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兼重实用。本书中选了些奉和应制之作，这显然是为适应那时的社会需要，因为当时正当开科取士的极盛时代，估计儿童长大后必定要去投考和做官，所以也选了几首。但入选的岑参、王维的七律，从写景技巧上看，也还是经过选择的。前人评他们这几人的诗，也完全着重于句法、声律。不但如此，书中还选了些劝慰友人落第、罢官的诗，也是为当时落第、罢官者而设想，想用什么“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一类话，为身受者解嘲陶醉，如沈德潜所说，“反复曲折，使落第人绝无怨尤”。这在今天来说，固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诗是硬讲的，读来也味同嚼蜡，但说明编选者为现实服务的针对性是很明白的。又如全书五律选得最多，几近四分之一。清人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曾说：“学诗须从五律起，进之可为七古，充之可为七律，截之可为五绝，充而截之可为七绝。”施氏是同治间人，时代后于蘅塘退士，但他的这种说法，恐也代表当时一部分人的观点，故对初学者有指导意义。

如果把五律看做初学诗者的一种基本功，施氏的话也有点道理。先从每一句字数说，五言比七言少了两字，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更加在“锻炼”上苦下工夫，要求每一个字都不挥霍，真的做到“惜墨如金”。同时，五律又比五绝多了两联，因而也多了一项讲究对仗的功夫，而这又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特点之一。我们且以《三百首》中五律部分杜甫、孟浩然的两首描写洞庭湖的诗为例，杜诗的颔联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孟诗的颔联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两联，除了对仗工整自然外，在用字上也有独到处。经过琢磨，却不流于雕琢。杜诗的“坼”字是个险字，《三百首》中恐仅此一见，但这里却显得最稳；这个字如果在注文或字典中，那就只能注成“裂”，但在杜诗中要是改为“吴楚东南裂”，那真是点金成铁，化神奇为腐朽了。孟诗的“撼”字也不能用“摇”字（“摇”字是平声，这里暂且撇开平仄不谈）或“动”字来代替，正像“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蚍蜉撼大树”的“撼”字一样，都是撼它不得。

七是有所依傍，有所突破。近代学者曾指出，《唐诗三百首》是以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为蓝本的。沈氏论诗，崇尚“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气味浑成”，因此，蘅塘退士在评语中，也有“四句一气旋折，神味无穷”，“一气贯注，无斧凿痕迹”，“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一类的话；同时又吸收严羽、王士禛等论点，故有“凭空落笔，若不着题而自有神会”等说法。评语虽不多，但此书基本倾向也可约略见之，与严、王、沈的诗论，实有相通的一面。在选材取舍上，他则依傍《别裁集》而又有自己的主见，如七律中，《别裁集》不选李商隐的《无题》，本书收李氏七律十首，《无题》却占了六首（《锦瑟》实也“无题”）。

又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别裁集》未收，本书却选了，虽然《别裁集》不收是对的。杜牧的七绝尽多佳作，蘅塘退士选《赠别》，也许是为了表示杜牧生平有此微行而后来又有悔意，但不选他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未免可惜。这句“停车坐爱枫林晚”，实在也可移作对晚唐人诗欣赏上的象征。韩偓的作品，《别裁集》选了三首七律，本书只选他一首七绝《已凉》，却比这三首七律好。朱庆余的“洞房昨夜停红烛”的七绝，《别裁集》未收，本书却选了。尽管写这首诗的动机是为了请托，就诗论诗，这种描写古代新婚夫妇的情爱，也还健康干净。后人知道此诗的，多半由于读了《三百首》之故。

《别裁集》不选李商隐的《无题》，也许因为是艳情诗的缘故。《无题》要不要选得那么多，是一问题，但一首不选，也有些走极端。对杜牧的《赠别》和韩偓的某些秽作，固然应当排除，但如果从僵化的封建说教出发，凡是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一概不取，也是矫枉过正。在这一点上，蘅塘退士要比沈德潜通脱一些。

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七绝，他本（包括《别裁集》）题皆作《送元二使安西》，也是王诗原来的题目，但因其播诸歌曲，名闻当时，宋人郭茂倩乃收入其《乐府诗集》的《近代曲》中，并题名为《渭城曲》，本书也题《渭城曲》，另编于卷八七言乐府中，异于《别裁集》。另一首王维的《秋夜曲》，蘅塘退士注云：“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这都是为了使乐府部分独立的缘故。

