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上旬，已任湘鄂边区绥靖副司令和沅陵行署专员的陈渠珍，带着亲信部下离开乾城，移住到了凤凰县与贵州接壤的黄丝桥。这黄丝桥在清乾隆年间就修有一座古城，周围有保存完好的城墙，以往是用兵要地，城上有炮台两座。陈渠珍的父亲早年在此亦带兵驻防过。

由于解放军进兵神速，湘西大部分县城都已相继解放，陈渠珍此时已不敢呆在乾城或凤凰县城，所以到了这乡下居住。因他对共产党解放军还存有疑惧，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该何去何从，一时竟充满了迷茫。就在他住在黄丝桥正徘徊观望不定时，有一天，黄丝桥忽然来了两个找他的人。一个叫李振机，一个叫朱寿观（其哥朱早观是陈渠珍原来的部属，时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二人带来了一封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生和联络部长顾凌申的规劝信。陈看过来信后，很客气地回了信，并表示愿弃暗投明。但李、朱二人走后，他心里仍然十分矛盾，尚未完全拿定主意。

9月30日，他原来的老部下王尚质奉省临时军政委员会之命，到湘西策动和平起义，并从乾城约了戴季韬一道到了黄丝桥。陈渠珍见到王尚质，很高兴地问道：“谷仙，这些年你都到哪里去了，为何久不闻你的音讯？”

王尚质道：“我在一二八师抗战时左臂负了伤，后来转业到交通界做事。长沙解放前夕，共产党地下组织找到我，让我弃暗投明，我思考很久，觉得只有跟了共产党才有出路，所以才归顺他们……”

“啊，原来你也投了共产党。”陈渠珍叹息一声，遂又两眼盯着王尚质道，“这么说，你此来是想劝说我也归顺？”

王尚质迎着他的目光真诚地说道：“是的，老师长，我这次是受命而来。共产党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让我来转告你，奉劝你和平起义，并在解放军进军西南时，不抵抗他们过境，请您郑重考虑。”说罢，王尚质又将二野解放军的来函递给他。

陈渠珍接过函件，反复看过之后即对王尚质道：“我若归顺了共产党，他们能容纳我，不追究过去的事吗？”

“我认为共产党是真诚讲信用的，他们不会欺骗你！”

“可现在的时局还未最后分出胜负，中共是否就能得天下，尚难断定呀！”

王尚质道：“中共百万大军已挺进西南，全国各省都已将解放，你老难道还不相信？”

陈渠珍又道：“暴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共产党来势太猛，恐怕过两年就会垮台。离此不远有一苗寨，叫太平山，三面环水，悬崖峭壁，堪称天险。苗民和我关系好，我的第六个儿子已拜苗举人的儿子、县参议员龙辑五为义父。我可以带特务大队前去，备足三年粮食，决定固守两年，等待时机。”

王尚质又道：“共产党已在中国奋斗二十八年，断非暴风骤雨可比。现在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老还不知道？国民党军队自淮海惨败，长江不守，现已无兵可战，无险可守，你老高瞻远瞩，岂不知螳臂挡车的道理？”

陈渠珍听罢惶然。他吸了口烟又道：“我总觉得共产主义不合国情，因为中国自有传统之道呀！”

王尚质道：“孔孟儒道影响中国两千年，耶苏基督教义也影响了世界两千年，这些都是唯心的。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合乎科学潮流，怎不适合中国国情？”

陈渠珍又道：“解放区的情况，言人人殊，不能不令人害怕。”

王尚质道：“那些谣言不足为信。共产党对待真心投降起义人员是宽大的，不然那么多国民党将领都归顺了，连张治中都投共了，事岂偶然？难道他不想替蒋介石效忠吗？”

王尚质这一席话，果然将陈渠珍的心触动了。他沉思一阵，扔下烟头说：“蒋之垮台，想不到竟如此之快，你我关系太深，完全可以相信。但现在驻贵州国民党谷正伦的宪兵很厉害，不可不防呀！”

王尚质道：“他们自己祸在眉睫，何足为虑？只是你老莫要迟疑，不然后悔莫及。”

陈渠珍遂应允道：“好，就这样，请为我图之，我素来说了就做。”

