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得好与死得巧——说托塔天王晁盖

晁盖可以不死吗？这个问题有点突兀，确实晁盖在江湖黑道上算是个心总是太软的厚道人，他不似宋江那样奸诈有权谋。

晁盖的绰号叫托塔天王，这名字在《封神演义》、《西游记》是李靖的绰号。但我一直对托塔天王不感冒，在以孝道为尚的国度，李靖的形象有点刻板不苟言笑，脸板如臀。最让人感慨的是哪吒的剔骨还父，哪吒之父李靖虽然后来册封为托塔天王，但在中国神话体系之中始终是个三流的三陪角色。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主儿，儿子闯了祸无力保护。儿子主动拆骨肉还父母，以示划清界限，李靖也看不出有何表现。拿了幼子的骨肉做什么去了，是换取苟安和乌纱？

《封神演义》中哪吒父子的矛盾冲突是以哪吒大闹龙宫而引发，四海龙王擒住李靖夫妇，哪吒曰：“我今日剖腹、剜肠、剔骨肉，还于父母，不累双亲。”于是以剑刎项自尽。《西游记》第八十三回中的叙述与此大同小异：“这太子三朝儿就下海净身闯祸，踏倒水晶宫，捉住蛟龙要抽筋为绦子。天王知道，恐生后患，欲杀之。哪吒奋臂，将刀在手，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二保存了一条与此段情节相关的材料：“哪吒太子拆肉还母、拆骨还父，然后现本身，运大神通，为父母说法”，这是生与死的辩证，那个幼年无依的魂魄附于莲花莲叶而复生。所以我们的历史上就始终有一个发绾双髻、胸围红肚兜的白胖小子了。

《水浒》里晁盖的绰号，在书里写得明白，“托塔天王”这个称呼来源于晁盖居住的东溪村和邻居西溪村之间的一场内战。东溪西溪二村的天然疆域分界线是贯穿两村之间的一条大溪，传说里面闹水鬼，为了保境安民，西溪村凿了一座青石塔压在溪边，希望水鬼都跑到对面去。晁盖听说后大怒，淌过小溪，撸起袖子便把塔托起放在自家这一边，平定了矛盾。其实托塔天王绰号的前身是铁天王。

在《水浒》成书之前，宋末元初的龚开根据当时民间传说写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对铁天王晁盖的赞语是这样说的：“毗沙天人，证紫金躯；顽铁铸汝，亦出洪炉。”翻译成现在的郓城话就是：“掌上托着舍利古塔的毗沙天王，是紫金铸就的身躯；而铁天王晁盖也是洪炉里百炼的纯钢。”“托塔天王”就是“毗沙天人”的俗称。

《大宋宣和遗事》中就有不少晁盖的记载。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就有他。但是这个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与《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相比，有诸多的不同。押送者不是青面兽杨志，而是县卫马安国。天太热，马安国主动买酒喝，不是白日鼠而是晁盖等用蒙汗药麻倒了那些军汉。再是，生辰纲被劫，作案现场留下了写有“酒海花家”字样的酒桶，官府顺藤摸瓜，问出了劫取生辰纲的主犯，为首的是在郓城县石碣村（不是《水浒传》里说的东溪村）居住、人号唤做铁天王的晁盖以及其他七人姓名。而《水浒传》里，白胜只招出了晁盖一人，其他六人他都不认识。由于宋江报信，私放晁盖，晁盖也就率领参加劫取生辰纲的另七人（《水浒传》里，白胜被捕，晁盖只带了吴用、刘唐、公孙胜及三阮共七人上梁山），去太行山落草去了。再就是，宋江杀阎婆惜，遭官府搜捕，躲进了九天玄女庙，官兵走后，宋江见供桌上有份天书，打开看时有三十六人姓名。这三十六人名单的最后一位，写的就是铁天王晁盖。

到了宋代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晁盖的名字又向前移了几位。由《大宋宣和遗事》中的第三十六位升至三十三位。而在《水浒传》里，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晁盖火并了王伦，被林冲推举做了梁山的第二代领导人。

但是，在《大宋宣和遗事》里，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后，便上了梁山泊落草为寇，与卢俊义等押送花石纲的一班人结为兄弟，晁盖被大家尊为大头领。宋江得到九天玄女的天书后，“只得带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注：即李俊）等九人，直奔梁山泊上，寻那哥哥晁盖。及到梁山泊上时分，晁盖已死”。晁盖因何而死，《大宋宣和遗事》里没有介绍。

