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朝中的大臣都以为这风险太大，这个时候，宋朝廷上传来谍报，谓辽天祚帝一副亡国之君的相貌，辽亡国指日可待。为了解辽帝的情况，童贯推荐善画而精相术的陈尧臣随带二名画学生使辽。陈尧臣等绘了天祚帝的画像回来，向徽宗报告说，天祚帝看上去根本不像君主，以相法而言，已死到临头。现在正是急速出兵攻辽的大好时机。徽宗听后大喜，决定不等与金联合，单独向辽进攻，收复燕云之地。

其实徽宗才有亡国之相呢，这为何没人看出？当宋朝预备进攻辽的时候，南方方腊起义，宋朝无暇顾及辽国之事，力主伐辽的实力派人物童贯在南方镇压方腊无法脱身。宣和四年，金人约宋攻辽（海上之盟在宣和三年就已订盟）。当时，辽国天祚帝在金兵的追击下，已经逃入夹山，燕王耶律淳在燕京被拥立为帝，支持残局。童贯刚镇压了方腊，正踌躇满志，以为宋军只要出动，耶律淳就会望风而降，燕幽旧地即可尽入王土。

这年六月，辽燕王耶律淳死，徽宗命童贯、蔡攸出兵。此时，辽涿州知州郭药师相继归降宋朝，打开了通向燕京之路。虽然宋军一度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展开肉搏战，但因后援未至，被迫撤退。

北宋朝廷的腐败和军事上的弱点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春，金太祖对徽宗派来的使者态度强硬傲慢，并责问当初宋金两国联合攻辽，为什么“到燕京城下，并不见（宋军）一人一骑”。谈到土地问题时，金太祖背弃前约，坚持只将当初议定的后晋石敬瑭割给辽朝的燕京地区归宋，不同意将营州、平州、滦州还给宋朝。

金人态度强硬，宋方毫无办法。

几经交涉，金国最终才答应将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京及其附近六州之地归还宋朝，条件是宋朝除每年把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外，另添每年一百万贯的“代税钱”。

收复燕云后，宋徽宗分外得意，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宣布大赦天下，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竖立在延寿寺，以纪念这一功业，并对参与此次战争的一帮宠臣加官晋爵。朝廷上下都沉浸于喜悦之中，殊不知末日即将降临。

宣和七年，童贯因收复全燕之境，封广阳郡王，统率大军重镇边疆，驻扎大原。当时，金已灭辽，大举兴兵南侵。童贯见大势已去，由大原遁归汴梁，且不听钦宗令他留守汴京的命令，而随徽宗南巡。于是，大学士陈东等上书劾蔡京、童贯等六人为误国六贼。童贯的主要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徽宗禅位，钦宗登基，童贯失恃，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被一连三贬。

虽然童贯被贬谪，人们仍畏他诡诈，畏他勇力。所以，张澄奉诏追斩童贯，不敢轻意动手。张澄一路追到南雄州，先派随员上门“拜谒”童贯，假称有圣旨赐给茶叶、药物，要童贯回京担任河北宣抚，明天中使即可到来传旨。童贯信以为真，拈须而笑：“还是少不了我！”并留下张澄派来的随员。第二天上午，张澄来了，童贯欣然出迎，跪接圣旨，张澄当即宣诏，申斥童贯十大罪状。待童贯省悟过来为时已晚，有意思的是，童贯的脖子坚硬如铁，以刀三斩，脑袋都落不了地，于是搬来门槛做断头台，在上面吭哧吭哧地锯，才将脑袋锯下，然后把脑袋放到一个匣子里，注入水银，藏在张澄乘坐的轿子的座位下，带到开封，然后朝廷下令把罪状贴在脑袋上，游街示众。

历史上的童贯比《水浒》里的童贯丰富生动，但最后难免一死，他的死给我们留下很多的思索。我们知道宦官是我们文化里可耻的产物，在中国只有王室才有使唤宦官的权利，这种非人道的东西在中国蔓延了两千年，到满清覆亡才结束。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论太监，我们不妨移到这里，透析宦官在历史上的扭曲作用。宦官发生于农业社会多妻制度。公元前十二世纪时，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残酷制度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才被消灭。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为了防止她们红杏出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世隔绝。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担任，像到市场采购之类，便是一桩困扰。如果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仍要跟男人接触。如果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一些对做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于是周部落姬姓酋长们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宦人、寺人），使之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宫中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时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人服侍十个人计算，可以推测到，至少有四千个宦官名额。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诱惑，一是强迫。即使是金钱诱惑，因为宫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们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是一种强迫。但再穷苦的父母都不会忍心孩子被阉割，因此所谓“收买”，也不过表面上的伪装。宦官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

