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第一次获奖的证书邮给她，让她一同分享我的快乐；我把第一次收到的情书念给她听，让她在安静的夜里平复我内心的悸动；我用第一次失败的恋情泪湿她的肩膀，让她替我寻找根治这份苦楚的良药……

可这些与母亲一起甜蜜而又琐碎的回忆，都无法顶住父亲病逝的悲伤。直到他气若游丝地躺在病床上，用绝望的眼神凝视我时，我才恍然悔悟，原来自己有多么粗心，竟把他在时光中深深地忽略了。

当我聆听他的教诲好好孝敬母亲时，我想，他一定也曾渴望，我能像对母亲那样，千依百顺地无怨无悔地爱他一次。

谎言

毕业前夕，林晓珊和班里的几位同学组织外出旅行，郑重其事写了张纸条给我。林晓珊说，我想去看桂林的山水，你也一块儿去吧。

倘若，这张纸条是其他人写来的，我必定会找种种理由将其推却。可偏偏，这张纸条出自林晓珊之手。天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喜欢林晓珊。坐在教室的窗台上，我时常对着午后的阳光发呆，脑海里，涨满了关于林晓珊的浪潮。

林晓珊将旅行所需的费用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我，末尾，还欣喜若狂地问我，很便宜吧？我笑笑，不语。那串简单的数字，我至今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对于林晓珊这样的富家子弟来说，的确不足挂齿，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

我答应了林晓珊的邀请。傍晚，坐在凉风徐徐的操场上，我心里一直在想，要如何向父亲开口，要到这笔费用。说是用这笔钱来旅行，那无可厚非，他当场一定会把我打死；说是交学费，那更不现实，都快毕业的人了，哪来的什么学费？

最后，我终于想出了一条绝世妙计。晚饭过后，我跟父亲说，因为即将高考的缘故，所以课程非常紧张，老师担心我们会在考场上有所闪失，特意从北京请了一位专家过来，为我们讲解历年的高考试题，以及如何沉稳面对高考，据说，他非常厉害，很多学生听完他的讲解后，都考了重点大学。只是，只是，需要缴纳一笔费用。

我知道，重点大学这几个平凡的字，一旦组合起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父亲毫不含糊地问我，多少钱？什么时候交？

我把林晓珊告诉我的那串数字在父亲面前重复了一遍，他顿时哑然。旋即，又爽朗地笑着说，一分钱一分货，专家嘛，肯定是要贵些的！别急，爹给你想办法，你好好听课，考上重点就行！

七月的桂林，细雨似雾，云蒸霞蔚，我拿着那笔用谎言换来的钱，和林晓珊玩得忘乎所以。录取通知下来后，父亲一个劲儿地夸那位莫须有的专家，说是这位专家成就了我的一生。

这件荒唐的事情，就这么随着匆匆的时光如流水般远去了。直到今日，父亲都不知道当年的真相。

我和林晓珊早已失去了联系。只是，那年的桂林，依旧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我在北方的小城里找了份工作，生活过得波澜不惊。

年前归家，父亲咳得实在厉害，在我与母亲的催促下，他终于极不情愿地去医院做了检查。回来后，他阴沉着脸大叫，说我和母亲整天大惊小怪，不过是有点肺炎罢了。当夜，他一直埋怨，是我和母亲的多虑使他无故花了几百块钱。

乘火车回北方小镇的时候，父亲执意要来送我。我记得，那是他第一次对我如此凝视。他的眼神温柔得像阳春三月的和风，使我恋恋不舍。

刚到小镇，便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他说，他很想去桂林看看祖国的山水。我给他写了回信，并在信中对他承诺，今年一定会实现他的夙愿。

深夜，母亲打来电话，她的悲咽，让我读懂了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原来，给我写完信后，父亲便住进了医院。他走的非常安详，他一直将那个肺炎的谎话保守到生命尽头。

