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运河下海运

江南运河，自杭州北郭务至谢村北，为十二里洋，为塘栖，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陆桥入崇德界，过松老抵高新桥，海盐支河通之。绕崇德城南，转东北，至小高阳桥东，过石门塘，折而东，为王湾。至皁林，水深者及丈。过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门镇，北为分乡铺，稍东为绣塔。北由嘉兴城西转而北，出杉青三闸，至王江泾镇，松江运艘自东来会之。北为平望驿，东通莺脰湖，湖州运艘自西出新兴桥会之。北至松陵驿，由吴江至三里桥，北有震泽，南有黄天荡，水势澎湃，夹浦桥屡建。北经苏州城东鲇鱼口，水由bc塘入之。北至枫桥，由射渎经浒墅1111关，过白鹤铺，长洲、无锡两邑之界也。锡山驿水仅浮瓦砾。过黄埠，至洛社桥，江阴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为常州，漕河旧贯城，入东水门，由西水门出。嘉靖末防倭，改从南城壕。江阴，顺塘河水由城东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兴钟溪之水入之。又西，直渎水入之，又西为奔牛、吕城二闸，常、镇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节宣，后并废。其南为金坛河，溧阳、高淳之水出焉。丹阳南二十里为陵口，北二十五里为黄泥坝，旧皆置闸。练湖水高漕河数丈，一由三思桥，一由仁智桥，皆入运。北过丹徒镇有猪婆滩，多软沙。丹徒以上运道，视江潮为盈涸。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风，由此浮於江，与瓜步对。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馀里，皆平流。历嘉而苏，众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渐高仰，水浅易泄，盈涸不恒，时浚时壅，往往兼取孟渎、德胜两河，东浮大江，以达扬泰。

洪武二十六年尝命崇山侯李新开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阳输挽及大江风涛之险。而三吴之粟，必由常、镇。三十一年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

永乐间，修练湖堤。即命通政张琏发民丁十万，浚常州孟渎河，又浚兰陵沟，北至孟渎河闸，六千馀丈，南至奔牛镇，千二百馀丈。已，复浚镇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达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则改从孟渎右趋瓜洲，抵白塔，以为常。

宣德六年从武进民请，疏德胜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胜北入江，直泰兴之北新河。由泰州坝抵扬子湾入漕河，视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并通，皆可济运矣。

正统元年，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旧有水车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请支官钱置车。”诏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缩。八年，武进民请浚德胜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浚孟渎。巡抚周忱定议浚两河，而罢北新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而常、镇漕河亦疏浚焉。

景泰间，漕河复淤，遂引漕舟尽由孟渎。三年，御史练纲言：“漕舟从夏港及孟渎出江，逆行三百里，始达瓜洲。德胜直北新，而白塔又与孟渎斜直，由此两岸横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书石璞措置。会有请凿镇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阳，以避孟渎险者。镇江知府林鹗以为迂道多石，坏民田墓多，宜浚京口闸、甘露坝，道里近，功力省。乃从鹗议。浙江参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坝，置石闸以蓄泉。亦从其请。而浚德胜河与凿港之议俱寝。然石闸虽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孟渎。

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言，粮艘从镇江里河为便。帝以为然，命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浚奔牛、新港之淤。巡抚崔恭又请增置五闸。至成化四年，闸工始成。於是漕舟尽由里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渎河口与瓜、仪诸港俱三年一浚。孟渎宽广不甚淤，里河不久辄涸，则又改从孟渎。

弘治十七年，部臣复陈夏港、孟渎远浮大江之害，请亟浚京口淤，而引练湖灌之。诏速行。正德二年复开白塔河及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十四年从督漕都御史臧凤言，浚常州上下里河，漕舟无阻者五十馀载。

万历元年又渐涸，复一浚之。岁贡生许汝愚上言：“国初置四闸：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吕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泄。自丹阳至镇江蓄为湖者三：曰练湖，曰焦子，曰杜墅。岁久，居民侵种，焦、杜二湖俱涸，仅存练湖，犹有侵者。而四闸俱空设矣。请浚三湖故址通漕。”总河傅希挚言：“练湖已浚，而焦子、杜墅源少无益。”其议遂寝。未几，练湖复淤浅。

