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1年底，我重返阔别13年的故乡。飞机降落时，万家灯火涌进舷窗，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那是隆冬的晚上。出了海关，三个陌生人举着“赵先生”牌子迎候我。他们高矮胖瘦不一，却彼此相像，在弧光灯反衬下，有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子。欢迎仪式简短而沉默，直到坐进一辆黑色轿车，他们才开始说话，很难分辨是客套还是威胁，灯光如潮让我分神。

在儿时，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举个例子：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共有三盏日光灯：客厅8瓦，卧室3瓦，厕所和厨房共用3瓦（挂在毗邻的小窗上）。也就是说，当全家过年或豁出去不过日子的话，总耗电量才不过14瓦，还没如今那时髦穿衣镜环形灯泡中的一个亮。

这在三不老胡同1号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远低于这个水平。我的同学往往全家一间屋一盏灯，由家长实行“灯火管制”。一拉灯，那功课怎么办？少废话，明儿再说。

灯泡一般都不带灯罩，昏黄柔润，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晕，抹掉黑暗的众多细节，突出某个高光点。那时的女孩不化妆不打扮，反而特别美，肯定与这灯光有关。日光灯的出现是一种灾难，夺目刺眼，铺天盖地，无遮无拦。正如养鸡场夜间照明为了让母鸡多下蛋一样，日光灯创造的是白天的假象，人不下蛋，就更不得安宁，心烦意乱。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脸光板铁青，怎么涂脂抹粉也没用。其实受害最深的还是孩子，在日光灯下，他们无处躲藏，失去想象的空间，过早迈向野蛮的广场。

据我们物理老师说，当人进入黑暗，短短几分钟内视力可增至二十万倍。看来黑暗让人洞若观火。灯火本来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之一，但这进化一旦过了头，反而成了睁眼瞎。想当年，我们就像狼一样目光敏锐，迅速调节聚焦：刷——看到火光，刷——看到羊群，刷——看到无比美好的母狼。

要说当年“四眼儿”多，除了灯光条件，更主要是与学习态度有关。当年同学争论中胜方最有力的论证是，农村黑灯瞎火，怎么倒没几个“四眼儿”？尽管学校提供晚自习室（包括空间与充足的灯光），可挡不住靠时间差出人头地的，更挡不住在正统知识外看闲书的，如一凡，钻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早早加入“四眼儿”的行列。

当年北京路灯少，很多胡同根本没路灯，即使有，也相隔三五十米，只能照亮路灯跟前那点儿地盘。大人常用“拍花子”来吓唬我们。所谓“拍花子”，指的是用迷魂药绑架拐卖孩子。这故事本身就是迷魂药，让多少孩子困惑，谁也说不清细节，比如用什么玩意儿在脑袋上一拍，孩子就自动跟坏人走了？要有这先进武器，台湾不是早就解放了？没准儿是解放前某个犯罪案例，在口头传说中添油加醋，顺着历史的胡同一直延伸到我的童年。

对夜行人来说，路灯为了照亮，倒不如说为了壮胆。他一边骑车一边哼下流小调，叮当按铃。一旦某个路灯憋了，或被孩子用弹弓打碎，他就慌了，开骂，捎上祖宗八代。

路灯少，出门得自备车灯。五十年代末骑车还有用纸灯笼的，有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为证。那时大多数用的是方形手电式车灯，插在车把当中。再高级的是磨电灯，即用贴在瓦圈上的小磙子发电。由于车速不匀，车灯忽明忽暗。那可是北京夜里的一景。

五十年代末，长安街竖起了现代化集束路灯。华灯初上，走在长安街上特别自豪，心明眼亮，似乎一眼就能望见共产主义。相形之下，胡同灯光更加暗淡。一离开那康庄大道，就又迷失在北京胡同无边的迷宫中。

我自幼和弟弟妹妹玩影子游戏，两手交叉，借灯光在墙上变幻成各种动物，或弱小或凶猛，追逐厮杀。后来谁也不愿意扮兔子。弱肉强食，连影子游戏背后都有权力意志，操纵者自以为是万物的主宰。

对孩子来说，黑暗的最大好处就是捉迷藏。一旦退到灯光区域外，到处可藏身，尤其犄角旮旯。刚搬进三不老胡同1号，院里还有假山，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夜里瘆人，说什么像什么。那是捉迷藏的好去处。捉藏双方都肝颤——谁能保证不撞上郑和或那帮丫鬟的幽灵呢？听那带颤音的呼唤就透着心虚：“早看见你丫啦，别装蒜，快出来吧——”待冷不丁背后一声尖叫，全都一身鸡皮疙瘩。

