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扈三娘只能如此！一切都在男人的拳头下，于是一个美女被改造成了梁山集团的工具，被任意驱使。其实这样的悲剧不只是在书本里，现实的扈三娘还没有绝版，而是一版再版。

临末说些题外的话，水浒故事影响深远，张岱《陶庵梦忆》“及时雨”条记民间祷雨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得三十六人。”我感兴趣的是姣长妇人，这无疑是一丈青，但愿她身边躺着的不是矮脚虎，她也不要有宋江那样随意送妹妹的哥哥。

愤怒的铁锹——说九尾龟陶宗旺

我出生在农村，对农具和庄稼有一种天然的亲昵。在读《水浒传》时，总怀疑这不是一部农民起义的，里面游荡的是游民，是黑道性质的人物，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面，即使到了年节，农民也很少敞开肚子。等看到九尾龟陶宗旺，眼前才一亮，他手里拿着的武器是一把铁锹，心中大喜，原来铁锹也能做兵器。

但对他的绰号九尾龟一直心里不舒服，这是和武大郎一样帽子也绿的人物。清代末年有一部《九尾龟》，上面解释道：“龟有三足，亦有九尾。”《尔雅》注云：“南方之龟有九尾，见之者得富贵。”古来麟凤龟龙，列在四灵之内，那乌龟是何等宝贵的东西。降至如今，世风不古，竟把乌龟做了极卑鄙龌龊的混名：“妇女或有外遇，群称其夫为‘乌龟爷。”这是个什么讲究呢？大抵也有一个来历，诸公静听，待鄙人慢慢的说来。

从前管仲设女闾三百，以为兵士休宿之所，这便是妓女的滥觞。

唐时官妓多隶教坊，设教坊司以管领女乐。那教坊中的人役，皆头裹绿巾，取其象形有似乌龟。列公试想：“那乌龟一头两眼，不多是碧绿的么？”还有取义的一说：“是龟不能交，那雌龟善与蛇交，雄不能禁。”

因此大凡妇女不端，其夫便有乌龟之号。如此说来，陶宗旺是有绿帽之嫌的，但《水浒》里没解释。

但还有把九尾龟当作神异的灵物，明代陆粲《庚编·九尾龟》：“海宁百姓王屠与其子出行，遇渔父持巨龟，径可尺余，买归，击著柱下，将羹之，邻居有江右商人见之，告邸翁，欲以钱赎焉。商曰：‘此九尾龟，神物也。爷皆验之，商因踏龟背，其尾两旁露出小尾各四。便持钱乞王，王不肯，遂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来，平地三尺，逮水退，翁往视王某，但见衣衾在床，父子皆不知去向。人咸云：‘为水府摄去杀却也。’”确实，麟凤龟龙在古代中国，是四种神灵动物，象征吉兆。比喻稀有珍贵的东西。如此说来，手拿铁锹的陶宗旺是《水浒》里的稀有动物了。张恨水先生慧眼独具，他在评论《水浒》人物时，这样说道陶宗旺：“《水浒》群酋，大半属于细民（细民，游民市民），而真正以农家子参与者，则止一陶宗旺。尝究其故，原因有三。中国农人，大都朴厚可欺，遇其时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知所谓太平何自也。如其不遇，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均得而奴役之，生平即未曾梦及反抗，故亦不能反抗，《水浒》人物所为，非其所知，其一也。近世史家，称陈胜吴广之徒为农民暴动。然亦究非农民起自田间，陈吴以死挟役民而起耳。以暴秦之虐政，犹不能激农民而起，则赵宋之荒淫，自亦彼等所能忍受，其二也。中国农人，聚族而居，各有室家之累，田园之守，奉公守法，惟恐不谨，即犯法亦无所逃避，安得有逃命江湖打家劫舍之意乎？其三也。”

张恨水先生的话，透出的信息告诉我等，所谓的农民起义多半打着农民的旗号发动，黄巢、朱元璋、洪秀全这样的赫赫有名的所谓农民运动领袖，农民出身的有几人？正经农民有几个从家里跑出去当兵杀人的？一个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他才可能铤而走险，拿起斧头、镢头闹革命。

也许，是内在血液的问题，一提“农民”这个词，我总是饱含深情，农民是什么？或者说何谓农民？如果追索一下我们先人的命名，也许我们会有更大的触动和感慨。

“农”是个会意字（繁体“農”），本义：耕，耕种。甲骨文字形，从林，从辰。古代森林遍野，如要进行农耕，必先伐木开荒，故从“林”。

古代以蜃蛤的壳为农具进行耕耨，故从“辰”。小篆认为从晨，囟（x佻n）声。从“晨”，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意。历代文献、文典对“农”字多有解析。如《说文》：“农，耕也。”《汉书·食货志》：“按，耕必作于晨，故从晨。辟土植谷曰农。”《汉书·文帝纪》：“农，天下之大本也。”