王尚质得到陈渠珍的首肯，就立即回去转达了陈渠珍的愿望。陈渠珍也在当日打电话给凤凰县城的谭自平，告诉他已派秘书戴亚东回城有要事相告。当天下午，戴亚东回到凤凰城，向谭自平转达了陈渠珍准备接受和平解放的意图，并决定取消“县防剿委员会”，成立治安委员会，作为向人民政府成立前的过渡组织。同时，转告驻乾州的戴季韬做好“迎解”准备。为防止来自贵州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干涉，陈渠珍又将驻地移至老峒麻家。10月1日晚，电台收发员刘涛向他报告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陈渠珍惊喜地说：“看来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彻底完蛋了，已经无可挽回。”接着，解放军四十七军的副军长晏福生和联络部长顾凌申又致函陈渠珍，请他到沅陵洽商原国民党行署和平移交和协助解放军共同肃清湘西匪患的事宜。信件由朱寿观和李振机带去。陈渠珍见信后，亲笔回复：“朱、李两君再度人乡，拜谈赐书，承推许过当，如珍衰朽，曷克当此，捧涌回环，感悚无地，珍屯蹇一身，遭遇不偶。浴新为多年老友，曾率笔及之，深荷谅鉴，感何可言……珍避处乡间，从旁指导风、乾两县组织治安委员会，改组农、工、学机构，以为解放之准备，深望风乾早日解放，珍亦得以年届古稀之身，伏游于光天化日之下，幸何如之。黄丝桥逼近黔边，所受威胁甚大，珍乃移居苗乡。尊处有所使，苟力所逮及，自当慨然为区府诸公之臂助。七十老翁何所希冀，从此，得为解放区自由幸福之人民，于愿足矣。譬之疲牛羸马不堪负荷，宜纵之长林丰草，以终其天年，亦区府诸公之所赐也。”

陈渠珍回信后，当月下旬便又召集凤凰县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土开了一次会议，谭自平、熊子霖、包凯、沈荃等人都表示“唯玉公指示为命”，愿意跟随陈渠珍和平起义。会上又决定成立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筹集迎接和平解放事宜。11月7日，治安委员会按陈渠珍指示，由朱鹤楼、谭自平、王荣梧、包凯主持，在凤凰县初级中学大礼堂召开了各界人士包括机关、部队、乡（镇）长等100多人参加的大会，正式宣布和平起义。

11月9日下午，人民解放军二野二十八师先遣队进入凤凰县城，在凤凰稍事休整，又向西南挺进了。11月下旬，四十七军顾凌申部长来到乾州，直接与陈渠珍在乾州城陈渠珍公馆会晤商谈，最终达成了和平解放协议。陈渠珍随即移交了旧湘西行署印信、文件档案、财务、通讯设施和武器，同时宣布凤凰、乾城县和平解放，旧县府停止一切活动，并准备应解放军之邀去沅陵。

过了几日，陈渠珍又回到凤凰，在老洞苗乡告别了亲朋故旧，又往豹子洞龙辑五家去话别。那豹子洞位于沱江上游的黑潭江畔，地处悬崖峭壁，十分险要。陈渠珍在此会见了龙辑五，又派人把赋闲在家的龙云飞找来聚谈了一番。陈渠珍将自己在乾城与解放军代表谈判情况述说了一遍，接着说道：“曾有不识时务的人，要我坚持抵抗。我想，共产党雄师百万，势如破竹。蒋介石那么多军队都被打得弃甲曳兵，江山丢尽，我们弹丸之地，岂能以卵击石？”

龙云飞听罢点头道：“玉鍪此举高明，我等免受惊扰。”

陈渠珍又对他道：“我俩都已衰老，不要搞烂地方，好让儿孙和老百姓有碗饭吃。若把地方搞烂了，死了都会遭骂的。”

龙云飞又问：“你老看，现在怎么办？”

陈渠珍道：“共产党要打倒地主、恶霸和官僚，这几条我俩都有份，跑不掉。现在有个办法，就是到北京去找张治中和贺云卿。当然，共产党有政策，伸手不打笑脸人，只要缴枪，投降，办招待，听号令，我想是不会有问题的。”

龙云飞又说：“你若找张治中和贺云卿，我和你一起去。”