五年，御史郭思极、陈世宝先后请复练湖，浚孟渎。而给事中汤聘尹则请於京口旁别建一闸，引江流内注，潮长则开，缩则闭。御史尹良任又言：“孟渎渡江入黄家港，水面虽阔，江流甚平，由此抵泰兴以达湾头、高邮仅二百馀里，可免瓜、仪不测之患。，至如京口北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风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夹岸洲田十馀里，以便回泊。”御史林应训又言：“自万缘桥抵孟渎，两厓陡峻，雨潦易圮，且江潮涌沙，淤塞难免。宜於万缘桥、黄连树各建闸以资蓄泄。”又言：“练湖自西晋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云阳，堤名练塘，又曰练河，凡四十里许。环湖立涵洞十三。宋绍兴时，中置横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闸。八十四溪之水始经辰溪冲入上湖，复由三闸转入下湖。洪武间，因运道涩，依下湖东堤建三闸，借湖水以济运，后乃渐堙。今当尽革侵占，复浚为湖。上湖四际夹阜，下湖东北临河，原埂完固，惟应补中间缺口，且增筑西南，与东北相应。至三闸，惟临湖上闸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闸，更设减水闸二座，界中、下二闸间。共革田五千亩有奇，塞沿堤私设涵洞，止存其旧十三处，以宣泄湖水。冬春即闭塞，毋得私启。盖练湖无源，惟藉潴蓄，增堤启闸，水常有馀，然后可以济运。臣亲验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来，惧其易泄；下湖地平衍，仅高漕河数尺，又常惧不盈。诚使水裕堤坚，则应时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议。

十三年，镇江知府吴捴谦复言：“练湖中堤宜饬有司春初即修，以防冲决，且禁势豪侵占。”从之。十七年浚武进横林漕河。

崇祯元年，浚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礼建《漕河议》，言：“神庙

初，先臣宝著《漕河议》，当事采行，不开河而济运者二十馀年。后复佃湖妨运，岁累畚锸。故老有言，“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平”，是可知挑河无益，蓄湖为要也。今当革佃修闸，而高筑上下湖围埂，蓄水使深。且漕河闸座非仅京口、吕城、新闸、奔牛数处而已，陵口、尹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犊山节节有闸，皆废去，并宜修建。而运道支流如武进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议河、越渎河，胜村溪之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之小闸口，皆应急修整。至奔牛、吕城之北，各设减水闸。岁十月实以土，商民船尽令盘坝。此皆旧章所当率由。近有欲开九曲河，使运船竟从泡港闸出江，直达扬子桥，以免瓜洲启闸稽迟者，试而后行可也。回空粮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庄设闸启闭。数役并行，漕事乃大善矣。”议不果行。

江漕者，湖广漕舟由汉、沔下浔阳，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阳而会於湖口，暨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之舟，同浮大江，入仪真通江闸，以溯淮、扬入闸河。瓜、仪之间，运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饷辽卒者，从仪真上淮安，由盐城泛海；饷梁、晋者，亦从仪真赴淮安，盘坝入淮。江口则设坝置闸，凡十有三。浚扬子桥河至黄泥湾九千馀丈。永乐间，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夹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浚仪真坝河，后定制仪真坝下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渎河皆三年一浚。宣德间，从侍郎赵新、御史陈祚请，浚黄泥滩、清江闸。成化中，建闸於仪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复开之，既又於总港口建闸蓄水。仪真、江都二县间，有官塘五区，筑闸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为业，真、扬之间运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钺请复五塘。从之。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言：“仪真江口，去闸太远，请於上下十数丈许增建二闸，随湖启闭，以截出江之船，尽令入闸，庶免迟滞。”疏上，议行。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渎河与泰兴北新河，皆浙漕间道也。自陈瑄始开。宣德间，从赵新、陈祚请，命瑄役夫四万五千馀人浚之，建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闸。正统四年，水溃闸塞，都督武兴因闭不用，仍自瓜洲盘坝。瓜洲之坝，洪武中置，凡十五，列东西二港间。永乐间，废东坝为厂，以贮材木，止存西港七坝。漕舟失泊，屡遭风险。英宗初年，乃复浚东港。既而巡抚周忱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漕舟稍分行。自镇江里河开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径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险远，舍而不由矣。

卫漕者，即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至临清与会通河合，北达天津。自临清以北皆称卫河。详具本《志》。