讲故事也得趁黑，特别是鬼故事。老人给孩子讲，孩子们相互讲。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用鬼来吓孩子吓自己实在有利于道统。上初中时，毛主席号召讲不怕鬼的故事，让人一时蒙了。首先这世上胆儿大的不多，再说不怕鬼多了个阐释的麻烦：先得证明鬼的存在，才能证明鬼并不可怕。

文革期间，我们白天闹革命，夜里大讲鬼故事，似乎鬼和革命并不矛盾。我住四中学生宿舍。先关灯，用口技配乐烘托气氛。到关键处，有人顺手推倒护床板或扔出破脸盆。在特技效果的攻势下，那些自称胆儿大的没一个经得住考验。

日光灯自七十年代初广泛应用，让北京一下亮堂了，连鬼都不再显灵了。幸好经常停电。一停电，家家户户点上蜡烛，那是对消失的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与悼念。

二

醒来，天花板被大雪的反光照亮。暖气掀动窗帘，其后模糊的窗框随光流移动，如缓缓行进的列车，把我带向远方。我赖在床上，直到父母催促才起来。

大雪是城市的幻象，像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很快这镜子就支离破碎了，转瞬间，到处是泥泞。上学路上，我披着棉猴，抄起一把湿漉漉的雪，攥成雪球，往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扔去。可惜没击中。冲进教室，上课铃声响了。教室窗户又像列车驶离站台，不断加速。室内幽暗，老师的身影转动，粉笔末飞扬，那些黑板上的数字出现又消失。老师突然扬起教鞭，指着我喊道：“嗨，问你呐，听见了吗？”

随下课的铃声，春天到了。房檐吸附过多的水分，由白变黑；天空弯下来，被无数枝头染绿；蜜蜂牵动着阳光，嗡嗡作响；女孩奔跑中的影子如风筝，谁也抓不到那线头；柳絮纷纷扬扬，让人心烦。我开始写作文，先抄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再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写道，他在莫斯科上空的飞机上看日出。这段显然是不能抄的。我纳闷：为什么莫斯科？我溜达到后海看日落。哪儿来的什么红玛瑙？落日就像一块两分钱的水果糖。几只燕子在湖面翻飞，西山层叠起伏。波浪油亮，泛起一层腥臭的白沫。

在无风的日子，云影停在操场上空，一动不动。那个肌肉发达的高班同学，在双杠上机械般悠着，影子像节拍器。我在单杠下，运足气准备引体向上。按规定，要连续做六个才及格。到第二个我已精疲力竭，连蹬带踹，脑门刚够到铁杆。我似乎在竭尽全力爬上天空，偷看那舒卷自如的白云。

夏天的阳光把街道切成两半。阴影下清凉如水，我跟着人群鱼贯而行。我突然改变主意，走到阳光暴晒的一边，孤单而骄傲，踩着自己的影子，满头大汗，直到浑身湿透。在目的地我买了根冰棍，犒劳自己。

我喜欢在大街上闲逛，无所事事。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一种被忽略的安全感。只要不仰视，看到的都是胸以下的部分，不必为长得太丑的人难过，也不必为人间喜怒哀乐分心。一旦卷入拥挤的人流，天空翳暗，密不透风，奋力挣扎才冲出重围。人小的好处是视角独特：镀镍门把上自己的变形的脸，玻璃橱窗里的重重人影，无数只脚踩踏的烟头，一张糖纸沿马路牙起落，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公共汽车一闪一闪的尾灯……

我喜欢下雨天，光与影的界限被抹去，水乳交融，像业余画家的调色板。乌云压低到避雷针的高度，大树枝头空空的老鸹窝，鲜艳的雨伞萍水相逢，雨滴在玻璃上的痕迹，公告栏中字迹模糊的判决书，水洼的反光被我一脚踏碎。

我和一凡常远足去东安市场。六十年代初，东安市场翻建成百货商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完全毁掉了原有的风味。当年东安市场，各种小铺摊位错落有致，应有尽有。在我记忆中，那是个光的迷宫，电灯、汽灯、煤油灯和蜡烛交相辉映，扑朔迷离。在各种光照下，那些店主和顾客的脸显得神秘莫测，只要把那瞬间固定下来，就是一幅民俗生活的长卷。偶尔有一缕阳光漏进来，缓缓移动——那是最古老的时针。

