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是唤他齐大爷。“齐大爷！”我每每这样唤着。

“哎！”他也每每这样应着。他是一个弓腰驼背的老人，不知是年龄的重负使他逐渐直不起腰，还是早年的苦难在什么时候折断了他的脊骨，他腰弯得厉害，通常走路脸朝着地，看人时得偏过头来，侧仰着脸，很吃力，很难受的。但他却精神抖擞，声音洪亮，走起来一阵风，动作敏捷得很。他的收发工作是很繁重的。全院百十户住家，几百口人，亏他个个都认得，不但工作从不出差错，无论冬夏，每天黎明，还额外地拿把大扫帚打扫院子。呼哧，呼哧，哗啦，哗啦，一扫就是一两个钟头。

我真心实意地尊重他，他也真挚诚恳地对待我。“齐大爷！”我亲热地唤道。“哎！”他也欣慰地回答。我从来没想到过要问问他的名字。名字，在我看来，不过是对外联络或和陌生人交往时才具有其必要性的。而他呢，却像我的亲人。

当然，事情一开始时并不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原是完全陌生的。1964年，我搬进那家机关宿舍，成为那座大院的新房客。他呢，是那座大院传达室的老收发。他很快就熟稔地叫着我们全家每个成员的名字，送信，叫电话，我则随着全院老住户对他的统称，叫他齐大爷。出入大门，每天见面，我们有时点点头，有时笑笑，通常是我随口叫他一声“齐大爷”。那时，我叫得客气而疏远；那时，他也答应得矜持而淡漠。如此而已。

如果不是两年后那场大风暴，也许我们就会如此这般地相处下去，直到老死也还彼此不了解，永远是这样熟悉的陌生人。

但是，一夜之间，狂飚席地而起。我，不知怎的，一下子成了被专政的革命对象，而他，则被突然封为响当当的革命派。我呢，当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决不肯低头认罪、挂黑牌，常常气急败坏地争辩，因而招来更多的打、斗。他呢，似乎也不醉心自己的“胜利”，仍是默默地送信，叫电话，仍是清晨呼哧呼哧地扫院子，似乎也没戴红箍。在那不是黑就是红，不是趾高气扬就是俯首弯腰的日子里，他的这点异常表现使我对他平添了不少敬意。但是，我不再唤他，他呢，也不再正眼看我。我们默默地相遇，默默地交臂而过，似乎从不相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改掉的职业习惯，却使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凝视着他那弓腰驼背的身影。夜里睡不着，也常常大睁双眼直到黎明，侧耳细听他那哗——刷，哗——刷的扫地声……一天晚上，楼下的郎婆婆突然轻轻闪进门来。我立即手忙脚乱地去拉拢窗帘。郎婆婆却摆摆手，凄然一笑说：“不要拉。我是奉命来监视你们的，看你们两个黑帮是不是偷着藏东西、烧材料？”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她却扬声呵斥我说：“以后我每天要出出进进的，要自觉服从革命群众的监视嘛！拉窗帘做啥子？”

郎婆婆是小川的姨母，是我们满院皆知的和我们亲如一家的长辈。在我生病和外出的日子，好几年来，我的上小学的女儿，就在她慈爱的怀抱里长大。风暴来临后，虽说表面上彼此回避，但心底里，彼此是十分惦念的。虽说小川当时还没被揪出来，但居然派她来监视我们，这派遣她的造反派也糊涂得——界限不分明得可以了。我直愣愣地瞪着她，半晌，才哭笑不得地问道：“谁，是谁……派的您呢？”

郎婆婆掩口一笑，关上房门，悄悄地附在我耳边说：“齐大爷嘛！还有哪个？”她的神情那样机警，声音那样轻，可在我心里，却不啻一声响雷。我一把拉住她的手，也压低声音说：“齐——大——爷？那，他不怕——”郎婆婆又轻轻摆手说：“他怕啥子？他有道理嘛！他说你们单位的造反派叫他监视你。你住在五楼，他上下不方便，来来往往也容易打草惊蛇。我哩，虽说和你们关系不同，但我出身好，是革命群众，一号召就会和你们划清界限的。派我来你又不得起疑嘛！”郎婆婆紧紧握着我的两只手，唧唧喳喳地说着，见我老愣神，怕我一时转不过弯来，就一边拍着我的手，一边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可莫又犯迷糊哦，他这是暗中派我给你送信儿嘛！多聪明的老人……我走了，还不快收拾收拾。”热泪一下子滚出了我的眼眶，我哽咽了起来。在那漆黑的暗夜里，我的心一下子和一颗陌生的、却是滚烫的心紧贴在了一起。