白漕者，即通济河。源出塞地，经密云县雾灵山，为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会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经通州，合通惠及榆、浑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赖以通漕。杨村以北，势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涨苦潦，冬春水微苦涩。冲溃徙改颇与黄河同。耎儿渡者，在武清、通州间，尤其要害处也。自永乐至成化初年，凡八决，辄发民夫筑堤。而正统元年之决，为害尤甚，特敕太监沐敬、安远侯柳溥、尚书李友直随宜区画，发五军营卒五万及民夫一万筑决堤。又命武进伯硃冕、尚书吴中役五万人，去河西务二十里凿河一道，导白水入其中。二工并竣，人甚便之，赐河名曰通济，封河神曰通济河神。先是，永乐二十一年筑通州抵直沽河岸，有冲决者，随时修筑以为常。迨通济河成，决岸修筑者亦且数四。万历三十一年从工部议，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著为令。

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凿。由大通桥东下，抵通州高丽庄，与白河合，至直沽，会卫河入海，长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闸，蓄水济运，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浑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渐废。

永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东牛栏庄及青龙华家bg1111山三闸，水冲决岸。”命发军民修治。明年复言：“自西湖、景东至通流，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从之。未几，闸俱堙，不复通舟。

成化中，漕运总兵官杨茂言：“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又有议於三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议，遣尚书杨鼎、侍郎乔毅相度。上言：“旧闸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时水在宫墙外，舟得入城内海子湾。今水从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复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经山陵，恐妨地脉。又一亩泉过白羊口山沟，两水冲截难引。若城南三里河旧无河源，正统间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阳桥东南ah下地，开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浑河。旧渠两岸多庐墓，水浅河窄，又须增引别流相济。如西湖草桥源出玉匠局、马跑等地，泉不深远。元人曾用金口水，汹涌没民舍，以故随废。惟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导入西湖。请浚西湖之源，闭分水清龙闸，引诸泉水从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馀则从都城外壕流转，会於正阳门东。城壕且闭，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桥闸河随旱涝启闭，则舟获近仓，甚便。”帝从其议。方发军夫九万修浚，会以灾异，诏罢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万人浚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张家湾河道，则以渐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王诏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议。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馀里，浚泉三，增闸四，漕舟稍通。然元时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独引一西湖，又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正德二年尝一浚之，且修大通桥至通州闸十有二，坝四十有一。

嘉靖六年，御史吴仲言：“通惠河屡经修复，皆为权势所挠。顾通流等八闸遗迹俱存，因而成之，为力甚易，岁可省车费赀二十馀万。且历代漕运皆达京师，未有贮国储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为然，命侍郎王軏、何诏及仲偕相度。軏等言：“大通桥地形高白河六丈馀，若浚至七丈，引白河达京城，诸闸可尽罢，然未易议也。计独浚治河闸，但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二水门，南浦、土桥、广利三闸皆阛阓衢市，不便转挽。惟白河滨旧小河废坝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坝，宜修筑之，使通普济闸，可省四闸两关转搬力。”而尚书桂萼言不便，请改修三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一清言：“因旧闸行转搬法，省运军劳费，宜断行之。”璁亦言：“此一劳永逸之计，萼所论费广功难。”帝乃却萼议。

明年六月，仲报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地势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时加浚治。管河主事宜专委任，毋令兼他务。官吏、闸夫以罢运裁减，宜复旧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关外。剥船造费及递岁修艌，俱宜酌处。”帝以先朝屡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阅月工成，诏予赏，悉从其所请。仲又请留督工郎中何栋专理其事，为经久计。从之。九年擢栋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时，仲出为处州知府，进所编《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馆，采入《会典》，且颁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达京师，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蓟州河者，运蓟州官军饷道也。明初，海运饷蓟州。天顺二年，大河卫百户闵恭言：“南京并直隶各卫，岁用旗军运粮三万石至蓟州等卫仓，越大海七十馀里，风涛险恶。新开沽河，北望蓟州，正与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馀里而径，且水深，其间阻隔者仅四之一，若穿渠以运，可无海患。”下总兵都督宋胜、巡按御史李敏行视可否。胜等言便，遂开直沽河。阔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浚，二十年再浚，并浚鸦鸿桥河道，造丰润县海运粮储仓。正德十六年，运粮指挥王瓚言：“直沽东北新河，转运蓟州，河流浅，潮至方可行舟。边关每匮饷，宜浚使深广。”从之。初，新河三岁一浚。嘉靖元年易二岁，以为常。十七年浚殷留庄大口至旧仓店百十六里。