握着听筒，坐在冰凉的床沿上，我哭得像个孩子。没人能明白，那些在我心里一直潜藏的愧疚与悲哀。

我的谎言，是为了完满自己的青春，而父亲的谎言，却是为了能让我了无牵挂地活下去。

母亲的勇气

2006年12月14日，深夜11点24分，在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一位头发花白的东方女人引起了所有乘客的注意。

她挎着黑色的背包，背包上贴有一张用透明胶带层层缠绕的醒目的a4纸，上面用中文写着“徐莺瑞”三个字。

这些从萨尔瓦多飞到洛杉矶的乘客，几乎都是拉丁美洲人。他们根本不懂中文。这位衣着朴素的东方女人在等待了许久后，终于开始在人群中用蹩脚的普通话挨个询问：“请问你会说中文吗？请问你会说中文吗？”

临近午夜12点，她终于找到了救星。一位黑头发的男人驻足她的身前，低头端详她手里的纸条：“我要在洛杉矶出境，有朋友在外接我。”

其实，在这张揉得皱烂的纸条上，还有另外两行中文，每行中文下面都用荧光笔打了横线，方便。

第一行中文：“我要到哥斯达黎加看女儿，请问是在这里转机吗？”下面，是两行稍微细小的文字，分别是英语和西班牙语。

第二行中文：“我要去领行李，能不能带我去？谢谢！”接着，同样又是英文和西班牙语的翻译。

原来，她的女儿在十年前随女婿移民到了哥斯达黎加。如今刚生完第二胎，身子虚弱至极。女人思儿心切，硬要从台湾过来看她，帮她坐月子。女儿执拗不过，便在越洋信件中夹带了一堆纸条。

如今，她已帮女儿坐完月子。原本女儿要陪她到洛杉矶机场，结果却不得不因买不到机票而作罢。女儿为了让她有安身之处，特意请求远在洛杉矶的朋友帮忙。为了方便相认，女人便特意在背包上缠裹了醒目的a4纸。

很多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行程。可深知航班内情的那位黑发男人，却不禁被这简单的描述感动得热泪涟涟。

从台南出发，要如何才能到达哥斯达黎加呢？

首先得从台南飞至桃园机场，接着搭乘足足十二小时的班机，从台北飞往美国，再次，从美国飞五个多小时到达中美洲的转运中心——萨尔瓦多，然后才能从萨尔瓦多乘机飞至目的地，哥斯达黎加。

她曾在拥挤的异国人群中狂奔摔倒，曾在午夜机场冰冷的座椅上蜷缩，也曾在恍惚的人流中举着救命的纸条卑躬屈膝……这一切的一切，不过只是想亲眼看看自己的女儿。

这是一位真实而又平凡的中国母亲。她来自台湾，名叫蔡莺妹，67岁；生平第一次出国，不会说英文，不会说西班牙语；为了自己的女儿，独自一人飞行整整三天，从台南到哥斯达黎加，无惧这三万六千公里的艰难险阻与关山重重。

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母亲因爱而萌发的勇气。这种匿藏在母性情怀中的勇气，从始至终都不会因距离和时间而改变心中的方向。

半张圣诞贺卡

他拿着一张红火的卡片欢天喜地穿过厅堂时，我正在院中接受父亲的审讯。那是十五年前的冬午，天上依稀飘着零碎的白雪，寒风吹进单薄的衣裤，有刺骨难耐的凉意。

这是我一生中关于圣诞节的最早记忆。他是我唯一的弟弟。当时他手中紧握的那张火红卡片，便是本属于我的圣诞贺卡。他曾央求无数次央求我打开让他看上一眼，我虽每每应允，可也每每有着不同类别的要求。

那是一张多么可爱的圣诞卡片。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它的模样。火红的封面如同夏日黄昏里的残阳，铺满了童年的视野，远处，是一群奔逐的梅花鹿，乘鹿而来的，是一位发髯齐白的西方老头。据说，他会在每年的平安夜潜入孩童的家中，并为其送去意想不到的礼物。最让人爱不释手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轻轻摊开这张卡片，便会有天籁般的音乐从碧绿的圣诞树下涌泄而出。

