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的秘书，一般人只知道陈布雷、邵力子，可是被蒋介石称为“王佐之才”的杨永泰，世人却知之甚少。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他17岁轻松考中秀才，22岁到北京政法学校专修法律。

两年后，杨永泰学成回到广州，任《广东报》记者、编辑，他思维敏捷，文笔雄辩，很快成为广州的名人，并开始涉足政坛。

1914年，孙中山发起了护法运动，并南下广州组织政府。孙中山因赏识杨永泰的才干，点名要他出任护法军政府的财政厅长。

杨永泰接到任命，可是却迟迟不肯上任，因为当时广州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孙中山，另一股是以唐继尧、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派，西南派是滇桂军阀，盘踞广州已久，势力比孙中山更强。孙中山一催再催，可是杨永泰却态度暧昧。

1917年，护法军政府的大元帅首领制被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的权力被大大剥夺，他愤而辞职。杨永泰者被西南派举荐为广东财政厅厅长。杨永泰见西南派兵强马壮，于是便走马上任，一年后又升任广东省省长，可谓官运亨通。

然而好景不长，西南实力派排孙之后又起内讧，政局变幻，孙中山在广东再度崛起。1921年，孙中山重建政府，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杨永泰等人当年排挤孙中山的内幕被揭了出来。他自知无法立足，便潜行北上，杨永泰最后寓居上海，终日闭门不出，苦熬时日。

一转眼，1926年北伐开始，杨永泰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凭借自己的才华，一定会找到东山再起的机会。此时，蒋介石虽然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府，但是内外交困，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南京政府便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牢牢把持着。

杨永泰决定毛遂自荐，他立刻向李宗仁等献上一份万言书，洋洋洒洒地讲述了他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和主张，并表达了想要再度跻身政治、效力于政府的愿望。可是李宗仁手捧书信，却“哼”了一声，说道：“此人虽具才华，可是立场不定，只重利益，不讲原则，如何敢用？”杨永泰碰了一鼻子灰，只得继续蛰伏，静等机会了。

1928年，蒋介石重返南京执政，他任命心腹大将熊式辉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原本是滇军李烈钧的部下，在广州时就同杨永泰要好，于是熊式辉便找到了杨永泰，此时的杨永泰身穿青布袍，鼻子上戴着一个黑框眼镜，一副不得志的郁郁模样。

熊式辉握住了杨永泰的手，说道：“畅卿兄，现在是蒋总裁执政，终于到你大展拳脚的时候喽！”熊式辉的一席话，只讲得杨永泰两眼冒光，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蠢动了起来。

杨永泰虽然这几年蜇居未出，可是他对政局变化了若指掌，须臾未曾忘怀。他敏锐地看到当时国民党内部首当其冲的大问题就是派系对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对中央政府是一个极大威胁。杨永泰便向熊式辉阐述了自己的分析看法，并委婉地写出了应对之策，请熊式辉代向蒋介石转呈。

蒋介石看罢熊式辉转呈的书信，不由得眼前一亮，他惊喜地说：“真子房之才，诸葛再世，杨永泰在哪里？我要马上见！”

蒋介石为表示礼贤下士，他没有招杨永泰前来，而是亲往熊式辉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官邸，在那里与杨永泰见面。杨永泰抑制住心头的狂喜向蒋介石深鞠一躬，蒋介石连忙上前拉住杨永泰的手，很动情地说：“吾辈革命，倍感艰辛，每日思贤，几若饥渴，今日与杨先生相见，实乃天助我也，请先生一定大施管乐之才，为民国革命献计献策！”

杨永泰受宠受惊，几乎落泪道：“杨某奋斗半生，坎坷未遇，今日始得见明君。日后定当肝脑涂地，以报总司令知遇之恩！”

蒋介石正筹谋着统一天下，熊式辉便为他举荐了一个杨永泰，这好比是想睡觉，就有人给送来了一个枕头。蒋介石如获至宝。他问道：“杨先生，你想在南京政府担任何职？”

杨永泰谦虚地说道：“我倒不在乎职位高低，只要能效力于总司令，我就心满意足了！”

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从此杨永泰就留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了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实为蒋介石的秘书加谋士，是蒋身边最重要的幕僚之一。