丰润环香河者，浚自成化间，运粟十馀万石以饷蓟州东路者也。后堙废，饷改蓟州给，大不便。嘉靖四十五年从御史鲍承廕请，复之，且建三闸於北济、张官屯、鸦鸿桥以潴水。

昌平河，运诸陵官军饷道也。起巩华城外安济桥，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浅三十里难行。隆庆六年大浚，运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四万石，遂成流通。万历元年复疏巩华城外旧河。

海运，始於元至元中。伯颜用硃清、张瑄运粮输京师，仅四万馀石。其后日增，至三百万馀石。初，海道万三千馀里，最险恶，既而开生道，稍径直。后殷明略又开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风利，自浙西抵京不过旬日，而漂失甚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汤和造海舟，饷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运莱州洋海仓粟以给永平。后辽左及迤北数用兵，於是靖海侯吴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硃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督江、浙边海卫军大舟百馀艘，运粮数十万。赐将校以下绮帛、胡椒、苏木、钱钞有差，民夫则复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辽东军饷赢羡，第令辽军屯种其地，而罢海运。

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粮四十九万馀石，饷北京、辽东。二年，以海运但抵直沽，别用小船转运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广储蓄。四年定海陆兼运。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於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黄，陆运赴卫河，入通州，以为常。陈瑄上言：“嘉定濒海，当江流之冲，地平衍，无大山高屿。海舟停泊，或值风涛，触坚胶浅辄败。宜於青浦筑土为山，立堠表识，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险不为患。”诏从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馀丈。赐名宝山。御制碑文纪之。

十三年五月复罢海运，惟存遮洋一总，运辽、蓟粮。正统十三年减登州卫海船百艘为十八艘，以五艘运青、莱、登布花钞锭十二万馀斤，岁赏辽军。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进大学衍义补，请寻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宜访素知海道者，讲求勘视。”其说未行。弘治五年，河决金龙口，有请复海运者，朝议弗是。

嘉靖二年，遮洋总漂粮二万石，溺死官军五十馀人。五年停登州造船。二十年，总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涩，言：“海运虽难行，然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建闸直达安东，南北悉由内洋而行，路捷无险，所当讲求。”帝以海道迂远，却其议。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言：“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皆可湾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间开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风。初允其议，寻以御史刘翾疏沮而罢。是年，从给事中胡应嘉言，革遮洋总。

隆庆五年，徐、邳河淤，从给事中宋良佐言，复设遮洋总，存海运遗意。山东巡抚梁梦龙极论海运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岛人商贾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胶各运米麦至天津，无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舟由近洋，岛屿联络，虽风可依，视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风顺而柔，此时出海可保无虞。”命量拨近地漕粮十二万石，俾梦龙行之。

六年，王宗沐督漕，请行海运。诏令运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关东北历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鰲山卫、大嵩卫、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历竹岛、宁津所、靖海卫，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西历宁海卫，皆海面。自福山之罘岛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门等岛，西历桑岛、母已岛，自母已西历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自海仓西历淮河海口、鱼儿铺，西北历侯镇店、唐头塞；自侯镇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沟河入直沽，抵天津卫。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坏粮运七艘，漂米数千石，溺军丁十五人。给事、御史交章论其失，罢不复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山东副使於仁廉复言：“饷辽莫如海运，海运莫如登、莱。盖登、莱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顺口仅五百馀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门、鼍矶、皇城等岛居其中，天设水递，止宿避风。惟皇城至旅顺二百里差远，得便风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辽，则大洋无泊；淮安至胶州，虽仅三百里，而由胶至登千里而遥，礁碍难行。惟登、莱济辽，势便而事易。”时颇以其议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行海运，特设户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长庚传》。

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载米数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风者五日，行仅一旬。帝大喜，加廷扬户部郎中，命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度。山东副总兵黄廕恩亦上海运九议，帝即令督海运。先是，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自登州直输宁远，省费多。寻命赴淮安经理海运，为督漕侍郎硃大典所沮，乃命易驻登州，领宁远饷务。十六年加光禄少卿。福王时，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粮务。南都既失，廷扬崎岖唐、鲁二王间以死。