除了上述七点之外，本书的缺点，如大家所指出的，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作品少了些。例如杜甫的《哀王孙》，固然也有一定的意义，哀王孙其实是哀这悲剧的时代，但比起“三吏”、“三别”等来，思想性究竟差些。这同样表现在对白居易作品的选录上。白诗入选的一共只有四首，新乐府一首没有，而刘长卿诗入选者却有十一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刘诗“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今看选入本书的十一首刘诗中，却有三首以贾谊谪长沙来自喻。

晚唐诗人如杜荀鹤、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既是名家，作品也多感时伤世之作，但本书中只选杜荀鹤诗一首，且又是宫怨诗，对皮、陆、罗的诗就一无所收。也许因为他们的诗粗率浅露，而蘅塘退士又是崇尚委婉含蓄的。事实上，皮、陆、罗有一些咏史写景的近体诗，写得也很出色，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实咏隋炀帝）的“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也还是有些新意的。

又如七绝中，宫怨诗的比重也嫌大些。宫怨诗之多，多少说明失宠者之多，但有些诗，是以自然主义的手法，从旧文人的趣味出发，将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吟弄欣赏的材料。其实只要有一两首如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本书未收，《别裁集》收）这样的诗就够了。他倒是以同情态度来写的。

据《梁溪诗钞》及《名儒言行录》所载，蘅塘退士“少工制义”，两校省闱，曾任江宁府教授。我们从他的评语上，也还看得出不脱帖括习气，如书中屡见“四句十八层”，“中二联当作二十层看”，“二句十余层”，以及“语语是寻”，“字字是望”，“二句闻，二句见”，“衬笔，再衬”诸如此类的话。其中对某些作品结构的评论，如果确是如楔入榫，那自然能收点睛之效，但若作为程式，逢诗就说，仿佛每首诗在落笔之前，诗人胸中就已有这么多起承转合的奥妙，它本身便是一种八股。金圣叹说《水浒》景阳冈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连写十四次“帘子”、三十八次“笑”是什么“草蛇灰线法”，胡适因而说金氏“是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是八股选家的流毒（《水浒传考证》）。本书的若干评语也有这样的缺点，有些只使人感到浅薄可笑。

但总的说来，这一选本的题材还是平稳的，用一句用滑了的话，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即还能适应今天一般读者的要求。选目上的畸重畸轻，在三百首的限度内自也很难完全避免。但原书的注释（包括陈婉俊的补注）过于简略；注释简略而仍能流传广泛，这首先说明在选材上能为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对读者的理解、欣赏终究带来些困难，故而试再加一些注释和说明，间录前人评语，实际都是利用前代和当代专家的研究成果。名为“新注”，不过是新出的注本之意而已。

此书因历来屡有刻印，各本篇数不同，有作三百二十一首，三百一十七首，三百一十首的。准确的数字，据说应是三百零二首。现在用的本子，则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华书局的排印本，共八卷，三百十三首，也即光绪年间的四藤吟社本。其中杜甫的《咏怀古迹》，蘅塘退士原选只二首，四藤吟社主人又加了三首，使与杜诗原数五首合。

蘅塘退士编选时，他的能诗的续娶夫人徐兰英也参与其事，实际是夫妇合编。其书成于乾隆二十九年。至道光年间，又有一个妇女作者上元人陈婉俊为之补注，并写了凡例，即载于四藤吟社本中，这里不再收入，但说明当时颇有通诗的妇女作者。

考虑到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的生平，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将清顾光旭《梁溪诗钞》、窦镇《名儒言行录》中所载孙氏生平，附录于后。

1948年《国文月刊》第三十七期上，曾有王忠先生《论〈唐诗三百首〉选诗的标准》一文，1978年第二期《安徽师大学报》上有张涤华先生《历代文学总集选介》一文，其中有评介《唐诗三百首》一项。这篇前言撰写前，即参考了王、张两位的大作。成稿前后，二三友好，又多所匡教，于此谢之。

本书的加工工作全部完成时，我们伟大祖国已进入了1980年。新的一年又在等待着我们。也应当是孕育诗的一年。

愿以此自勉。

金性尧

1980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