柏杨得出的结论是：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我们回过头看童贯，让他独当一面，真是难为他了，如果他生在赵匡胤的时代，他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历史无法假设，这个怪胎成为了历史上太监最出人头地的王爷，他家的坟头也真是烧了高香了。

高衙内算啥级别？——说花花太岁高衙

高衙内是历史上各朝各代都生殖繁衍的正常现象，不独《水浒》中的宋朝，但这种人坏得还不紧。宋徽宗不也是把后宫里的饭吃够了，带头到妓院里找小吃，像猫吃腥一样？人们说：“皇帝胡搞是游龙戏凤，太尉胡搞是深入群众，府尹胡搞是娱乐活动，知县胡搞是体育运动，小吏胡搞是胡乱打洞，草民胡搞是流氓行动。”

从《水浒》的描写看，高衙内是胡乱打洞，选错了对象。林冲是正人君子，是《水浒》中唯一体贴女人、爱护女人的，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大英雄。如果是不堪的屑小之徒，可能为了自己的乌纱和顶带，把自己的娘们儿送上也说不准呢。历史上多有把自己的老婆女儿送出的主儿，翻一下史书，这样的事迹是前赴后继，代有传人。

衙内原本是个职务。五代及宋初，藩镇的贴身警卫官称“衙内都指挥使”和“衙内都虞候”。由于衙内贴近藩镇，藩镇的小命攥在警卫团长手里，于是警卫团长这一职位多由藩镇的子弟充任。于是人们便概括地称呼官员子弟为“衙内”了。

但高衙内和高俅的辈分本是一样的，是叔伯兄弟，但为了丑化高俅，便说他乱伦，坏了纲常。“原来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借人帮助，因此过房这阿叔高三郎儿子，在房内为子。本是叔伯弟兄，却与他做干儿子，因此，高太尉爱惜他。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花花太岁爷。”我国很多所谓的“文化”是拿不出手的，像唐高宗李治要父亲李世民的小老婆武则天，唐玄宗扒灰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肥水不流外人田。再如石敬塘，《五代史·晋家人传》说：“重允，高祖（石敬瑭）弟，高祖爱之，养以为子。”文化的酱缸，在这里面难保没有不被污染的蛆。我想起目不识丁的父亲在生前说的一句话：“井里蛤蟆，酱里蛆。”烂掉了的大宋朝，难保有一块好肉。

衙内们往往倚着父兄的势力和家庭背景四处喧腾，仗势欺人，欺男霸女，成了令人怕又令人憎的符号。衙内的成分也不纯，其一是和领导生殖器发生某种关联的人，即有血亲和姻亲的人，这种亲近是天然的，近水楼台；其二是和领导生殖器没什么关联，主要是伺候领导或者是与领导有社会关系“虚拟血亲化”的人，书童、轿夫、家将、或者“干女儿”、“干儿子”之类。这些人虽无儿女之实，却有儿女之名，可以称之为“虚拟血亲”，即用血亲的名义来强化这种依附关系。《水浒》中的高衙内并非高俅亲生儿子，《隋唐演义》中杨林手下“十三太保”都是干儿子，明末的魏忠贤不过是一个被阉割的地痞，可是从中央大员到地方文武百官几乎全部拜在他的脚下当干儿子、干孙子、干重孙子，这些干儿子飞扬跋扈一点也不比亲儿子逊色。而《水浒》中的高衙内，此人是“专一爱垢人家妻女”的“花花太岁”，虽然有这个爱好，但没有涉足政坛，也没有包办诉讼批条子，比起另一个“秦衙内”来，只不过是一个乡下的土鳖子，根本没有曾经沧海的本事。

秦衙内名熹，本来姓王，是权奸秦桧大舅子的儿子，过继给老秦家。秦桧深受高宗的宠信，两度参与枢机。父荣子贵，鸡狗升天，秦衙内也官居枢密使（相当于现在国防部长五星上将），被称为“小相”。

父子狼狈为奸，权势熏天。殷鉴未远，从北宋到南宋，从高衙内到“秦衙内”，本事是越来越大，符合从猴子到人的达尔文进化理论。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5年）春，秦衙内到茅山拜祭祖先坟墓，前呼后拥，趾高气扬。事毕，在华阳观题诗一首：“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峰秀气回。会散宝珠何处去，碧岩南洞白云堆。”

诗的水平只是宋代诗歌爱好者文学青年的水平，但作陪的金陵太守却大肆吹捧，还要工匠马上将它刻于木板，挂在华阳观主殿的大梁上。到晚上，秦衙内到殿上观赏自己的大作，发现诗旁有字，嘱人爬上梯子一看，原来是一首和诗：

