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陈渠珍到四川南川后，在已故生母的老家黄家湾一住数年。此期间正值抗战的艰难岁月。陈渠珍为维持生计，在黄家湾办了一家“三一棉毛纺织厂”，并先后研制出了“三一纺纱机”、“弹花机”、“灌田机”等机械产品，大大提高了生产工效，在重庆、成都等地促销时深受人们欢迎。

由于形势所迫，陈渠珍此时对于政治已经淡薄且不想过问了。然而，他的一些旧部属还时常来看望他，并不时给他带来一些有关湘西的新信息。1942年7月上旬的一个傍晚，陈渠珍正在家闭门读书之时，有两位年轻的军官忽然登门拜见。这两位军官一个叫吴光烈，一个叫田兴超。两人都是原新六军暂五师二旅旅长陈范所部第十五团军官，吴光烈为团长，田兴超为团副。陈渠珍见了这两位旧部属十分高兴，热情款待一番后便问：“你俩为何进川来了？”

“我们奉命被调成都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为此专来拜访您！”吴光烈回道。

“能到中央军校受训，是重视你俩啰？”

“不，恰恰是想排斥我们，才将我俩调来培训。”田兴超道。

“这是为什么？”陈渠珍问。

“您还不知道吗？”吴光烈又道，“自从您调离后，蒋介石和薛岳对我们湘西官兵很不放心，处处歧视排斥。我们就像无娘的崽，受尽他们的虐待，军饷被他们克扣，新六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了，暂五师已编归七十三军，暂六师编归了七十九军。陈范旅长已调任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高参，是个无职无权的虚衔。我和田兴超调来受训，回去后还不知调往何处。团长、副团长一职已安排郑果和王一夫担任，他们是七十三军军长彭位仁和副军长兼暂五师师长汪之斌的亲信。现在暂五师的原营团长都已被调，权力基本上都控制在汪之斌手中。”

“他们搞的手段是釜底抽薪啊！”田兴超说：“我们就像砧板上的菜，任他们宰割。像您当统领时对我们亲如手足，爱如兄弟，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同命运，共甘苦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吴光烈和田兴超的这番话，顿时激起了陈渠珍对蒋介石和薛岳的仇恨。他对二人道：“我们湘西子弟，从贵州提督田兴恕起，从不后人。或力捍长沙，或转战黔中，或纵横中原，或喋血江淮；护国护法，保境息民，御侮抗日，湘西子弟何时落于人后？我看，你们现在也要有志气，当前应设法与去延安的朱早观取得联系，见机行事，图谋自立！”

“对！我俩正在考虑未来的出路。”吴光烈说，“玉公对我们的指点一定不错，等培训结业后，我们一定要有所行动！”

如此商谈完毕，吴光烈和田兴超在南川住了一晚。第二天，俩人告辞后到了成都，到国民党中央军校高教班报到。

一年之后，吴光烈和田兴超从军校毕业，又结伴到陈渠珍处拜访并住了一晚，陈渠珍与二人促膝交谈了大半夜。吴光烈和田兴超表示，回部队后将见机行事，发动兵变，成功后再请玉鍪出山。

几日后，吴光烈和田兴超回到了七十三军部队所在地石门。副军长兼暂五师代师长汪之斌只命令他们在军部待命。田兴超便请假回了凤凰，准备协助陈范旅长在凤凰做策反工作。吴光烈则乘机串访了其族侄十五团二营营长吴镐、三营营长王吉全及十四团三营营长宋益兴、二营营长唐国钧、一营连长田应昭、田丹、林盛泉、七十九军中校军械主任田牧等人。

