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就是在那间嘈嘈嚷嚷的五年级教室里，阳光透过窗户，轻轻地触摸着她的秀发。她转过头来，我俩的目光相遇了。我的心底里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爱慕之情顿然而生。初恋就这样开始了。

她叫雷切尔。我稀里糊涂地读完了五年级和中学。在此期间，只要见到她，我就动心，有她在场，我就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来。今天，谁还会在黄昏的阴影下，像可怜的夏季昆虫那样，被她的窗户里淡淡的光线所吸引，而驻足观望，流连忘返呢？过去那种如痴如狂的激情，虽非***，但却异常迫切，难以摆脱，并使我局促不安，说话哑声哑气，如今这一切像是一场难圆的梦。我明白我是在自作多情，但我实在无法抹去我固执的记忆。那的确是一种煎熬，令人坐卧不宁，难以言表。

通往学校的小路树木成荫。来来往往于那绿色的长廊之中，我总要瞅她几眼，日复一日，我变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而她看上去却总是四平八稳，冷静自若。回到家里，我总要在脑海里重温与她每次相遇时的情景，一想到自己不善于交际，就深为苦恼。可是，随着我们跨进少年时代的门槛，我就觉察到：她对我温情脉脉。“结成情侣关系？”那意味着成熟，可我们仍缺乏那种成熟。她的犹太教的教养和我的天主教徒的自责心，迫使我们惺惺作态，如同独身者，连亲吻一下也成了望梅止渴，尽管那种欲念如春花芳草，撩拨人心。在一次舞会上，我设法拥抱了她，当然是有成年人在场监护了。我们紧紧地拥抱，她咯咯地笑出声来，那笑声是那么纯正，我真后悔当时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不管怎么说，我一直不是单相思。高中毕业后，她步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而我却穿上军装，辍学从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们被无情地卷了进去。我被派往海外。一段时间里，我们鸿雁传书，互诉衷肠。在那烦闷而漫长的日子里，她的来信可真算得上特大喜讯。一次，她寄来一张快照，身着泳装的她使我如醉如痴，想入非非。我立即给她回信，提出可能结婚的事。几乎是马上，她的来信就稀少起来，更少了缠绵之辞。

回国后，我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雷切尔。她母亲应了门，雷切尔已不在那里住了。她结婚了，丈夫是她大学时医学系的一位同学。“我还以为她写信告诉过你了。”她母亲说道。

她的“绝情书”终于在等待复员时到了我的手中。她婉言解释：我们不能结婚。现在想起来，我一定很快就振作起来了。尽管在当时最初的几个月中，我痛不欲生。后来，和雷切尔一样，我也找到了意中人，我学着对她百般体贴，万般温存，我对她海誓山盟，天长地久，直到如今。

40多年过去了，有关雷切尔的事我一直毫无所知。最后，我又收到她的来信，她丈夫死了。她路经此地，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我的住址。我们约定见面。

我感到莫名其妙，又有些按捺不住。这些年我并没有想到过她。一天早晨，她突然打电话，我如梦初醒。亲眼见到她时，更叫我震惊。难道餐桌边坐着的这位白发老妪就是我曾魂萦梦绕的雷切尔？难道她就是那张快照中体态柔和的美人鱼？

岁月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共同关心的话。我们互相敬重，融洽地交谈，如同老朋友一般。可是，我们立刻发现，我俩都已经是有孙子孙女的人了。

“你还记得这个吗？”她递给我一张折叠得破损了的纸条，那是我上中学时写给她的一首小诗。我仔细地看着那缺乏节奏感、韵律死板的诗稿，她一眼也不眨地盯着我的脸，一把夺了过去，又放进她的皮包里，好像怕我要毁掉似的。我给她讲了那张快照的传奇。在硝烟与战火中，我是多么珍爱它，并一直带在身边。“你知道。”她接过话碴儿，“我们就是结了婚，婚姻也是不会幸福的。”

“你怎么这样肯定呢？”我反问她，“啊，姑娘，我有爱尔兰人的良心，你有犹太人的自疚心，也许我们的婚姻会很幸福的。”

她和我都爽快地笑了，惊得旁边桌上的人大眼瞪小眼。分手前，我们不敢正视对方。我认为我们从对方身上看到了全然否定我们一直保留在心中的印象。

我送她上计程车时，她转过身来说：“我只是想多看你一眼，告诉你一句话。”我俩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我也只想感谢你曾那样的爱我。”我们亲吻告别。她走了。

我站在一家店铺的玻璃窗前。我的影子凝视着我——黄昏里，一位年迈的老人孑然而立，晚风吹拂着我灰白的头发。我决定要走着回去。她的亲吻还火辣辣地留在我的双唇上，我只觉得浑身无力，便一下子瘫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周围的草坪树木在梦幻般的晚霞中闪闪发光。初恋时的衷情升华了，爱的帷幕降落了。我眼前的景色那么迷人，我深感快慰，我要欢呼，我要跳舞，我要歌唱。

世间万事，皆如过眼烟云，那种快意很快就消失了。不一会儿，我支撑着站起身来，挪动双脚，向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