在那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里，我又接受过多少陌生人亲人般的关怀；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我又曾领略过多少“知己”的背弃，有的甚至是硬按住我的头，死死地要把我沉入混浊的泥淖。但我总是默默地噙住热泪，狠狠地咬紧牙关，在人前我从不哭，也不笑，只是回忆那漆黑的寒夜里最早温暖过我的灵魂的那颗滚烫的心。既然连陌生的人都能分辨出是非，那么，“亲近者”的出卖还值得悲伤吗？不！让该来的都来，该走的都走吧！我要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去尽污染，在痛苦的思索中阅历人生……这样想着，我的心就有了着落。于是，在无人处，我大哭，又大笑。我常常号啕失声，哭得泪如泉涌，像个在亲人面前受尽了委屈的孩子。我哈哈大笑，却又笑得冷峻而淡泊，洒脱得恰似那有了透彻思维的哲人。

二

我不知道，当齐大爷知道他成为我这篇短文的主人公时，会不会责备我？但我想，对一个人的尊重是无须征得他本人的同意的。我毫不矫情地说：是的，我尊重他。不仅因为他那颗善良的、明辨是非的心，还因为他那洞察世事，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智慧。

1968年，在周总理和陈老总榜样力量的启示下，我和我的丈夫决心不再接受“黑帮”待遇，要公开贴出大字报，自己解放自己，挺起腰杆干革命。在公开贴出大字报之前，我专门到齐大爷的小屋里，告诉他这件性命攸关的大事。相识五年来，这是头一次这样和他倾心长谈，我原以为他也会亲人般地与我推心置腹。谁知他却只是冷冷地听着，听完后淡淡地说：“你告诉我这个干吗？我反正是看传达室的，别的事我不管。”说完就站起来，打开炉子，捅火做饭。我坐不住，心也不禁凉了。是的，他曾让郎婆婆给我捎过信儿，但和我并无深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这样生死相托，无疑会牵连他。我真是太不懂事了。于是，我忙站起身，解释说：“正因为您看传达室，我得先告诉您一声，别出了什么事，惊了您。”他又一次重复道：“我反正是看传达室的，按政策办呗！”

他这样公事公办，原本应当，但我却像失落了什么，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点点头，退出门来，迟迟疑疑地又回头一看时，却见他虽弯着腰在捅火，却侧着脸目送我离去，那眼神竟也愣愣的。见我回头，他立即扭过了脸去，那动作又有点过分急促。哦，他是在为我担心呢，我的心不禁一热，立即想到了这次行动时许多应该特别注意的细节。

事后，不少邻居告诉我，齐大爷为我们担了多少风险啊！多少次，外单位，甚至外地的一些群众组织要来揪斗时，齐大爷不是说：“你们来迟了一步，早就让他们自己的造反派揪走了，你们上单位找去吧！”就是以怕干扰了本院革命群众为名劝阻了他们。有一次，当我丈夫单位一些人来抄家时，竟是他老人家托了隔壁的一位董阿姨来给我送信儿，使我及时转移了正在写的大字报和帮我抄大字报的一个青年。

因为这次行动和不少同志有关，事后的连锁反应又势必涉及一些人，我和我的朋友之间加强了秘密串联。除了在郊区见面外，根据“最平静处还是旋风中心”的规律，有的同志就偷偷地上我家来。而这，最棘手的就是要逃避传达室的登记簿。于是，那些时日，我常常厚着脸皮，忍受着某些革命群众的冷眼，蹭到传达室“闲坐”。一看大门外我的同志在徘徊或晃动时，我就跑到里间去给齐大爷看火，搭讪着叫他进来添锅加水，捅炉子，加煤，甚至向他借个碗盏之类。我往往做得十分笨拙，但齐大爷却居然从未识破。虽然他十分淡漠，从不正眼看我，但我心里自是怀着对他深深的感激。

一次，传达室里除我之外还有一个人在，我的一个朋友却在门外来回走了三趟，我一面心急如火，一面搜索枯肠没话找些话说。想必我的话实在不值一听，齐大爷竟闭着眼打起盹儿来。我坐不住了，那第三者也没啥可坐的了，我们一起走了出来，各自向门外走去。那人上街买菜去了，我赶紧把那位同志接应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