1943年10月7日，吴光烈召集吴镐、王吉全、宋益兴、田牧、唐国钧等在白槎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吴光烈向大家讲了自己和田兴超两次到四川南川拜访陈渠珍的情况，并转述了玉鍪“希望湘西子弟有志气，设法与朱早观取得联系”的意图，接着将举行兵变的计划向大家作了陈述，并问众人意见如何？与会者都表示：湘西部队处处受人歧视，现在再不能任人宰割了，大家都表示愿意举兵起义。吴光烈于是又鼓动说：“现在大部队正在长沙参加第四次会战，看样子又要吃败仗，准备向四川撤退，我们若举事成功，可以沿澧水往石门磨市、所市和湖北五峰拉走。那里是大山区，我们再联合分散在那一带的游击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壮大实力。现在陈范旅长已到凤凰，同当地各部队进行联络，准备组织一个抗日游击纵队，到时候我们再回转湘西，两边汇合，然后请玉鍪出山。如果我们齐心，军队和地方一起动作，一定会取得成功。众人纷纷表示赞成。会议最后决定在“双十节”晚上实行兵变，把新派来的军官一齐干掉，然后拖队向湖北方向游击。

此会召开后的第三天，事机未发却泄了密。关于这次泄密原因，其时的当事人之一唐国钧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过详细的记述，大意是：10月8日下午，十五团三营营长王吉全在营部会餐，喝得大醉，竟将吴光烈写给他的一封信丢失在床上，被该营中尉书记陈苏樵发现。陈素与王有矛盾，见了这信大吃一惊，遂越级向汪之斌作了报告。汪立即下令，首先将吴光烈、吴镐、王吉全扣押了起来。接着，第二天又让十四团团长通知各营营长、连长到团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刚开不久，副军长兼师长汪之斌即来到团部训话：“正当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有些人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勾结共匪企图发动武装叛乱，罪不容赦。尔等不精诚团结，身为国民党将士，辜负了蒋总裁的栽培。我宣布：三团团长吴光烈、十五团二营营长吴镐、三营营长王吉全已于昨晚在军部被扣押了。据我们的情报，现在，我下令将二营营长唐国钧、三营营长宋益兴、连长杨树成、林盛泉、田丹……扣起来！”汪之斌话音刚落，早已准备好的兵士们便一涌而上，将唐国钧等五人逮捕了。

唐国钧、宋益兴等被逮捕后，汪之斌亲自审讯：“你们与吴光烈究竟搞些什么？我平时注意到你两人成绩不错，为人忠厚，做事负责，华容之战中几个营长战功显赫，尤其是唐国钧营，掩护全师撤退，最后还将一个完完整整的营安全带到沅江县城，功劳不小呀……滨湖战役中，你又创造出全师之冠的成绩，我正要把你提拔为中校副团长，你怎么在这节骨眼上干出这样的事来，可惜呀！”唐国钧辩解道：“报告师座，这次吴光烈从成都回来，途中到南川看望老师长陈渠珍，诉说了湘西部队是无娘之子，任意让人宰割，作战时总担负攻坚任务，滨湖之战，军部未派援军接应，我师伤亡惨重，结果差点被日寇全歼，而上面迟迟不下撤退命令，这不是军部另眼相看湘西子弟兵么？前些日，吴光烈在我营部吃过一餐饭，说了些不满的话，但未言明要武装叛变，我亦未作任何表示。近来，我与宋益兴每天都到工地上去视察，从不擅离职守，对党国一贯忠贞，严守抗战守土之责，如何谈到有谋反之举？请师座明察。”

汪之斌说：“我与军座深知你与宋营长的为人，但十五团三营中尉书记陈苏樵已搞到了吴光烈写给王吉全的谋反信，到师部告发了，现在人证物证俱在，王吉全也招供了，并说搞武装叛变是以唐国钧与宋益兴营为骨干，你们还要抵赖吗？”汪之斌说到这里，脸上已有了愠怒之色。

十四团团长陈运武此时站起来解围道：“报告师座，唐宋两人平时屡立战功，效忠党国，为人忠厚，尽职尽责，深得师座厚爱，然一时鬼迷心窍，误人歧途，以致受到吴光烈之牵连，我看师座根据两人平时和战时表现，在军座面前多开脱几句，挽救挽救他们。”

汪之斌沉默一阵后说：“好，事已如此，念你等跟我忠心耿耿，哪有看见你们有杀身之祸而不救之理？现在我写一封亲笔信给军座，为你们两人求情。”说罢，就挥笔写了一封简信，然后让唐、宋二人分别过目，就命枪兵将二人解送到了军部。