三

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很多幻觉，这幻觉和光与影，和想象的空间，甚至和身体状态都有关系。孩子长大后，多半都会忘了，时间社会习俗知识系统强迫他们忘却，似乎那是进入成人世界的条件。

我从10岁到13岁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是身体与精神成长的转折点，即青春期的开始。饥饿是当时生活的常态。那时照片上的我，神情很像非洲的饥饿儿童，眼睛贼亮，直勾勾的，嘴角带有一丝狡黠的怪笑。

我显然正处于高度的幻觉中。在我眼里，树木奇形怪状，花朵鲜艳欲滴，烟悬空，水倒流，房子歪斜，楼梯滚动，云朵变成怪物，阴影深不可测，星星又大又亮……后来看到凡高画的星空，一点都不惊奇。在我看来，那是所有处于饥饿中的人应有的视觉效果。

我直眉瞪眼，自言自语，走路不拐弯。特别是在课堂上，我基本上听不见老师说什么，沉浸在自己的幻觉世界中。老师问问题，我往往答非所问。开家长会，老师把忧虑传达给父母。好在母亲是医生，并没大惊小怪。但我处在他们严密的观察中。

半夜醒来，看见我的鞋在移动，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巨轮突然闯进窗户；玻璃上出现陌生人的脸；逆光中的树林着起大火……

一天晚上，我独自回家，发现一朵白云就停在三不老1号大门口上空。它不大，圆圆的，像把大伞，低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比我家住的四层还低。多年后听说不明飞行物（ufo）时，才恍然大悟。在这朵云下，我如同被魔法降住，心乱如麻，浑身僵硬。时间似乎停止了。我终于向前跨出一步，然后飞快跑回家。[古罗马]西塞罗

论友谊

我以为，友谊的基础是美德。别人相信你有美德，所以才与你建立友谊。你若放弃了美德，友谊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早已定下了一条保护友谊的准则：不要求他人做不名誉的事。别人求你，你也不要做。为了朋友的缘故而做犯法的事，尤其是背叛国家，那是绝对不名誉的，不容辩解的。所以，请朋友做事，必须以名誉为限。如果确认是名誉的，便应毫不迟缓地去做，并且永远热诚。

我以为那些错把功利当做基础的人，实在是丢掉了友谊的基础。我们愉快，不是由于从朋友那里得到了物质利益，而是由于得到了朋友的爱。如果我们的资助使我们得到了愉快，那是因为其资助是出于真诚的爱。请问天下有没有哪一个人愿意在无穷的物质财富中享受，而不准他爱一个人，同时也不准一个人爱他？只有暴君肯过这样的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爱，也没有对人的信任，一切都是猜疑、犹豫、憎恨，这里绝对没有友谊的位置。因为谁能爱一个自己所怕的人呢？谁又能爱一个怕自己的人呢？

哲人思尼乌斯说：“在命运不济时才能找到忠实的朋友。”不可靠的朋友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在自己得志、飞黄腾达时，忘了朋友；一种是见朋友有难而弃之不顾，逃之夭夭。所以，在上述两种情形之下，仍能想到朋友，而不使友谊丝毫减色的人，才真正难能可贵，才可以称之为神圣友谊。

“我们爱朋友犹如爱自己”——这样说是不恰当的，因为有许多事我们只是为朋友做，而不为自己做。有时去恳求一个卑鄙的人，有时去冒犯一个不该冒犯的人，这些为自己本不值得去做的事，为了朋友便欣然出去做了。有目共睹，在许多情况下，有美德的人宁肯牺牲自身利益，而使朋友得到欢乐。所以，应该说：“爱朋友胜过爱自己。”

友谊还应该有一条准则：不要为了自己过分钟情友谊、依恋友谊而妨碍了朋友的大事。凡是舍不得离开朋友而阻止、妨碍朋友去尽他高尚的义务的人，不但无知、怯懦，而且简直就不懂友谊。

美德之所以能创造友谊、保持友谊，是因为美德里有和谐、有坚贞、有忠诚、有无私、有明智、有善、有美、有爱。一个人的美德一旦表现出来，便会光芒四射，并且借助这种光芒，照见别人的美德。美德与美德互相吸引，光芒与光芒交相辉映，结果便燃出友谊的光焰。

先看准了朋友，然后再爱他。不要因为先爱了他，就认作朋友。因为，凡是心灵值得爱的人，才是值得去结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