但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晁盖死得好，避免了自己的尴尬和把宋江陷入不义的那种境地，我们看宋江大闹江州城后，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十恶不赦了。在他的动员下，大批江州劫法场的好汉纷纷跟随他上了梁山。新旧两支部队在梁山拥抱欢呼会师后，这队伍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聚义厅上众好汉立正稍息分站两排，左边是晁盖的旧部，是林冲、刘唐、阮氏三兄弟、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并且杜、宋、朱属于梁山第一代领导的遗产，心里怀念前朝也不好说。右边站着二十七人，金圣叹评点道：“中间只萧让、金大坚非宋江旧识。”此时的宋江是有点膀子乍，因为黑道的潜规则——实力决定命运。

因此，在文革中毛泽东在评《水浒传》时说宋江“屏晁盖另一百零八人之外”，此言不虚。

有人在《水浒传》中更读出了宋江上了梁山之后，有意架空晁盖，想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除非公虎与母虎”。

这梁山之上，岂能容下二主呢？我的家乡与郓城搭界，那里还有一句乡土的话更直白：“一个槽上不能拴俩叫驴”。两个叫驴在一块不是同性相吸，而是排斥，互相踢咬使绊子打黑锤，怎么办呢？只能让晁盖早点死掉，宋江才能名正言顺地当上老大。果然，施耐庵是谙熟历史的，笔下安排晁盖在攻打曾头市时，不听劝阻，求胜心切，贸然用兵，结果被史文恭毒箭射中，医治无效，一命呜呼。其实这也怪不得晁盖，要怪只能怪那一匹照夜玉狮子马，那一阵没来由的风，那一只没着头的箭，那一张天样的纸，还有那冥冥之中不可择的运数。但我们在元明杂剧中，如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等，凡有宋江的戏，宋江一上场就会说：“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某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送配江州牢城营，路打这梁山过，遇见晁盖哥哥，救某上山。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推某为头领……”在一些元明杂剧中，晁盖是死在三打祝家庄之时的。可是到了《水浒传》里，作者却让晁盖死于攻打曾头市。早死晚死都是死，只是《水浒传》里晁盖又多吃了几块肉，多喝了几杯酒而已。

其实，宋江一到梁山，晁盖就想让出第一把交椅，感谢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却连连摆手，十分谦虚：“仁兄，论年龄，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金圣叹在此评点为“权诈之极”。是的，初来乍到，有个过程，火到猪头烂，火候不到，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宋江能拿捏得准。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谈话，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当毛谈及傅斯年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有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吴广之流只是因缘际会，带头举一下梭镖、大刀、长矛，最后收拾残局的要等待刘邦、项羽。其实从这点看晁盖和宋江的关系是最明白不过了，晁盖早死了，死得好，也死得巧，他一死，他的招牌“聚义厅”便被换下来，宋江的题词上去了，“忠义堂”。我们的历史上亲兄弟、亲父子、干爹、干儿之间，为权利撕咬，最后身首异处者也多矣。梁山避免了“杀兄逼父”的惨烈，“烛影斧声”的残酷，但那种权力更迭的规律是施耐庵无法更改的，只是晁盖死得不明不白，给历史留一笔糊涂账。

作为《水浒》故乡人，对一些《水浒》人物自然挂心萦怀。在郓城城南有晁庄，有朋友曾带我去过，曾看到了《晁氏宗谱》。这谱从宋代修起，《晁氏宗谱》自其一世祖——工部侍郎晁迪始，脉络基本清晰，然而奇怪的是却找不到晁盖的名字，族长告诉我们，晁氏世世代代辅佐朝廷，为名门望族，岂能容得下被称为草寇的晁盖，依照族规，要逐出家门，生不入宗谱，死不入祖茔，亲生父母都不会承认这个儿子。但由于晁盖影响甚大，故族人将其“砍头入谱”，即将“蓋”字去掉草头，只有晁氏族人知道其中的奥秘。经过指点果然在宗谱中找到一个孤零零的“盍”字，既无说明，又不入世系，甚至连生身父母都不知何人，尽管如此，可晁氏族人却世代相传为晁盖后人，村里孩子唱了一首童谣：

“聚义厅尽英雄，晁盖他是第一名，打贪官反朝廷，分衣分粮救贫穷。”

我想，这当是文革中识字的农民，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在被窝里写下的，歌唱晁盖、批判宋江，发动农民写诗，是当时比种庄稼更紧迫的任务。百姓不种庄稼而写诗，即使晁盖再生，在黄泥岗再也劫掠不到生辰纲里的金银财宝了，只能是一本一本的诗集。

爱艺术不爱江山——说宋徽宗

陈寅恪先生对宋代评价甚高，那是一个文人比较舒服的时代，大宋朝立国的时候，留下祖训：“不杀文人”，而北宋的第八位天子徽宗就是一个文人兼浪子，文人气浓厚，文人的一切东西，样样当行，治国的事情一窍不通。在他做皇帝的晚期，出现了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宣和时代。

