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九个小时过去了，列车终于到达了北京站。

肉松来车站接我们，在匆匆的人流中，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彭锦夫妇。肉松没什么变化，还是一副爱谁谁的样子，他把头发剪短了，下巴上冒出了不少胡渣，也许是睡眠不足的原因，眼前的他看上去有些憔悴。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发给他一根，他把烟叼在嘴上，我为他点火。

肉松拍着我的肩膀说：“彭锦，你他妈终于来了，咱俩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我和林晓更在肉松的家住了下来，团结湖东门附近的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并不宽敞，光线昏暗，空气污浊，走廊显得拥挤而杂乱，夹杂着精液、香烟和啤酒的味道。北京的地下室似乎都出乎意料地狭长，每个房间都没有窗户，看不到外面的朝起幕落，也听不到街上嘈杂的喧嚣。

肉松的房间乱得一团糟，有点难以形容，床之外的每一寸地方都堆满了烟灰缸、黑胶、cd、乐器、相机和影碟，似乎每一样东西里都隐藏着一些风流韵事。肉松说他刚来北京的时候，比现在住的地方还要潮湿，潮得连放在墙角的吉他都长出蘑菇来了，估计买点肉就能炒个菜了。

肉松每天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就是写歌和练琴。他一般都在凌晨入睡，白天快到中午时起床。这间屋子是朋友转租给他的，屋内没有卫生间，“大号”要去外面的公厕，小便直接用尿壶在屋里解决。这是我和林晓更第一次住地下室，我们都觉得很新鲜。

来北京的第三天，我和林晓更就俗了一把，去了天安门看升旗。我们是骑肉松的自行车去的，我在前面载着她，她从后面抱着我。记得二十年前，全中国最摩登的人物照片都和天安门这个建筑有关，那时候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一个人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手里提着一个标有“上海”牌的皮革包。我在奶奶家的旧相框里经常看到这样的黑白照片，那个时代人的笑脸，那个时代的老军装我一直记忆犹新。

我们到广场的时候，清晨的太阳还没探出头来。早上的天安门广场十分安静，有遛弯的、参观的、锻炼身体的，还有放风筝的。远远望去，能看到很多人在旗杆下肃然站立，他们或抬头或肃穆仰望，等待着天边第一抹朝霞升起，等待着升国旗那一刻的到来。

我们放快脚步，用最快的速度汇入人流，人流由急到缓，最后渐渐地停滞下来。当国旗护卫队的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出来时，所有的大人都在行注目礼，所有的小孩都在行少先队队礼。

看完了升旗，林晓更一边抚摸着广场上的栏杆一边对我说：“彭锦，你快来摸摸，这上面还有北京的温度呢！”

北京实在太大了，去哪都是人，大街上、公车上、地铁上。我和林晓更又都是路盲，永远都没有方向感，总是分不清东南西北，这可难为了我们。就比如坐地铁吧，从西直门出来，我立马就懵在那了，就像迷宫一样，都是立交桥，什么13号线，什么内大街外大街，你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都得靠嘴问，你要是走错了方向，没个十几二十分钟的根本绕不过来。

我向肉松抱怨道：“北京的交通真让人头疼啊，东西还比沈阳的贵。”

肉松苦笑着对我：“到了北京，你俩就是首都人民了，甭管长住暂住，既然生活在首都了，就得享受首都物价。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嘛，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

接下来的几天，肉松带我们去了王府井、三里屯、西单、鼓楼、后海、798艺术区……北京还是让我着迷了，宽敞的马路，干净的楼房，随处的文艺青年和美女，见怪不怪的人们。

转了一大圈之后我发现，老北京所有建筑的屋顶都挺好看的，精致而又不失工艺，那些保留着昔日京城古建筑味道的瓦砖和红墙，是我到北京后感觉到的最深刻的色彩，真希望这些色彩可以一直鲜红下去啊。

2

肉松来北京时间不算长，他一心想在北京实现他的音乐梦。他先后搬了五次家，每次都是逼不得已才搬的，从海淀到朝阳，从东城到宣武，从四环外到五环外，从商业小区到四合院再到城中村。他说他每次找房子的时候总是一边走一边想，为什么别人都活得那么容易呢？真希望自己可以像蜗牛一样，走到哪都背着自己的窝啊！

在北京，肉松组建了一支乐队，但没什么演出机会，偶尔演一场也是在酒吧拼盘，没多少人关注，也分不到什么钱，因为好多酒吧根本不让他唱，都找一些流行歌手唱口水歌。刚开始他穷得身无分文，天天抽都宝，天天吃馒头和方便面，连手纸都买不起，实在没办法了他就去肯德基的厕所偷手纸。