富贵而骄是祸魁，朱颜绿鬓几时回。荣华富贵三春梦，颜色馨香土一堆。

看到这首诗，陪同的金陵市长和华阳观道长因害怕秦氏父子责罪吓得魂飞魄散，当年冬天先后在惊惶中死去。不久，秦桧病死，秦衙内随即被罢官。

回到《水浒》的高衙内，高衙内像没有成人的家伙，整日带着几个帮闲拿着弹弓、吹筒、粘竿追女人。并且《水浒》写到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子时有这样几句话：“原来高衙内不晓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还晓得时，也没这场事。”可见这家伙还有点分寸。李贽评论到：“衙内不知事”确实是看到了骨子里。随后李贽又道：“独恨高俅害人、陆谦卖友，都差鲁智深打他三百禅杖。”比起高俅和陆谦，高衙内是上不了台面的，他的级别还嫩得很。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这是一句大家常引用的话。我们可以还原一下宋代的高衙内见到林冲娘子的场面：其时林娘子正在朝拜观音菩萨，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恰好也是“五一长假”来拜神，正好和林冲娘子打了个照面，于是高衙内的眼一下子被拉直了。也许那时候林太正是二十出头风华绝代的年纪。少妇风情，***是***，臀部是臀部。

但我不是黄色笔墨，只是我的心理并不阴暗，美女就是美女，反正林太的长相一下子就把高衙内给俘虏了。高衙内的心跳加速，到手的肥羊肉不能跑了。于是一递眼色，手下的闲汉把林太包围起来，开始语言挑逗。这时，女人的路有两条：如果不是潘金莲，就是一个大耳刮子甩过去了。林太也不吝啬，伸手就赏了个。高衙内受了赏，一张脸就像腮上红叶。正想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林冲来了。

按正常的逻辑，林冲一进门就一把拽过高衙内，一拳头送过去，就像鲁达拳打镇关西，也让高衙内开个酱油铺。但就在拳头行将扁到高衙内脸上的瞬间，林冲停住了，好像拳头被套上了笼头，“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得是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顿时先自软了。想那林冲何等英雄，为何有不敢打的时候？林冲道：“原本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权且让他这一次。”那太尉是林冲的上级，“不怕官只怕管。”原来，这拳头也是认得人、识时务的，不是打得赢就能随便打。并且，高衙内也只是性骚扰，并没有别的举动。但是后来呢，高衙内整天捂着被林太耳刮子贴过的半边脸，思念林冲娘子，其实要不是林冲的朋友陆谦卖友求荣，事情说不定就结束了。但高衙内对女人的追逐，只是使林冲一家哭。历史上，一路哭的悲剧也多了去了。如果给坏人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高衙内得分也不是最坏的，你说是不？

锦绣手，其人饿死——说蔡京

说《水浒》和《金瓶梅》，论北宋的覆亡，蔡京不能逸出我们的视野。这是一个满腹心计、奸诈猾贼、嗜权罔利的太平宰相，人们说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由一个小县尉窜居相位，真是可堪玩味。在宋徽宗身边二十年，玩徽宗于股掌之上，最后把整个北宋玩死拉倒。

公正地说，蔡京是智商和情商超乎寻常的人。在他出世的前一年，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在蔡京四岁的时候，他就头晃脑地背诵下了这个名篇。

人都有童年，从蔡京的童年和他孙子的童年比较，你就会生出感慨，爱孩子是母鸡也会的事情，但聪敏虽是父子儿孙也是不可遗传的，史书载：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一日，京戏问之曰：“汝曹日啖饭，试为我言米从何处出。”其一人遂对曰：“从臼子里出。”京大笑。其一从旁应曰：“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盖京师运来，以席囊盛之，故云。

这些生长在富贵之家的膏粱子孙，不懂得粒粒辛苦的庄稼的耕耘、收获，有道是米从石臼里舂出的，有道是米是从草席的袋子里倒出来的。远离土地和汗水的儿孙是没根的，这些儿孙最后的出息能到哪里，是可以早早判定的。

蔡京出身底层，当时的福建还是偏远之地，蔡京凭借自己的努力与见风使舵的功夫，在政坛开始崭露头角。这是一个善于利用机会、把握机会的人，也是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目的论者。蔡京考中进士的时候，正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年，蔡京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凭借弟弟的关系，和王安石攀上关系就成了新党。蔡京登第后只是钱塘县尉，其弟蔡卞系王安石之婿，通过胞弟的裙带，投机钻营，支持变法，遂拜中书舍人，兄弟同掌起草诏命之事。后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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