当嘉靖中，廷臣纷纷议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言：“在昔海运，岁溺不止十万。载米之舟，驾船之卒，统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运辄主丘浚之论，非达於事者也。”

【译文】

长江南面的运河，从杭州北郭务到谢村北面，有十二里洋，有塘栖，德清之水流入其中。

越过北陆桥进入崇德地界，经过松老到达高新桥，海盐支河通到运河。

绕过崇德城南，转而向东北，到达小高阳桥束面，经过石门塘，转而向东，是王湾。

到了卑林，水深的地方达到一丈。

经过永新，进入秀水地界，越过陡门镇，向北为分乡铺，稍稍向东为绣塔。

向北经由嘉兴城西转而再向北流，出了杉青三处闸门，到达王江泾镇，松江运输的船从束来会合于此。

向北是平望驿，向东到达莺脰湖，湖州运输船从西出于新兴桥会合于此。

向北到松陵驿，经由昊江到三里桥，向北有震泽，向南有黄天荡，水势浩大，夹浦桥多次修建。

向北经过苏州城东鲇鱼口，河水经由盘塘流入其中。

向北到达枫桥，从射渎经过游墅关，经过白鹤铺，是长洲、无锡两邑的地界。

锡山驿水深仅可浮瓦砾。

经过黄埠，到达洛社桥，江阴九里河的水与此相通。

西北为常州，漕河从前穿城而过，从柬水门进，经由西水门出去。

嘉靖末年，为防御倭寇入侵，改从南城护城河经过。

江阴，顺着塘河水经由城柬通过丁堰，沙子湖在它的西南，宜兴锺溪的水流入其中。

又向西，直渎水流入其中，又向西是奔牛、吕城二闸门，常州、镇江地界于其中，都有月河来辅助控制和排泄，后来一并废弃。

它的南面是金坛河，溧阳、高淳的水出于此。

丹阳南二十里是陵口，向北二十五里是黄泥坝，从前都建置有闸门。

练湖水高于漕河数丈，一处经由三思桥，一处经由仁智桥，都流入运河。

向北经过丹徒镇，有猎婆滩多细软的浮沙。

丹徒以上的漕运河道，根据江水的涨落而或盈或涸。

经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堤绵延二十丈，可以藏舟避风，从这里泛舟于长江，与瓜步相对。

从北郭到京口首尾八百余里，全都是平稳水流。

经过嘉兴和苏州，众多水流所聚集，到常州以西，地势逐渐高仰，水浅容易排泄，涨满和干涸不固定，时而疏通时而堵塞，常常同时取道孟渎、德胜两河，向东泛舟于大江，以到达扬州、泰州。