后来他认识了一个酒吧老板，那个老板人不错，也都是东北老乡，就让肉松的乐队在他的酒吧里驻唱，每天翻唱几首许巍和汪峰的歌。肉松总盼着能多来点人，演完能多分一点钱，但有时候台下就一两个观众，给的钱也只够晚上喝一瓶二锅头。不过肉松很乐观，他总是惯用周星驰的口吻安慰自己说：“人若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渐渐地，肉松也穷出经验来了，他说他相信了“生活需要种种技巧”这句话。一位艺术家朋友告诉他，在北京混就必须要混圈子，依靠圈子的力量，才可以混出来。

肉松拍着自己的脑袋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798里面的画廊转，那边几乎每天都有画廊搞画展活动，开幕酒会可以免费进场，只要随便留个名片就行了。我和几个朋友没事就去里面白吃白喝，我们还不敢老去一家吃，怕被熟人认出来，反正挺刺激的，跟游击队似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彭锦！哥们儿那段时间真是太穷了，就差用肥皂洗脸了，出门坐公交车都算计，带空调的不坐，就为能省一块钱。我有什么急事都不敢轻易打车，起价费快赶上沈阳双倍了，司机一打表我心里就打鼓，眼睛死盯着表不放。”

肉松似乎很急切地想对我倾诉，像是准备要发泄心中多年的积怨。我知道他一直想凭自己的兴趣养活自己，可是做乐队真的挺难的，但不管怎么样还是祝福他，希望他能梦想成真。

肉松的乐队在五环边上一个郊区排练，排练室不大，地上放着庞大的音箱和凌乱的电线，墙上贴着各式各样的涂鸦和海报，窗口和门口都被捂上了被子，以降低音量避免扰民。除了吃饭睡觉解决个人问题之外，乐队大部分时间就是弹琴喝酒。北京的夏天很热，几乎每天都在三十七度左右，为了解暑肉松买了一台风扇放在了排练室，但为了省电，肉松给风扇定了时，每晚只开一个小时。

有一天晚上，我和林晓更正在后海溜达，突然接到了肉松的电话。

“彭锦，今天晚上在老wha酒吧有我们乐队的演出，你跟林晓更一块过来玩吧。”

“那必须的，哥们儿必须捧你的场啊。”我回应着。

老wha酒吧在故宫西门，很小但氛围很好，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挤满了人。开场的第一支乐队是新式嘻哈风格，旋律和节奏都特别垃圾。第二支乐队走的是流行金属风格，几个穿黑恤的哥们一直狂甩头发，鼓手还戴着一个骷髅面具，我实在有点听不下去了，点了支烟就到外面坐了一会儿。

肉松的乐队是倒数第二个演的，他穿着黑色的连帽皮衣，在舞台上扶着麦克风，平衡摇晃着身体，还不时地喝上几口啤酒。肉松说这里的老板不错，酒吧给了很多新乐队机会，北京很多大牌乐队的第一次演出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演出结束后，我和肉松坐在酒吧门口边喝酒边聊天。

肉松问我：“你觉得我们今天演得怎么样？”

“挺好啊，朋克十足！”我回答。

肉松叹了口气说：“我觉得我们是今天演得最垃圾的一个。”

我拍拍他说：“我没觉得啊，我觉得挺好的。”

“算了，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的乐队是狗屎，下面根本没几个人看。”

“肉松，你不能这么想，我觉得你们乐队的技术比大学那时候强多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成功吗？”肉松使劲干了一杯酒。

“为什么？”

“没机遇啊，也没钱，现在连乐器都换不起，其实主要还是演出机会太少了。”

“没事，咱还年轻，慢慢来吧。”我嘘了一口气说。

“说句实在的，以前我老觉得一分钱根本不叫钱，可来北京以后我才发觉，原来一分钱也是钱啊，真的是钱啊。啥也不说了，说多了全他妈是眼泪。”肉松拍了拍我的肩膀。

“肉松，你现在有啥计划没？我觉得你还是先找个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做乐队，这样能平衡一些。”

“我也想过，可我也不会做别的啊，我也不想天天挤公交车，太他妈痛苦了。”

“也是！那你家里呢？你父母赞成你玩乐队吗？”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北京干什么，都以为我上班呢，我也没跟他们说，但最近他们还是知道了。”

“咋知道的？”

“听大学一个女同学说的，但我妈并没有反对，她说希望我能把音乐当成一个爱好，尽量不要靠音乐吃饭，能给自己将来留一条后路。”

“你妈真好，真的，我觉得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能理解孩子的梦想。”

肉松迟疑了片刻，动情地说：“彭锦，你知道吗，其实哥们儿的梦想挺简单的。真的，特简单！我就是想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录音室，最好在北京边上，有一个能看见外面的小窗户，还能看见火车什么的，然后我能靠做音乐谋生，可以一直为姑娘写歌，能接演出，能养活女朋友，能买乐器和唱片，来了朋友能请他们吃饭，还可以去别的城市巡演。真的就这么简单，以前在沈阳我就想过这样的生活，现在到北京了我还是想要这些。真的，一点都没变。”

在酒吧门口，我和肉松聊了很多，也喝了很多酒，我觉得我们俩都变了，但具体又说不清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完演出，散场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空虚和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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