陈渠珍道：“你不要去，你要在家守住，不要出事。”

龙云飞道：“家里有自平、膏如，可以管好。”

陈渠珍道：“膏如年轻，气躁，易出事，自平个性强，还是你在家撑得住。我去了会给你来信。”

龙云飞便道：“那就依你的吧。”

陈渠珍认为说好了龙云飞，但没料到此次与龙云飞的会见成了最后的相见。

从豹子洞离开，陈渠珍便径往乾城。奉令前来接他的解放军干事罗雕，带着一班战士和两部卡车一辆吉普，早已在此等候。第二天上午，陈渠珍携带梅、杨两位年轻夫人及一个儿子即起程前往沅陵，同行的还有戴季韬、陈景尧、杨光耀、舒丹阶、黄翊湘等人。

陈渠珍与罗雕坐在吉普车内，几位解放军战士见到陈渠珍银须飘飘，两位夫人又那么年轻，不免窃窃私语开起玩笑来，罗雕听见，立即严肃制止。车到张排寨，陈渠珍下车观望了一番，对此处安全似乎还不放心。罗雕即令解放军搜索前进，发现并无情况后，才又开车前行。

当晚到了沅陵后，湘西军区和行署又为陈渠珍举行了欢迎大会。会上，陈渠珍心情激动地说：“我在湘西几十年，毫无建树可言，回首往事，惭愧万分。今后，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协助军区为安定地方贡献个人力量。”

陈渠珍在沅陵期间，被安排在四十七军的联络部内居住。此期间，陈渠珍按照要求，配合剿匪，给原来的一些老部下写过信，开导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而对陈渠珍本人的处置问题，当时的主管部门曾有过不同的意见。有人曾主张将陈杀掉，但材料报到中央后，毛泽东主席亲作批示，不仅不杀，在1950年4月还签名，正式任命陈渠珍为第一届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同年6月，陈渠珍又被作为特邀人士，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上，陈渠珍与刘文辉、熊克武、邓锡候等35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接见。会议期间贺龙还特地到会场看望过陈渠珍，后又与朱早观分别设家宴款待过他。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又会见陈渠珍，并对陈说：“先生是湘西人，湘西兄弟民族很多，你回去时给我带一点礼物，就是新式农具，送给兄弟民族，并带我向大家问好。”接着，周总理便安排他到天津农具厂挑选了一批适用于山区生产的榨油机、抽水机等农具，运回了湘西行署。毛主席和周总理又分别赠送了500万元和80万元资金（改制前的人民币），让他回去继续开发湘西，发展湘西经济。陈渠珍感激万分，表示一定不负期望，为建设新湘西而努力。

从北京开会归来，陈渠珍在与中共湘西区党委书记兼湘西军区政委周赤萍的交谈中，了解到凤凰龙云飞及其侄子龙恩普、龙恩铭及唐汉云等发动了暴乱，攻打过得胜营，周赤萍请他设法争取龙云飞，说明只要龙云飞放下武器就可既往不咎并安排工作。陈渠珍欣然从命，于初秋时来到凤凰城，并派人将龙恩普岳父的兄弟吴文昌、吴才生从香炉山叫到家里说：“龙云飞、龙膏如为什么要搞暴乱？我一再要你们靠拢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你们为什么听不进去？”并又问，“我写过两封信给龙云飞，他收到没有？”吴文昌说：“没听说龙云飞收到您的信。”陈渠珍生气地说道：“我再写一封信，请你务必转给他，要他不要三心二意！中央和省我都说好了，只要他投诚，绝没有危险！”说罢，就又给龙云飞写了一封信，交代要吴文昌一定送到。吴文昌和吴才生兄弟回去后，却一直没见龙云飞回信。陈渠珍在县城呆了几天，见龙云飞拒绝规劝，只得同凤凰县委书记崔强等交换了情况，便又转回了沅陵，不久又去了长沙居住。

后来，龙云飞始终没有争取过来，解放军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发动万余军民围剿搜山，龙云飞无处可逃，最终于1950年元月20日在都里乡暴木林山上被击毙，死时65岁。据说陈渠珍在听说龙云飞被打死的消息后，曾深深地长叹了一口气。由于没能说服龙云飞投降，他不能不感到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