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万先廷的猜想，只有一半对了，一半却是错的。那车里坐着的胖子，固然不是什么军阀的督军镇守使之类；然而，他却跟万先廷和他家乡的亲人们所朝夕期待盼望的北伐大有关系。例如，眼前他就是为了北伐的事，要去参加一次十分秘密而又紧急的会议。那小汽车开出市街之后，便像一只闯出了猎人包围的惊兔，尽着这辆老式福特汽车的速度，沿着广州到黄埔的公路疾驰起来了。

这胖子，就是属于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的一个师长范桐少将。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年纪，范少将的体重就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了。在生活里，只有两种人是常葆青春、永驻红颜的：一种是永远充满着创造激情的战士，一种是终生不学无术的庸人；前者是在精神上，后者是在肉体上。我们的范少将，就完全是这样一个后者的标本。青春对他们是宽宏大量的；岁月似乎已经遗忘了他们。他们善于安排舒适的生活，就好像昆虫善于建造自己冬眠的安乐窝；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逐渐离开得越来越远，直到完全麻痹。范少将就是一个这样发福的人：他的头像一颗十多斤重的肥大的洋葱，然而那里边却找不出一个能够勤奋思考的细胞；他那蚌壳般厚大的嘴唇上，总是咬着一根粗大的雪茄，散发出恶臭的气味。将军的尊容，完全被肥胖破坏了；加上那臃肿得像怀了十几条猪崽的肚皮，不停地打着饱嗝，很容易使人想起那饱食终日、迟钝可厌的臭虫来。如果有一位画家，要想画一幅题名为“愚蠢”的画像，那着实再也找不到比范桐将军更合格的“模特儿”了。据说这位少将从小就出人头地的笨，几乎有一两年时间，他都在跟一本《字经》打交道。后来家中见他习文不成，改而习武；反正有的是钱，总算换了一纸保定军校的毕业文书。不过，少将除了体重增加，饱嗝更响，此外却实在并无长进。他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时，第一堂课就在台上出了洋相，他说拿破仑是奥地利的军事家。从此人们就赠给了少将一个“笨猪”的雅号。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另找一个轻松的活计。这时正赶上他们的校长兼军长蒋介石在学生军内“清党”，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排挤出了这个军，大批的忠于他的嫡系门徒被安插了进来。于是，范桐少将便也在这时“荣升”了这个军的一名师长。

范少将虽是一无所长，却又有着两条绝妙的“美德”：第一是最崇拜他的上司蒋介石，而且是无条件的盲从；他所能引经据典的唯一法宝就是“蒋校长说”，这成了他的口头禅。第二是***最坚决，这在一九二六年，不能不算是很时髦的“激进”人物了。当去年——一九二五年——的东征回师后，蒋介石暗地授意成立一个***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范桐少将便是最先发起人之一。前不久的“中山舰事件”一九二六年月十九日，蒋介石命令由共产党员担任舰长的中山号兵舰开往黄埔听用。但兵舰开到后，他却突然宣布中山舰擅自行动，图谋不轨，是共产党人的反蒋阴谋，命令他的嫡系军队控制广州，进行了大规模逮捕。那天，范桐和他的师兄弟们磨拳擦掌，蠢蠢思动，连“拥蒋清共”的游行队伍都组织好了。后来虽然由于蒋介石感到时机过早，还要靠共产党人流血拼命，把那近于疯狂的气焰又吞了下去，反装出“左”派的面孔把孙文主义学会的那些徒子徒孙们痛骂了一阵。但这位笨猪的赤胆忠心，却更加为他的主人所赏识了。

快到黄埔军校时，最先映入眼底的，便是大门两旁那两幅高大鲜艳的红字标语，赫然地写着：“真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虽则范桐少将很明白这两句话并不是他们校长的真意，但想起他先前在这座学校里的遭遇，却总觉得有些酸溜溜的不舒服。他便总是远远地开始闭上眼睛，直到汽车嘎然地顿下，把他那肥胖的身躯从座位上微微向前倾动了一下时，他就知道，已经是到达目的地了。

范桐推开客厅的门匆匆走进去。沙发和藤椅上都已坐满了人，他又迟到了。今天的会似乎特别要紧，不光来的都仅只是军和师里的主官，而且那沙发上还坐着两个不常来的贵客：一个留平头，戴眼镜，瘦小衰弱，穿长袍马褂的老头子；另一个又瘦又小，尖脸啄腮，穿西服，也戴眼镜的小白脸。照经验，这两位座上客只有在商议十分要紧的事情时，才光临到这里来的。他们两个都是蒋介石从前在上海做交易所生意时的老板兼同伙；如今又变成了他的高级谋士，在国民党里担任着重要的职位。那个老头子名叫姜仲贤，小白脸叫作王亚夫。范桐预感到局面的严重，便轻轻坐到经常同他打牌的另一个师长身边，看着正面那张大办公桌后的黑漆皮太师椅空着，他低声而紧张地向那个师长问：

“校长呢？……”

那个师长苦着脸，把头往里边的房间偏了一下。

“怎么啦？”范桐也苦起脸来，连打了两个饱嗝。

“还不是为北伐！”那个师长素来被看作是蒋介石亲信中的亲信，这次“中山舰事件”就是交给他们的那个师干的，他因此很骄傲。这时发恨地说道，“广州一直来电话，北伐请愿的人越来越多了。哼，妈的还不是那帮cp即英语communispsry（共产党）的缩写。当时习惯这样称呼。分子在捣鬼！……”