洪武二十六年，曾经命令崇山侯李新开通溧水胭脂河，用来通畅浙江漕运，避免丹阳运送物资和大江风浪的危险。

而三昊的谷粮，必定经由常州、镇江。

三十一年，疏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

丞乐年间，修筑练湖堤岸。

就命令通政张跶调集民工十万，疏通常州孟渎河，又疏通兰陵沟，往北到达孟渎河闸，六干余丈，往南到达奔牛镇，一千二百余文。

随后又疏通镇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使到达长江。

漕运之船从奔牛逆行于京口，河水干枯就改道从垂遗往右直奔瓜洲，到达白塔，以此为常规。

童德六年，依从武进百姓的请求，疏通德胜新河四十里。

八年，工程竣工。

漕运之船从德胜北进入长江，直达泰兴的北新河。

从泰州坝到达扬子湾进入漕河，比照经由白塔来更加方便。

于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一起畅通，都可以通航运输了。

正统元年，朝廷大臣上奏说：“从新港到奔牛，漕河一百五十里，从前有水车卷起长江潮水灌注其中，通行船只灌溉田地。

请求支付官府之钱购置水车。”诏令允许。

然而，三河的入江口处，都是由低而高，其水也是轮换涨满和退落。

八年，武进百姓请求疏通德胜及北新河。

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求疏通孟渎。

巡抚周忱决定疏浚两河，而停止北新的筑坝。

白塔河的大桥闸按时开关，而常州、镇江漕河也疏通了。

景泰年间，漕河又被淤塞，于是，导引漕运船只全部经由孟演。

三年，御史练纲说：“漕运船只从夏港和孟滨到长江，逆水行驶三百里，纔到达瓜洲。

德胜正对北新，而白塔又与孟渎斜对，从这里两岸横渡很近，应当大力疏通淤塞。”皇帝命令尚书石璞处置。

适逢有人请求开通镇江七里港，导引金山往上流到达丹阳，用来避免孟渎险阻。

镇江知府林鸡认为迂回水道多石头，毁坏百姓田地坟墓多，应当疏通京口闸、甘露坝，河道里程不远，人力物力减省。

于是依从林鸡的主张。

浙江参政胡清又想放弃新港、奔牛等坝，修建石闸来蓄积泉水。

也依从他的请求。

而疏通德胜河与开通港口的主张一起停止。

然而，石闸虽然建立，蓄水却不能多得，漕运船只仍然进入孟渎。

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说，粮船经过镇江里河最焉便利。

皇帝认为对，命令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开通七里港口，导引长江水注入其中，并且疏通奔午、新港的淤塞。

巡抚崔恭又请求增建五处闸门。

到成化四年，建闸工程纔完成。

于是，漕运船只全部经由里河，其它进入二河的船，返空的船和其它船而已。

制定制度，孟渎河口与瓜、仪各港都是三年进行一次疏浚。

孟渎河宽广不很淤塞，里河不久就干枯了，则又改道从孟渎。

弘治十七年，工部大臣又陈述夏港、孟渎速道航行大江的害处，请求赶快疏通京口淤塞，然后导引练湖水灌注其中。

诏令迅速施行。

正德二年，又开通白塔河和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

十四年，依从督漕都御史臧凤的计策，疏通常州上下里河，漕运船只畅通无阻五十余年。

万历元年，漕河又渐渐干涸，再一次疏通它。

岁贡生许汝愚上奏说：“建国之初设立四座闸门：叫做京口、丹徒的，防止三江水的干枯；叫做吕城、奔牛的，防止五湖水的排泄。

从丹阳到镇江蓄积成为湖的有三处：叫做练湖、焦子、杜墅。

时间一久，居住的百姓侵占为田耕种，焦、杜二湖全部干涸，勉强保存练湖，还是有被侵占的。

因而四座闸门全都是空设了。

请求疏通三湖原来的地方来通行漕运。”总河傅希挚说：“练湖已经疏通，然而，焦子、杜墅水源很少，没有益处。”他的主张于是停止。

不久，练湖又淤浅。

万历五年，御史郭思极、陈世宝先后请求恢复练湖，疏通孟渎。

然而，给事中汤聘尹则请求在京口旁边另外修建一座闸门，导引长江水向内注入，潮水上涨就打开，退落就关闭。

御史尹良任又说：“孟渎通过长江流入黄家港，水面虽然广阔，长江水流很平稳，从这里到达泰兴而又到达湾头、高邮只有二百余里，可以避免瓜、仪不可揣测的灾难。

至于京口往北通过金山而下，水上遇风有被淹没的灾难，应当挖深甘露港两岸的洲田十余里，以便利于返回般只停泊。”御史林应训又说：“从万绿桥到孟渎，两岸山势峻峭，雨水大了容易垮塌，并且畏江潮水涌起泥沙，淤塞难免。

应当在万绿桥、黄连树各建闸门用来帮助积蓄与排放。”又说：“练湖自从西晋陈敏阻遏马林溪水，导引长山八十四溪的水来灌溉云阳，堤命名为练塘，又叫做练河，总共四十里左右。