当晚，七十三军军长彭位仁阴沉着脸，又审讯了两人一番。

“你们同吴光烈要干什么？”彭位仁瓮声瓮气地问。

唐国钧回道：“报告军座，我们与吴光烈没有搞什么。”

“混蛋，吴光烈给王吉全的信都到了我这里，人证物证俱在还要抵赖！”

“吴光烈与王吉全通信的事我是一概不知。如果发现我们与吴光烈有谋反书信往来，愿受军法处置。”

“漂亮。”彭位仁冷笑着，拿起汪之斌的信摆弄一下又道，“没有同谋就好。团长、师长都替你们求情了。根据我平时的观察，你们还是好样的，怎么糊涂地干起掉脑袋的事来了？法不留情呀！好吧，还是听候军法处置吧！”随即命人将唐、宋两人押了起来。

次日早饭后，唐、宋二人又被押到了军法处进行听审。军法处长对唐、宋二人说：“吴光烈搞武装叛变，你们虽未同谋，但知情不报，本应受到军法严惩，念你们平时表现很好，团长、师长、军座出面说情，所以对你俩从宽处理。我现在就要审讯吴光烈、吴镐和王吉全三人，你们坐到屋里听审，不准声张，听见了吗？”

唐、宋两人被押进屋内，过了一会儿，六个士兵将吴镐、王吉全押了上来。

军法官问：“你俩是怎样与吴光烈一起搞武装叛变的？”

王吉全道：“根本没有此事，请法官明查。”

“胡说，你要抵赖，小心皮肉受苦。”

王吉全又道：“没有这种事，吴光烈何时给我写过信？”

军法官震怒道：“现在人证俱在，吴光烈都已招认了，你还嘴硬？”说罢，即将吴光烈写给他的信给王吉全看，王看后低头不语。

审讯员将审讯记录念了一遍，要王吉全和吴镐按了手印，然后将两人押了下去，同时，将吴光烈押了上来。

军法官审问道：“吴光烈，你过去是团长、我们的同事，今天是罪犯，我是奉命来审讯你。王吉全和吴镐都招认了，你给王吉全写的信我们已拿到，现在请你如实坦白。”

吴光烈说：“我刚从军校回来，光杆子一个，说我搞武装叛变，这是陷害。你们是有意把我置于死地。”

“胡说，你要抵赖，刑法伺候！”审讯官说罢，即命人对吴光烈严加施刑，用鞭子抽，坐老虎凳，但吴光烈始终不肯招供。

又一个月后，吴光烈、吴镐、王吉全三人被审讯官宣判了死刑，押至石门城外澧水河边的宝塔之下枪毙了。唐国钧、宋益兴二人被以知情不报罪判了两年徒刑，并解回原籍执行。其他受牵连者也分别被判刑作了惩处。与此同时，在凤凰活动的陈范，在事情败露后朝重庆方向逃跑，被特务打死在贵定。田兴超回凤凰老家老岩桥躲过了追捕，次年却病死在家中。

一场酝酿中的石门武装起义就这样被扼杀了。此时，远在川南的陈渠珍获悉兵变事败的消息，不禁扼腕叹息不已。悲痛之余，他挥泪作了两首诗悼念：“蜀道崎岖不易行，溟蒙云雾绕川城。羁身迢迢千里外，藏剑夜夜匣中鸣。”“锦绣河山虽已碎，兴亡事业未卜中。倚栏纵目穷千里，慷慨悲歌壮士雄。”

石门兵变未遂，对陈渠珍的处境亦有所影响。其时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首脑人物，认为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而再次加强了对他的监视。陈渠珍在川南呆不下去了，旋经张治中、陈果夫、贺贵严等人的帮忙活动，有关方面批准他迁居到了贵州印江，在萧氏公馆又住了两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由陈果夫请蒋介石释去了对陈渠珍的一切禁令，准予返回湘西。这样，陈渠珍在阔别故乡七年后，终于在1946年11月又回到了凤凰县镇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