月,在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莫洛托夫作了发言,他说:“现在,鉴于对我的新任命,我感到有必要就我个人以及我所担负的工作再讲几句……对我来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做列宁的学生,而且舍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的愿望。我得以在列宁直接指点下工作的时间并不长。近年来,我又非常有幸地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学着做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对此我是深感自豪的。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以党的工作者身份进行工作的。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将以党的工作者身份,为贯彻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意志而从事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34年1月至2月,联共(布)举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他说,第二个五年有以下三个基本任务,即彻底消灭阶级并同时铲除产生阶级的根源;进一步提高工人和集体农民群众的物质福利,把劳动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一倍半到两倍;完成工业、农业、运输业等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大会一致赞同这三项任务,批准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暗杀。莫洛托夫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人当天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审理此案。莫洛托夫是30年代肃反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肃反扩大化负有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