杨永泰新官上任，他首先帮蒋介石暗中筹划了第二次北伐宣言。出师北伐，必须名正言顺，蒋介石在北伐宣言上这样写道——中正受党国重托，统率国民革命军，继续总理遗志，完成北伐大业。

第二次北伐的军事形式基本是这样的，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下辖一个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由冯玉祥调遣，第三集团由阎锡山指挥。

1928年3月16日，蒋介石发布了北伐总方略——国民革命军以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果然北伐的行动一经展开，张作霖的北洋军阀不敌，最后张作霖被蒋介石逐出了山海关，退回到了奉天一线。

蒋介石虽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是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却对蒋介石这个总司令根本不买账。蒋介石为此伤透了脑筋。

蒋介石踌躇无计，最后他想到了杨永泰，蒋介石便把杨永泰唤进了自己的密室，杨永泰扶了扶鼻子上的黑框眼镜，嘿嘿一笑，道：“目前最为紧要的便是——削藩！”

蒋介石听完削藩两个字，眉梢一扬，眼睛立即放出光彩，道：“此话怎讲？”

杨永泰凑到蒋介石身边，然后低声耳语一阵，道：“只要总司令依计行事，我定保您削藩成功！”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建议，他首先带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介石在祭礼中抚棺恸哭，热泪如泉，弄得其他三人也频频落泪。

蒋介石通过这次祭灵大典，他便将“孙总理正式的代理人身份”深深植入了人心。紧接着蒋介石在民国全体代表的大会上，他按照杨永泰的安排，命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国家财力紧张为由，申请对各路诸侯裁军。

1928年6月下旬，蒋介石操纵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蒋介石指出：随着全国的统一，下一步应该进行“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为此中国应从“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削藩裁军势在必行。

一提到裁减和削藩，李宗仁和白崇禧首先不服，随即二人挥兵起事，蒋桂战争爆发，一场激战后，桂系很快败北。接着冯玉祥、阎锡山又与蒋介石展开了中原大战。

虽然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势力不容小觑，可是蒋介石采用杨永泰的计谋，不惜一切代价拉拢观望的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并与张结为盟兄弟。他利用张学良的力量，重挫冯、阎之后，然后命东北军入关，与西北军换防。西北军立刻土崩瓦解。李宗仁、阎锡山的桂系也不足为患了。就这样，蒋介石仅用三年的时间便解除心头大患。杨永泰为蒋介石统一天下，立下了首功一件。

蒋介石削藩成功后，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便摆在了议事日程上——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日益壮大，以隐隐有星火燎原，威胁中央政府之势。

杨永泰看着蒋介石案头摆放的“剿匪”报告，他加重了语气说道：“有句名言说道——天下治乱，乃国家废兴存亡之本也！”

如果不把的赤色政权消灭，蒋介石在总统的椅子上就坐不安稳。蒋介石一见杨永泰和自己想到一起去了，他兴奋地把杨永泰让到了沙发中坐下，然后亲手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畅卿，你看我们如何才能剿共成功呢？”

杨永泰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了两个字，一个是“三”，一个是“七”。剿共，剿共，可是却越剿越多，这是为何？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剿共的过程中，只重视武力，不重视政治的缘故。

在的占领区，他们的宣传口号便是——减租减息，人人有地，因为的政策深入人心，致使共党与当地的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这才使中央军“剿匪”困难，举步维艰。

蒋介石听罢连连点头，当即便任命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蒋介石则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就在各路军队向鄂豫皖湘赣五省苏区进攻前，蒋介石还临阵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他再一次强调了第四次围剿的指导方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蒋介石的策略变了，针对性加强，极其恶毒，而的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和政治上的宣传不利，致使鄂豫皖苏区的红军遭遇失利，最后被迫退出了根据地。

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虽未大获全胜，却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果真是立见成效的良药。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建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杨永泰随赴江西，调任为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杨永泰也成了蒋介石面前的红人。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扩大对的战果，开始积极筹备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本想调集重兵50万，用十倍于“”的力量，将红军赶尽杀绝。可是计划归计划，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军费不足，调集50万军队，他根本就筹措不出这笔庞大的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