环绕湖边建立涵洞十三处。

宋绍兴年问，中间设置横堤，分为上下湖，建立上、中、下三处闸门。

八十四溪的水开始经过辰溪冲入上湖，再经由三处闸门转流入下湖。

洪武年问，因为运道有阻滞，靠着下湖东堤建立三处闸门，凭借湖水来拯济运道，后来就逐渐被堵塞。

现在，应当完全除去侵占，再疏浚为湖。

上湖四边夹着小山，下湖东北边临近河道，原堤完整牢固，祇应当修补中间缺口，并且在西南增筑堤，与东北堤岸相对应。

至于三处闸门，只有靠近湖的上闸门还是像原先那样，应当增建中、下二闸门，再建立碱水闸二座，界于巾、下二闸门之间。

共除去土地五千多亩，堵塞沿着堤岸私自设立的涵洞，只保存其原来的十三处，用来排放湖水。

冬春就关闭，不能私自打开。

因为练湖没有了水源，只有依赖于蓄积，增筑堤岸打开闸门，湖水常常有余，然后可以用来补济运道。

臣亲自查验上湖地势高仰，这是八十四溪之水流入上湖的来由，害怕它容易泄漏；下湖地势平坦宽广，仅仅高于漕河几尺，又常常害怕它不充满。

真正使湖水充足堤岸坚固，就应该随时灌注它，河流就有全力供运输行船了。”都下交主管部门斟酌商议。

万历十三年，镇江知府昊搦谦又说：“练湖中堤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在春初就进行修治，以防止被冲垮，并且禁止有势力的豪强侵占。”依从他的主张。

十七年，疏通武进横林漕河。

塞祯元年，疏通京口漕河。

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礼建言《漕河议》，说：“神庙初年，臣的先人姜宝撰写《漕河议》，当权者采纳施行，没有开辟河道而能拯济运河二十多年。

后来又租佃湖地妨碍运河，每年都要受疏浚运道的拖累。

年老有识的人说，‘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齐平’，从这可以知道挖河毫无益处，积聚湖水最为重要。

现在，应当革除租佃，修建闸门，并且加高上下湖周围的小土堤，蓄积水使湖加深。

况且，漕河闸座不仅仅是京日、吕城、新闸、奔牛数处而已，陵口、尹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犊山处处有闸座，全都已废弃，全都应当修建。

而运道支流如武进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议河、越渎河，滕村溪的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的小闸口，都应该赶快修整。

到了奔牛、吕城的北边，各建立减水闸。

每年十月，用土填塞坚实，商船民船全部令其回绕堤坝。

这都是所应当遵循的旧规。

近来，有人想开通九曲河，使运轮船只直接从泡港闸出于长江，直达扬子桥，以避免瓜洲开闸滞留的情况，试行以后施行是可以的。

返空粮船及官船，应当从长江通行，并且，在河庄建立闸门进行开关。

多处工程一起施行，漕运之事就很容易了。”其主张最终没有施行。

垄漕，是指湖广漕运船只从汉水、沔水往下到浔阳，江西漕运船只出章江、鄱阳，然后在湖口会合，和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的船只，一起在大江航行，进入仪真通江闸，然后逆行于淮、扬进入闸河。

瓜洲、仪真之间，是运道的最关键之处。

洪武年间，运送军粮供应辽东兵士，从仪真往上到淮安，经由盐城泛舟在海上航行；运送军粮供应梁州、晋州的，也从仪真到淮安，回绕堤坝进入淮河。

长江口建立堤坝修建闸门，总共十三处。

疏浚扬子桥河到黄泥湾九千多丈。

永乐年间，疏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夹港河，修筑沿江堤岸。

洪熙元年，疏浚仪真坝河，以后，规定制度，仪真坝往下到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的孟渎河全都每三年进行一次疏浚。

宣德年问，依从侍郎赵新、御史陈祚的请求，疏浚黄泥滩、清江闸。

成化年间，在仪真修建闸门连接长江河港的有三处，汀都蓄留潮水连接长江的闸门有二处。

不久，连接长江河港的三处被堵塞。

弘治初年，又开通它，不久，又在总港口修建闸门蓄积河水。

仪真、江都二县之间，有官塘五处，修筑闸门蓄水，用来灌溉百姓田地，有财有势的人强占去把它作为家业，真、扬之间运道阻塞。

嘉靖二午，御史秦钹请求恢复五处官塘。

依从他的请求。

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说：“仪真江口，距离闸门太远，请在上下十数丈左右增建二座闸门，根据湖水增减而开关，以便拦截出长江的船只，全都使其进入闸门，或许能避免滞留。”奏疏上呈，议定施行。

自塔河，在泰州。

往上通到邵伯，往下连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演河与泰兴北新河，都是浙江漕河的支河道。

从陈管开始开通。

宣德年问，依从赵新、陈祚的请求，命令陈瑝役使民工四万五千余人疏通它，建立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座闸门。

