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大权集于一身后，赫鲁晓夫看着周围一片欢呼声，想着自己白手起家的历程，不禁忘乎所以，头脑发热，他决心学马克思、列宁那样，做一些惊人之举。当然，这些功劳最好超过他们，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想来想去，赫鲁晓夫终于想出了一个“妙计”。

1959年2月，联共（布）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苏联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苏联“要解决的历史任务是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看着报告，赫鲁晓夫还不满足，他想，步子应该迈得快一些。

1961年10月，联共（布）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说，苏联已“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在二十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主持修改的苏共纲领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已变为全民的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赫鲁晓夫还提出“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把党分成“工业党”、“农业党”。党只是“全民的政治组织”，“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

不过，赫鲁晓夫的这些“成绩”并未能阻止他年龄的增长，健康的恶化，成为他永保权位的障碍。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宣布，“由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一致通过解除赫鲁晓夫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会上，赫鲁晓夫低着头，默默地坐着，这短暂的一刻无疑是可怕的、无法形容的折磨。同日，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一年，赫鲁晓夫70岁。自此，这位自1953年开始就说一不二的人物，恋恋不舍地交出了权力，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心中不愿意，但已无力挽回了。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苏联“决不干涉或者准备干涉那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内政”。他主张进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赫鲁晓夫还认为，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已有“现实的可能”。他说：“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

执政期间，赫鲁晓夫曾多次访问中国。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布尔加宁、米高扬等高级官员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自苏联成立以来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访华，也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中国党和政府极为重视。第二天，毛泽东率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赫鲁晓夫这次访问是富有成果的，中、苏双方签署了《中、苏两国政府联合宣言》等八个文件。同时，苏方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赠送中国一批农业机械设备。不难看出，中、苏之间兄弟友谊仍在开花结果。这是中、苏关系最高潮的日子。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赫鲁晓夫处处以老大哥自居。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到中国，这也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最后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想同毛泽东商量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长波电台的事，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请求，使赫鲁晓夫那有损中国权益的计划最终化成泡影。

自然，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做法极为不满。一个要当老大，事事指挥他人，一个要独立自主，自己当家作主，冲突必不可免，终于矛盾在1959年全面爆发。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6月，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赫鲁晓夫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在这次会议上散发一封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中国召回1390名专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我国实行限制和歧视政策。在赫鲁晓夫任期内，苏联曾答应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并在1957年10月同中国签订了有关协定，但苏联政府于1959年6月20日单方撕毁了这些协定。这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导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

为了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1959年9月，赫鲁晓夫赴美访问。访美前夕，他在有美国等西方各国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合作，决定着世界各国的关系，“有助于驱散地球上其他地区上空的乌云”。到美国后，他在戴维营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德国、裁军、美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了“戴维营协议”。赫鲁晓夫称“戴维营精神”是人类历史“新的转折点”。他认为苏、美两国合作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他盲目乐观地说道：苏、美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回国后，他为在美国取得的“外交成就”所鼓舞，决定出书公开自己的一个“新理论”。其实，早在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就提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马列主义原理只在一定时期是正确的。而在目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来他又宣传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赫鲁晓夫把这些零碎观点集中起来，于1960年以《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为名出版。他认为，火箭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说：“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现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地球将不再存在。这反应出他的矛盾心态，一面大造核武器，到处制造事端，一面又唱和平高调。

1959年5月到8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在日内瓦举行柏林问题外长会议，讨论柏林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1961年8月13日，苏联武装封锁东西柏林间边界，筑墙达100英里，控制交通孔道和边界线，即“柏林墙”。美、英、法国采取反措施后，赫鲁晓夫感到后悔，要求和解，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他任期内一直没有解决。

为了威慑美国，显示苏联强大军力，赫鲁晓夫异想天开，偷偷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把导弹运到古巴，谁知弄巧成拙。1962年10月15日，美国侦察到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视下迅速拆除和撤出运进古巴的武器。赫鲁晓夫见事情闹大，倒还识大体，决定立即收手，为了表示诚意，10月26日，赫鲁晓夫写信给肯尼迪：“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就无法遏制和制止它。”这是“一场残酷的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让我们表现出政治家的明智吧！”10月28日，赫鲁晓夫下令从古巴拆除和运回武器，并同意在公海上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结果，偷鸡不着还蚀了一把米。

赫鲁晓夫出于政治需要，还于1955年5月26日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南斯拉夫，赫鲁晓夫坦率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在他的努力下，恢复了两国关系。

下台后，过了很长时间，赫鲁晓夫才平静下来，他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常常独自一个人徘徊在长满青草的小路上，默默无闻地度过了7年安静的生活。其间，他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也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回忆中度过的。每当他回味起自己的辉煌岁月，就心潮澎湃，一想起别人的指责，他就不服气。至死，他也未能改变自己性急、暴躁、自以为是、傲慢的脾气和性格。弥留之际，他抚摸着小女儿列娜的手，艰难地说：“你妈妈在哪儿，此刻我是多么需要她呵……”死后，人们将他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

Δ作者点评

提起赫鲁晓夫，往往会想到“土豆烧牛肉”、“老玉米”、“在联合国用皮鞋敲桌子”，甚至不称“赫鲁晓夫”，而称“赫秃子”，前面还要加一些定语。

苏联政治不倒翁、赫鲁晓夫的朋友米高扬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曾这样评价说：“我们不能否定赫鲁晓夫的功绩，他的功绩还是很大的——争取和平，消除个人崇拜的影响，开展社会主义民主，筹备和进行第20次至22次这三次最重要的党代表大会，通过新的党纲。但是时间越长，赫鲁晓夫在工作和领导中的错误和严重缺点就积累得越多。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主观因素、年龄渐老和思想僵化引起的。赫鲁晓夫变得十分易怒，忙碌，不能自我克制，坐不下来。他在一个地方坐不上三个小时，很喜欢即兴发挥，沉不住气——就连他提拔起来做领导工作的同志都不喜欢他这一点。农业状况恶化时，赫鲁晓夫不去深挖客观原因，而采取了呵斥人，调换他们工作的办法……赫鲁晓夫今天搞一个组织，明天又搞一个机构，喜欢不断地改组。”

赫鲁晓夫出身工人家庭，早年当过牧童、雇工和钳工。一无靠山，二无金钱，纯粹是白手起家，完全凭自己的才干和勤奋，一步步地上升。1918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革命。无论是在苏俄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卫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表现突出，终于于1953年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任职期间，他是率先试图对苏联现行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56年2月，在联共（布）二十大上就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作了著名的“秘密报告”，揭露苏联党内严重破坏法制、压制民主的现象。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任务和建立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60年代初，他支持对利别尔曼建议的大讨论，在理论界起了活跃思想的作用。但他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往往采取一些急躁、冒进的措施，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如过早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和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并提出“在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任务等。

在对外方面，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老大哥自居，开始与中国的关系尚好。1959年后，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日益恶化，1960年，赫鲁晓夫率先指责中国共产党，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中国召回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我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他看重美国，认为苏、美两国决定着人类的命运。由于他对美国的妥协，伟人毛泽东嘲笑他是一只“草母鸡”，确实意味深长。

【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