《论贵粟疏》：“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论积贮疏》：“殴民而归之农。”古代与“农”有关的常见词组有：农家子（村野耕作之人）、农舆（耕作用的车）、农战（从事农耕，以为攻战之本）、农月（立夏以后农事的忙月）……农民就是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触碰到黄旧的历史记载，我们的脑海马上就会浮现这样的图画，那是几千年前，一个用土块敲击大地伴奏的时代，我们听到看到一个叫“农”的人在远古的年代里唱出的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仿佛“农”生活的很快乐，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接触的“民”的源头时，我们的心会滴血。

“民”字的甲骨文造型，是尖利物刺进眼睛的模样，是钉子还是竹签？我们知道每个字后都有故事，这样的造字，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又是什么呢？这个代表着最大数目的人群的字型，却是一把锥子可怕地刺进人的眼睛，没有眼睛的人陷入一片黑暗，也许奴隶主怕奴隶逃走，就刺瞎他们，让他们在黑暗中劳作，就像驴子在磨道里眼睛上被覆盖一块布。这个字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民”所面临的血腥的事实。后来人们把这个事实掩盖了，说民由天而生，如《诗经》所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说民为国家之本，如《尚书·五子之歌》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了巩固统治，就像驴子拉磨，给一把料，民也被一些统治者和帮闲者给予了崇高的名声。

君民关系相较，民的地位高于君，如《尚书·五子之歌》所言，“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民与君孰贵孰轻？民贵而君轻。如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民意就是天意，民的惩罚就是天的惩罚。《尚书》中的民，就是君王头上的天。

《战国策》有一场“君与民孰贱孰贵”的争论。赵威后见齐使，先问岁，再问民，三问王。“使者不悦。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爷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在赵威后看来，民为本，君为末。民重君轻，赵威后是一个清醒的统治者。

但民真的是这样珍贵的吗？我倒要怀疑了。秦始皇用暴力扫平六国后，下令称民为“黔首”。黔者，黑色也；首者，头也。黔首者，黑头也。民从天民、邦本、君天之崇高地位上被秦始皇一下子拉了下来，降之为黑头。关于“黔首”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如下的记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爷。”到了后来，在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就轻轻如草，公堂上、皇帝面前须自称“草民”。

农民，何谓“农民”？农民就是在土地上默默耕作，农民就是没有话语权力任人宰割的一群。当说起农民，人们最熟知的是这样的一首诗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苦啊，不管是什么时代，你只要在农村的破败的房里，在满是牛羊粪便的路上走几次，你都会承认这点。像王维诗歌“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那是吃撑的随处写诗的士大夫的幻觉，并不是农村的典型的镜头。在千年的封建历史中人们最常遇到的镜头是不劳而食者优哉游哉，而千辛万苦的农民丰年才温饱，而荒年不免倒毙于沟壑。唐朝诗人张碧的《农夫》写得最让人骨折心凉：

运锄耕属侵星起，垅亩丰盈满家喜。

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农民是冤大头，皇帝和地主是狼，狼是吃肉的，农民是吃草的羊，就像羊和狼的关系一样，羊群的繁殖就是供狼消费的。农民，这个词语好像成为社会地位低下，或者是被瞧不起的代名词。那些喜欢把自己凌驾在别人之上，显示自己高贵和尊严的人喜欢说别人是农民。农民是一种职业，是一种古老的职业，它是早期、人类社会生存的古老职业之一。人类存活就必须需要食物，光靠狩猎是无法满足生存需要的，如果那样的话，人类和狼又有什么区别？人类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民这个古老的职业来决定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机器可以制造很多物品，但永远无法生产哪怕一穗稻谷，一丝棉花，更无法生产那些生灵：鸡、鸭、狗、猪。农民这个职业是永远无法取代的，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或许也只有那些无知的人才会藐视农民这个职业。农民的灵魂是土铸成的，是长青草的土地，是纯洁而可爱的皮囊和心思。农民学不会矫情，他们的嘴巴不会发嗲。他们的世界是蓝色的天空，清纯的雨水。他们的心灵是坦荡的，学不会虚伪，也学不会勾心斗角。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简单而专一。现在诸多的原因使很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城里的人看不起农民，称之为“乡巴佬”，好听一点叫农民工。因为他们穿不起所谓的名牌，因为他们舍不得下馆子。农民珍惜着每一个铜板，他们知道生活是艰难的。不要说农民不懂得享受，也不要说农民不会潇洒。

是人就会享受，就懂得如何花钱。但农民懂得钱要用在刀刃上。用在该用的地方，用于老人和孩子的病，用在过年回家的一桶油、一件羽绒服上。

农民，就像脚下的黄土，你可以践踏它、侮辱它，但最后，黄土留下了，是黄土养活了我们，养活了历史。没有泥土的人，脚下没根。

我们再看历史上的所谓的农民起义，给历史垫底的是无数的土地和“陶宗旺”，统治者要坐稳江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坐了江山，不管当初打的什么旗号，都要逍遥一番，享受花石纲，享受春花秋月，但是这一切都从民脂民膏得来，一旦老百姓爆发了，就拿着锄头、铁锹呼啸而起。