这时，通里边房间的那道门突然开了。从里边传出蒋介石那恶狠狠的尖锐高亢的浙江口音：

“……不接！！！！唵？……把电话撤掉，谁来的也不接！……娘希匹，全是些混蛋！……”

接着，只听“咔嚓”一声，大约是听筒被撂在电话机上了。

范桐一怔，愣着眼向两边望望：他旁边的几位师长们都紧绷着脸；姜仲贤在捋胡须；王亚夫的下巴也挂下来，发着呆；只有那个平时爱摆出斯文架子的郭凌云正襟危坐，安之若素，似乎隔房的喊声还远在千里。

一阵马靴踏的噔噔响，接着是椅子碰倒的声音——全副武装的蒋介石气冲冲的从里边房间冲出来，碰地一声带上门，一屁股就坐到办公桌后的皮椅上，呼呼出气。

蒋介石，不到四十岁，瘦挑身材，长脸、高颧骨、尖下巴；高高的鼻梁，宽宽的嘴唇；那一对眼睛，常瞪得又大又亮，遇着发怒时，那眼珠便暴起来，令人望而生畏。即便微笑的时候，他的眉字之间也隐含着一种凶恶的杀气。他剃着光头，头顶稍尖；穿一身灰哔叽军服，马裤、马靴，扎着武装带，身板笔直，时常保持着一种过分做作的军人姿态。那时节，他还没有留口髭，动作也没有后来当了“最高领袖”那样的装模作样和老气横秋。他大声讲话，大踏步走路，大刀阔斧地发号施令；处处想给人一种精明干练和少壮有为的军人印象。然而，从他那时而无意中露出来的手脚的神经质动作，和焦急烦恼时的抓耳挠腮，便完全泄露了他心灵里的暴躁和空虚。

他在浙江一个盐商的富豪家庭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投进袁世凯办的保定军官速成学堂。从那时开始，他十分崇拜曾国藩。毕业时，成绩很好，被保送到日本去学军事。在那里，他一面结识了不少武士道的朋友，一面也跟当时革命党里有名的“票友”陈其美拉上了关系。回国后，没来得及给“大清”皇室报效，就赶上辛亥革命，他便转投在做了上海都督陈其美的门下，当少将团长。说是团长，不但“少将”，而且无兵。他那时最大的功绩，就是替陈其美亲手刺杀了他的政敌——陶成章。陈其美死后，他的纱帽也随着丢掉，便改行到证券交易所去做投机生意。这一段经历，连那些崇拜他的传记“作家”们都只好称为“雾”或“谜”。后来投机不成，赔了老本，只好靠交易所那个大股东姜仲贤的引荐，到广东投奔孙中山“革命”。那时孙中山正在艰难中，最珍贵患难与共的朋友。这正好为蒋介石搭下了上升的阶梯。后来孙中山找到了革命的坦途：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蒋介石也从中找到了爬上阶梯的秘诀：“左倾”。从此他靠着自己的随机应变和钻营奋斗，青云直上，直到如今。

如果说蒋介石的外貌和经历还不难简单地描述，那么打开他的内心世界便远要复杂困难得多了。那从小放纵任性的教养，渴望着出人头地的权势私欲，过敏多疑的小聪明，强烈的嫉妒心和报复癖；还有曾国藩和袁世凯传下来的虚伪奸诈，阴谋权术；武士道军人生活留给他的凶暴残忍；又加上交易所狂热的赌博，十里洋场的花天酒地，流氓的无赖和霸道；暴利的欢乐和破产的痛苦……。这一切交织着，混合着，使他养成了如同魔术家的手杖一般变幻无常的性格：他时而阴郁、孤独，时而又暴怒、跋扈；时而骄傲、亢奋，时而又颓丧、低沉。……这一切，是那样极不协调地在他身上并存着，变换着，构成了他特有的矛盾而复杂的精神状态。

“娘希匹！”蒋介石气犹未息，忿忿地骂了一句。这口头禅是他跟那些浙江帮的流氓师傅们学来的。“这些小赤佬硬是想拆老子的台！娘希匹，逼得太狠了，翻脸就翻脸，看老子们谁怕谁！”

姜仲贤摸了一把胡子，慢条斯理地说道：

“阿伟，”这阿伟本是蒋介石在上海用的小号，交易所搭股子就用的是“蒋伟记”；不过后来发了迹，人们不好再叫了。只有姜仲贤同他曾有师生之谊，一则是叫顺了口，二则是表示亲切。“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忘了当初上海那帮兄弟，让你到广东来革命，是指望你成大业的。北伐——这是个大‘扣子’，你在这里一喊北伐，阿德他们即上海大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走狗，当时的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在上海的腰杆子都硬尺，外国人都抢着上门。这笔生意慌不得。两边都要下工夫，一个主顾是卖不出大价钱的。”

听了这番话，不了解内情的人会以为是在做黑市。姜仲贤这个跛老头子，起先是在巴黎卖古董，后来回上海开交易所，办赌场，说黑话吃花酒比读书写字要内行得多。孙中山奔走革命的时候，因为陈其美的关系，姜仲贤曾捐过一些钱。民国建立后，他也就变作“革命元勋”了。不过在当时，姜仲贤并没有意识到这“革命”于他有什么妙用。直到好些年后，蒋介石靠着他的介绍，爬到了孙中山左右的时候，他才猛然觉到那笔钱带来的利息，竟比他所能想到的还大得多！他虽是在赌场中学会了一些机变权弄之术，也算老马识途，却说不出什么上得桌面的话。蒋介石把他抬上中央执行委员——有时还代理主席——的位置，他一开口总离不开“清一色”“凑八番”；又常爱说些什么赚钱赔本之类，句话不离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