他到底是受不了如此诱惑，终于在一个寒冷冬午，公然向我索要那张美丽的圣诞卡片。我们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孩童时期的倔强迫使我们互不退让。

后来的抢夺过程中，我为了甩开他的来势，情急之下只好将他重重地推倒在地。他撕心裂肺的哭声惊扰了父亲的清梦。我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责罚。

我记得他当年得意洋洋的神态。一手握着父亲向我索去的圣诞贺卡，一手抱着母亲的脖颈，眉宇间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

我委屈极了。当然，我并不知道这类花哨的贺卡会在后来短短的几个月里，风靡整个小镇的学堂，一度互赠泛滥。我也并不知道，那棵能走出美妙音乐的圣诞树，原来需要一种名为“电子”的东西维持生命。

他趴在窗前向外观望的时候，我因“不懂谦让，为兄不尊”，受到了父亲的鞭打。我一面悲绝地哭喊着，一面通过含泪的双眼警示窗内的他。我的意思非常明白，只是想告诉他，我之所以有今天的下场，完全是因为他。有朝一日，我定然十倍奉还。

后来有一天，他主动去后院找到了我。他怯生生地倚在墙头，吞吞吐吐地问，那棵漂亮的圣诞树怎么不奏音乐了？我知道，他此次前来，必然需要莫大的勇气，可我还是不愿理会他。我默默地从他身边走过，彷佛从未见过此人。

我当时心里有些小小的喜悦。暗自觉得那是天意所为，是书中所说的报应，并不知道实乃电量耗尽。不过，确也有着微弱的惆怅。毕竟，我曾是真心喜欢过它的。

很多天后，学堂里刮起了互赠卡片的风潮。自制贺卡，也瞬时成为了大家热衷的事情。有一天我进书房寻找资料，猛然看到他在一张淡蓝的硬纸片上涂画什么。我灵机一动，以督促学习为由，毅然撕毁了那张淡蓝的硬纸片，并义正言辞地说：“要让父亲知道你在书房里乱涂纸张，他一定不会饶过你！”

从书房走出之后，我心里快慰极了，像是迷路多时的孩子终于看到了回家的光亮。不过，我丝毫不曾料到，那张贺卡的收件人的竟会是我。

他将剩下的半张卡片递给我时，眼里蓄满了晶莹的泪水。我看着卡片上歪斜的“哥哥，对不起”和怪模怪样的图案，忽然从血脉深处涌起了感动。

我后来试图找过另外班长撕碎的卡片，均未果而返。不过，我已知道一种名叫兄弟的情谊，其实一直都埋藏在我们各自的人生里。

爷爷的病历本

那是一叠厚厚的病历本，它曾属于我的爷爷。我曾在无数个清晨看他推门走向街头，独自去一家中药铺看病取药。

药铺离家的距离不远，偶尔我会从温热的被子里跳将出来，欢喜异常地跟在他的身后。那时，药铺是我常去的游乐场。不过碍于爷爷在旁管束，我总是表现得过分拘谨。可只要前面排队的人逐次取药散去，爷爷从兜里取出病历本，我便知道，我的时刻就要开始。

抓药的大夫是个和颜悦色的老头。我经常趁他忙乱时跑进药堂，翻弄那些风干的龟壳，蜈蚣和不知名的冬虫夏草。记得有一次太过调皮，硬将底层的一条响尾蛇从中折成了两段。

爷爷气坏了，一面咳嗽着从内厅里走出来，一面四处寻找顺手的皮鞭。后来，是这位和蔼的老头救了我，他说蛇如果入药的话，总是要被折断的。

我经常用偷来的糖果换取老头肚里的故事。他像一部永无止尽的童话书，里面写满了各种不同的故事。只要我逗他高兴，他就会随性抽取一页，眉眼生动地朗诵起来。最要紧的是，他不讲那些落俗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抑或灰姑娘和玻璃鞋，他的故事听起来很是真实，却又让人倍觉离奇。