应该把陶宗旺的铁锹放到历史教科书的封面或者博物馆的第一展室，那历史的运行就平稳些，就少了血腥。但愿陶宗旺在土地里，因为铁锹是属于土地的，铁锹能伤人，但主要是耕作。

陶宗旺是什么人？是农民。农民是什么？当我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诗人艾青的诗歌涌到了我的脑际，艾青是歌唱我们苦难的土地的，如果没有在苦难土地上躬身劳作，供给我们身体炊烟，养活我们，养活历史的那些父老，我想诗人的笔是暗哑的：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后娘养的孩子没奶吃——说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

《水浒》里的人物有成串出场亮相的，有超就有霸，有珍也有宝，有明就有亮，有威便有猛，而千（迁）和万也便有了戏。杜迁（千）是见于《宣和遗事》里的人物，但后来命运不济，原先在《宣和遗事》里和领导宋江是有渊源，但《水浒》的作者把他和宋万改变成了后娘的苦孩子。

《宣和遗事》里说“宋江告官给假，归家省亲。在路上撞着杜千、张岑两个，是旧相识，在河次捕鱼为生。”在《宣和遗事》里，杜迁的绰号摸着云，《水浒》里成了摸着天。这个头是够高的了，和他相配的是另一巨人——云里金刚。我们常说丈二和尚（金刚）摸不着头脑，现在我们对云里金刚怕是屁股也摸不着。就像我们是小人国的居民，是金刚们股掌上的玩具。金刚是梵语vajra汉字意译，音译为“缚日罗”或“伐折罗”，即“金中最刚”，指牢固、坚锐、能摧毁一切。

金刚本矿物名，其质最坚最利，不为一切物所摧破，而能摧破一切物。且其坚利之质，本来具足，非由外物构成，亦非由外物锻练而成。

以之喻人本具之佛智慧，从无始以来人人同具，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不为无始无明所汨没，且能照破无始无明，如风扫浮云，霜消杲日，虽寂照如如，而复非寂非照，虽非寂非照，而复恒寂恒照。所谓金刚，是佛教护法神，在庙堂里，这些天神或持剑，或抱琵琶，或拿雨伞，还有一个手中是一条蛇（有的说是蛤蜊）。中国人追求“风、调、雨、顺”，就创造出四个金刚的象征来：一持剑，剑锋利，象征“风”；一捧琵琶，琵琶弹奏须调音，象征“调”；一持雨伞，象征“雨”；一操蛇，蛇滑溜，象征“顺”。

杜迁和宋万是梁山泊的元老，先前同王伦、朱贵一齐占山举义，是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二三把手，革命的元勋。他们两个在林冲风雪夜投奔梁山的时候，以江湖义气为重，说服王伦收留了林冲。杜迁道：“山寨中哪争他一个。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时见怪，显得我们忘恩背义。日前多曾亏了他，今日荐个人来，便恁推却，发付他去。”宋万也劝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不然见得我们无意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江湖自有江湖的规矩，在这方面杜迁、宋万是遵守规矩的模范。但江湖也有潜规则，义气为重的背后是拳头说话，于是杜迁、宋万看着自己的老大被林冲杀掉。

林冲是把王伦首级割下来，提在手里，吓得那杜迁、宋万、朱贵都跪下说道：“愿随哥哥执鞭坠蹬！”晁盖等慌忙扶起三人来。

火并是吴用设计的结果，其实阮氏三兄弟看着杜迁宋万等，稍有一点呵唆和不合作的举动马上就会被割下人头来，作为革命的战利品。

吴用就血泊里拿过一把交椅来，便纳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但林冲把梁山的前三把交椅让晁盖、吴用、公孙胜坐定后，自己坐了第四。这时晁盖道：“今番须请宋、杜二头领来坐。”能保住性命已是佛前上了高香，怎敢再不识时务地和新领导平起平坐。领导人换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律连起义的领袖也免不俗了。杜迁、宋万知道晁盖哥哥的手下也不是好惹的主，于是苦苦地请刘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迁坐了第九位，宋万坐了第十位，宋贵坐了第十一位。杜迁、宋万用屁股暖热的交椅在血泊里转移了。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杜迁、宋万却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越来越像后娘的孩子，面黄肌瘦，时有菜色。

在忠义堂英雄排座次时分，论功授衔，杜迁、宋万根本没能进入五星上将序列，三十六天罡没有他们的踪迹，杜迁在七十二地煞里是四十七位，宋万是四十六位，也属于中将的后进人物。不管怎么说，杜迁、宋万点燃星星之火之功，开创武装割据先导的勋业，也不比晋升上将之列的猎户兄弟解珍、解宝强，但因为和领导的关系问题，并且历史上有污点、有辫子，两人就只能排在宋江的弟弟，会计兼出纳宋清的后面，排在吹笛子为领导娱乐的铁叫子乐和的后面，排在革命不忘娶妻子的头号色鬼王英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