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在田纳西州生活了6年的我，已经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对未来充满期望的青年。怀揣着种种梦想我进入了着名的哥伦比亚大学。

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两年半。拉斯是波兰裔美国人，身高178厘米，骨骼宽大，性格开朗，他成了我大学期间唯一的知心朋友。

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学院是美国最早进行通才教育的本科生院，学校规定学生可以进入大二再选择专业。于是大一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美术、音乐、历史、哲学等课程。

在哥大的日子，我们经常去林肯中心的小音乐厅听音乐；也经常买便宜的学生票，坐在卡耐基音乐厅最便宜的位置听音乐会。实在没钱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学校的礼堂外面听学校交响乐队演奏。哥大的音乐课程，培养了我滋养心灵的习惯，从此以后，对音乐的爱就一直伴随着我。无论是工作中愁云惨淡的日子，还是商业竞争中剑拔弩张的时刻，音乐都成为我舒展心灵的一剂良方。

拉斯很直率，也很幽默，只是电脑作业做得惊人的慢。一般总是拖到最后，还一塌糊涂，然后不得不找我帮忙。我已经习惯了做他的枪手。

有一次，他欠了一堆作业没做，我就故意没回宿舍，让他找不到我，他只好急忙跑去实验室补作业。当他用自己的账号登陆时，电脑发出了警告：“今晚11点，所有机器将例行维修，无法登陆。”这意味着这家伙必须用短短3小时赶完所有作业。对动作慢吞吞的拉斯来讲，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心理挑战。可当他写好程序开始编译的时候，电脑上再次跳出对话框：“磁盘障碍，档案已遗失。”拉斯惊慌失措，赶紧重新做了一遍，不幸再次发生，电脑报警：“系统障碍，所有文档全部遗失。请打开某某文档。”他一打开这个文档就看到我的留言：“傻瓜！你上当了！这些障碍信息都是我骗你的。你的功课我已经帮你做好了，就在你抽屉里，回来吧！——开复。”

哥大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1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一般美国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一部分学费要靠自己打工来赚。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做家教，后来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打工。拉斯的情况也跟我类似，因此他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厨师助理的工作。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有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就留在学校里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计划做20个蛋糕，天天当饭吃，省出假期的饭钱。

25公斤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一人拿一根棍子使劲搅。蛋糕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吃到后来，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蛋糕”这个词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拉斯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要了6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俩才能听懂的暗语。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们一直都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拉斯毕业多年后，做出了非常美国化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家美国证券所i工程师的丰厚薪水，到德国开了一家画廊。

有意思的是，拉斯做蛋糕的爱好保留了下来。每年圣诞节，他都要寄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巧克力和朗姆。但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从德国寄出，等我收到的时候，已经到春节了，我们全家谁都不敢吃这个蛋糕。因此，我发邮件给拉斯，感谢他从德国送来的祝福，但是让他不要再寄蛋糕给我了。可是拉斯回信说：“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一定要寄。”

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在西雅图的总部工作。那一年，由于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记了告诉拉斯，结果，拉斯又寄了个蛋糕到我原来的地址。邮政系统查无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里。拉斯接到蛋糕十分惊讶，他发了封邮件给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认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当我今年5月份接到我去年圣诞节寄给你的蛋糕时，我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试试这种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了。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复，我把那个蛋糕吃了！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一阵狂笑。年轻时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那样的快乐和美好。人们离开大学，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但回首很多事情时，现今一切的快乐似乎都无法取代当时那种单纯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