有一个词用在宣和时代最恰当——浮华盛世。那时的都城东京汴梁，人口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我们知道，北宋虽然外患深重，但国内安定。宋初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当时铁的年产量远超唐代，造船、造纸、印刷技术更为先进。北宋时，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而宋都开封更成为了全国的商业中心。

开封在北宋时又称东京（东都或汴京）。据史载，东京的手工业、商业多达一百六十行，沿街店铺林立。闹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通宵不绝。在京都市场上，各地货物琳琅满目，甚至日本、朝鲜、阿拉伯等国的商品亦有买卖。而北宋为了应付贸易及商业发展的需要，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社会经济的发达，当时处在世界的头把交椅的位置。

北宋覆亡后，宋人孟元老曾撰《东京梦华录》，来怀恋逝去的美妙时光，笔下详尽描摹东京的繁华。当时开封城中有闹市、有酒楼、有茶馆、有妓院，城中夜市至三更方尽，五更时分又再燃灯开张，夜以继日，人烟不断，可谓“不夜城”。张择端曾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写人们在清明时节上坟的风俗。上河是宋时民间对清明祭祖坟之谓，意同“上冢”。这画描绘出清明时节东京东角子门内外及汴河两岸的繁荣热闹景象，但见桥上车水马龙，商贩云集，行人络绎不绝，表现出当时世界第一都会的繁荣兴盛。《水浒传》“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一章中，有一篇《绛都春》的诗词，描写的是北宋时期东京街头正月十五元宵之夜景致：

融和初报，乍瑞霭霁色，皇都春早。翠鹇竞飞，玉勒争驰，都闻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色双龙衔照。绛霄楼上，彤芝盖底，仰瞻天表。缥缈风传帝乐，庆玉殿共赏，群仙同到。迤逦御香飘满，人间开嘻笑，一点星球小。隐隐鸣梢声杳，游人月下归来，洞天未晓。

王安石有诗《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曰：“正月端门夜，金舆缥缈中。传觞三鼓罢，纵观万人同。警跸声如在，嬉游事已空。但令千载后，追咏太平功。”

对于正月十五的元宵之夜，他还另有诗句说：“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更是写出了当时灯市如海的盛景。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也曾谈及东京的灯市盛况。在《醉翁谈录》记载，东京的东华门外自正月初即有卖灯的市场，有灯球、灯槊、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灯、镜灯、字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琉璃灯、影灯等，品种繁多，制作精巧。心灵手巧的制灯人，往往将兽角、翎毛、琉璃、皮革、丝绸巧妙运用，将灯造成牡丹、莲荷、曼陀罗等花卉的形状，分光叠翠，效果良好。另有灯品灯组，“采山左右，以采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出水五道，其手动。”系列灯放护城河上组成的“灯桥”，在闹市区街上空悬挂彩索，悬灯于上的“过街灯”，市数十丈的“灯竿”，“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

上元灯展的盛况，叙述最为详尽的还是《东京梦华录》。“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切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菊，踏索上竿……又有猴呈百戏，点跳刃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一新耳目……”

观灯的人们亦形形色色，富人坐的车子，挂灯作饰，精纤华焕。有人用纸作的飞蛾、蜂儿之类，以长竹标之，插在头顶。又有人玩一种火杨梅，以熟枣捣炭丸为弹，傅之铁枝而点火，可谓别有乐趣。

年轻的女子们喜欢佩戴一种小灯球，有刺栗那么大小，像珠翠一样装饰在身上，显得光彩动人。有人说元宵节是中国的情人节，所言不虚，这应该起源于北宋。少男少女，来来往往，搔首踯躅，“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一种兴奋。“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是一种惆怅。

宋徽宗在位二十七年，享受着这“四千年所未有”的浮华盛世。然而在这盛世表面的浮华之下，有着血泪的流淌和暗潮的涌动。可惜宋徽宗沉浸在艺术和游乐的氛围里，不知汴州之后就是杭州，不知歌舞之后就是谢幕和血泪，也不知五国城已给他掘好了墓地。徽宗时代是盛世的临界点，就如开元之后有天宝的“安史之乱”，皇帝逃亡，爱妃吊死。康乾之后有炮舰入侵，皇帝北狩，圆明园化为齑粉。宋徽宗就坐在这盛世所造就的椅子的脂肪上，屁股舒服。王夫之曾评价宋徽宗的盛世浮华，乃是“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在这种“必亡之势”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已经积聚到了来不及挽救的地步，朝廷因花石纲结怨于东南，宣和二年，方腊大呼“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率众起事于浙江。他把《金刚经》中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意错读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此来激起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与反抗。这种曲解经典的做法，与徽宗君臣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一双绝配。事实上，没有徽宗盛世的不顾民生疾苦、一味追求蔡京所设计的“丰亨豫大”，也就没有东南民众的哀愁无告、“是法平等无”。这二者，真真是因果相承，梦醒时分的残破是对梦的最好的收场，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楼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