年岁逐增，我渐然明白了病历的作用，闲来也会去翻看爷爷手中的本子。不过，大都不太清楚，总是反反复复地要向抓药的老头问上许多遍。后来，我陆续见到了其他大夫所开的药方，终于有了这么一个结论：所有医生的字都是有故弄玄虚的嫌疑的，不让别人看懂。

当我明白了生与死的对立时，忽然也就清楚了病的可怕。我开始关心我的爷爷，关心他的身体，迫切地想要了解他的病情。于是，我又再次翻阅他的病历本。

病历本的药方从简至繁，字数由少达多。不知为何，我时常看得惊心动魄。似乎，那些苍白的字就是一双双用力的手，将我的爷爷一把一把地从死亡的战线上拉回来。他需要的手越少，则代表他的安全系数越高，同理，他需要的手越多，则意味着他的生之艰难。

我记得爷爷后来的药方里时常有一些奇怪的虫子，我也曾帮找过几味稀奇古怪的药引。我一直是乐意的，这令我觉得自己似乎有了些许用处，可以为至亲的生命注入微薄的气力。

我的努力到底没能留住爷爷的音容。有很多天他都不曾去药铺里看病了，每天就愣愣地躺在床头，说极少的话，喝很多的药，发很长时间的呆。

母亲总是将我推至他的床前。事实上，也只有我的到来，才能使他将飘渺的眼神从窗外的白雪中抽离回来。他从抽屉里摸索出几本病历，一页页地教我认字，耐心且和善。我当时并没有将他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我想，他最终是要好起来的。

终于在一个雨雪飘零的清晨，我听到了父亲的悲咽。我从梦中醒来，奔至爷爷床前，却再也看不到他那游离的眼神。

很多年后，我的悲伤如云雾般层层散去，我又如当年一般翻开了他的病历本。空白的纸页里，见到了这么一句陌生的话：“我已经康复了。”康复的下边，划上了一条粗重的横线。

这是他最想教我认的两个字。

七个小矮人的爸爸

他是我在上海认识的第一位朋友。大抵是离乡背井的缘故，两个不同地域的人竟分外觉得亲切。他让我抽家里邮来的自制烟丝，我与他分享临行前母亲硬塞进背包里的腊肉。我们就这么心照不宣地在冷漠的都市里互相温暖着。

他有个可爱的儿子，三岁，大眼睛，高鼻梁，看过照片的人都说一点也不像他，可他非但不生气，还洋洋得意地四处炫耀。他时常说：“像我那就坏了，一辈子的打工仔。”

每年一月，都有大批站流水线的工人从上海赶回家乡。他们早已习惯了水泄不通的车厢和有钱人的鄙夷。争前恐后地挤在凛冽的寒风中，只为换取一张回家的长途车票。

我和他经常被抛在汹涌的人流外，无奈地苦笑，对视。不过，他的心思丝毫不在车票上。

他把爱人邮来的烟丝分发了，依次给宿舍的汉子们点火。如非所见，你根本不会相信，他所有点头哈腰的附和，仅仅只是为几个新鲜离奇的童话故事。汉子们似乎有意刁难，总是在故事的高潮处忽然停顿，继而倒头呼呼大睡。醒来后，又得让他们吸上一回烟，才能把后半截故事听完。

平日，他很少在夜里闲聊，但每逢年底，他便活跃得厉害。经常兴致盎然地在暗黑宿舍里挑起无数话题。

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他从未进过学堂，不识一字，无法像城市的父母一样在临睡前给自己的孩子绘声绘色地念上一段新奇的童话故事。他只能通过如此笨拙的方式积累素材，然后，在归家时凭借剩下的记忆，传达给他的孩子。

离奇的童话故事和崭新的衣服一样，总能使孩子获得短暂的快乐。他希望自己能把故事说得更好些，于是，开始特别留意旁人说话时的语气。

记得有一年临行前，我在车站和他说了一个极老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可惜，他从未听过。我尽可能说得生动有趣，他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

三月回厂后，刚在路上碰面，他便急冲冲地问我：“你知不知道七个小矮人的爸爸？为什么只有他们七个住在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