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春·韩愈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江村即事·司空曙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秋夕·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离思·元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第一章前　言(1)

老一辈的读者中，不少人在儿童时代，就在吟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以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名句；还知道苏州有一座寒山寺，武汉有一座黄鹤楼。我们的祖国到处有名胜古迹，一经诗人得之于手，遂使广土众民，无不可亲，无不可爱。这些名句，这些知识以至感情，多半是从《唐诗三百首》上得来的。

但是这书却为藏书家所不屑一顾。人们只知道这书的编选者叫蘅塘退士。至于他的真姓名究竟叫什么，知道的人就不多，更不必说他的生平了。

然而自出版以来，这书却持久而广泛地流传着。从唐人选唐诗的元结《箧中集》算起，历来编选的唐人诗集，共有一百多种，但最有影响、最有生命力的却要推这本《唐诗三百首》。就入选作品的内容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异之作；蘅塘退士的名声，更不像《唐百家诗选》的编者王安石、《唐贤三昧集》的编者王士禛等人那样有名，如上所说，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据蘅塘退士的原序说，他编这书的动机，是想以此代替“工拙莫辨”、体例不严的《千家诗》，作为给就学的儿童读的所谓“训蒙”读物，后来却成为带有社会性的选本，恐怕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的。不过，从这书的绝大多数作品看，即使在古代，读者对象主要也应当是成人，故而他又补了一句“白首亦莫能废”的话。

粗粗地想了一想，这书的特点约有下列几点，其中有几点，还可以供今天选本编者作参考。

一是三百首的篇目适度。《全唐诗》共收四万八千余首，如果少于三百首，就难以使读者得到“一脔全鼎”的满足；多于三百首，则又嫌篇幅过大，难以达到普及的目的。至于编者之所以把篇目定为三百首，除了如原序所说，是为了验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一谚语外，也许还受所谓“诗三百”的启示。

二是所收作者包括“三教九流”，皇帝、和尚、歌女、无名氏都有。皇帝如唐玄宗，他的诗，在唐代诸帝中，还算是写得好的，那首《经鲁祭孔子而叹之》的五律，不在孔子为司寇、诛少正卯那些得意的日子上掉文，却去写他叹凤伤麟的失意时期。唐代诗僧很多，所以选皎然，当因他在诗歌之外，还著《诗式》一书也很有名。全书的最末一个作者是杜秋娘。这首《金缕衣》是否出于她之手是一个问题，但蘅塘退士是因袭《唐诗别裁集》作为妇女作者来选的。

在七十七位作者中，以杜甫的作品入选最多，占第一位，其次是王维、李白、李商隐。把这些诗人作为重点来突出，那也是恰当的。同时，像王之涣，《全唐诗》只存其诗六首，本书却选了两首；金昌绪只存一首，也选进了。这三首诗都不失为佳作。虽然从全局来平衡，也许是得失相参，不免顾此失彼。

三是所选作品从古风到近体，既很完备，又分体裁。和《唐诗别裁集》比，删除了长律，另立了乐府（说详下）。以三百首说，长律自可有可无。而在所选各体中，近体多于古风。这从后来读者的欣赏和写作上看，似乎也更倾向于近体。其中七绝一卷，杜甫只有一首，李白两首，王维一首，而李商隐占七首，杜牧占九首，即小李杜多于大李杜，盛唐让位于晚唐，虽然杜牧有两首不很健康，但也打破了“诗必盛唐”的偏见。唐人七绝，如不重视晚唐，也非持平之见。

在同一作家中，又从几种体裁来表现他们的不同风貌，如王维以山水诗为主，却也选了乐府《洛阳女儿行》和《老将行》。李商隐以七律、七绝选得最多，但也选了七古《韩碑》和五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登乐游原》。前者如沈德潜所说，在晚唐人七古中，要算“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后者则有哲理，有感情，反映了他和他的时代的精神状态。又如权德舆是当时名相，在有限的三百首中，本来排不上队，本书却选了他的五绝《玉台体》，可能是想聊备一格。柳宗元的五绝《江雪》，有他兀傲的性格在里面，五古的《晨诣超师院读禅经》，则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说明儒释殊途。

作者面广，流派纷见，体裁众多，因而也能多方面地反映那个时代复杂的社会生活，人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大体上也可看做唐代诗歌的缩影。

四是注重艺术性，而这些艺术性又多是通过抒情手段来表现。诗歌是感情的果子，又是智慧的语言。没有诗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不可能像草木发芽那样自然，更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像韦应物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也可说含有政论意味，却又饱含着抒情色彩，比他五古的“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更精，比后蜀孟昶说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也深刻得多。俸钱是官吏的生活之资，本无所谓愧与不愧，但和“邑有流亡”相对比，未免受之有愧了。还有一些写印象、写感觉的诗，前者可以王维为代表，后者可以刘方平的“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韩偓的“已凉天气未寒时”为例。它写出感觉，表现智慧，又不流于纤巧。一种季节更换时酽酽的生活气息，为诗人透露出来了。还有如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岑参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司空曙的“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它们的好处就是写出了“平凡”，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人情味，让感情“飞入寻常百姓家”。惟其真，才有善，才有美。又如极平常的一条山沟、一座寺院、一个渡口，却被韦应物、张继、张祜写得何等美！

善于写感觉的，也往往善于使具体上升到抽象。换句话说，诗歌本身必须是形象的，诗人却又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能力，古人所谓情景交融，庶几近之。像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就是一些好的例子。同时，诗里的形象，也不可作单纯的理解，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三句表面上用的是概念性的语言，但通过诗人对宇宙无穷的哲理的感慨，他的思想面貌，从而他的灵魂，就如见其人地显示出来了。在写好实的同时，还要求诗人写好虚。但像《沧浪诗话》作者严羽，虽善于抽象，却不善于织绘形象，故而诗写得很平庸。

五是可接受性。由于本书原来打算是给儿童读的，所以大部分作品比较浅近明白。蘅塘退士的序中说：“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录成一编。所谓脍炙人口之作，也必是可接受性较强的。语言上的过分隔阂，必然要影响读者的欣赏、理解，本书之所以未选李贺诗，可能这是原因之一，虽然这也定得偏严。从全书来看，更觉得分寸失当。例如韩愈的《石鼓歌》，既难懂又无甚意义，为什么不可以换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或《梦天》？反之，韩愈的七律如“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七绝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却是亲切明净，倒真的脍炙人口，本书却未选入。但从本书整体看，却以平易近人之作占大多数。这也是今天任何选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准则，否则，不管立意多么高深，只能使读者可望而不可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