正统四年，河水冲破堤防，闸门被堵塞，都督武兴因此关闭不用，仍然从瓜洲回绕堤坝。

瓜洲的堤坝，洪武年间所修筑，总共十五处，排列于东西二港之间。

永乐年间，废弃束坝成厂房，用来储存木材，只保存西港七坝。

漕运船只失去了停船靠岸的地方，多次遭受大风的危险。

英宗初年，纔又疏通东港。

不久，巡抚周忱在白塔河的大桥闸修筑堤坝，按照一定的时间开关，漕运船只逐渐分开航行。

自从镇江襄河开通，漕运船只出甘露、新港，直接渡过瓜洲；然而白塔、北新，都因为长珏路途危险遥远，舍弃而不经由那里。

卫漕，就是卫河。

源出于河南辉县，到达临清与会通河汇合，往北到达天津。

从临清以北都称为卫河。

详情都记载于本《河渠志》。

白漕，就是通济河。

源出于北方边境地区，经过密云县雾灵山，成为潮河川。

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干河、三里河都汇合于此，名叫白河。

往南流经通州，汇合通惠及榆、浑各河，也叫潞河。

三百六十里，到达直沽汇合卫河流入大海，依靠它来畅通漕运。

杨村以北，其水势居高流下，如高屋建瓴，河底多淤沙。

夏秋洪水来临苦于水淹，冬春河水细小苦于不通畅。

冲毁堤防、改道不定大致与黄河相同。

更儿渡，在武清、通州之间，是格外重要的地方。

从永乐到成化初年，一共八次溃决，便派遣民工修筑堤岸。

然而，正统元年的决堤，造成的灾害格外严重，专门敕令太监沐敬、安逮侯柳溥、尚书李友直根据情况筹划安排，派遣五个军营的兵士五万人及民工一万人修筑演决的堤岸。

又命令武进怕朱冕、尚书昊中役使五万人，离河玺整二十里处开凿河道一条，导引白水流入其中。

二处工程一起竣工，人们都很便利，赐予河名叫做通济，赐予河神叫做通济河神。

在此之前，永乐二十一年，修筑通州到直沽的河岸，有被冲决的，随时修筑作为常规。

等到通济河完成，决堤而修筑好的也有多次。

万历三十一年，依从工部的主张，挖通通州到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挖沙土便在两岸筑堤，用文字写定着为命令。

大通河，是元郭守敬所开凿。

从大通桥往东行，到达通州高丽庄，与白河汇合，到达直沽，汇合卫河流入大海，长一百六十多里。

每隔十里建立一座闸门，蓄积水流拯济运道，其名叫做通惠。

又因为白河、榆河、浑河合流，也叫做潞河。

洪武年问逐渐废弃。

丞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说：“宛平昌平西湖、景柬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处闸门，被水冲决堤岸。”命令派遣军民进行修治。

第二年又说：“从西湖、景束到通流，共计七处闸门，河道淤塞。

从昌平东南的白浮村到西湖、景束流水河口一百里，应当增设十二处闸门。”依从其主张。

不久，闸门全都被堵塞，不再通行船只。

成化年问，漕运总兵官杨茂说：“每年从张家湾停止用船运粮，再用车转运到京都，雇金不可估量。

旧通惠河石闸门还存在，深二尺左右，修建闸门蓄积水流，用小船分载转运很便利。”又有主张在三里河从张家湾畑墩桥以西疏通河流停靠船只的。

下交朝廷大臣集中商议，派遣尚书杨鼎、侍郎乔毅观察测量。

上奏说：“原先有闸门二十四座，通水行船。

但是，元朝时水在宫廷围墙之外，船只能够进入城内海子湾。

现在，水从皇城金水河流出，原先的河道不能再通行。

并且，元时人导引白浮泉往西逆流，现在经过皇陵，担心妨碍地脉。

又一亩泉经过白羊口山沟，两条水流被冲断很难导引。

丽城南三里河原先役有河流的源头，正统年问修筑护城河，担心雨水多了河水泛滥，于是，开通正阳桥东南低下之地，打开护城河口来排放河水，纔有三里河之名。

从护城河口八里，开始连接浑河。

原先，渠道两岸多有庐墓，水浅河窄，又必须增引另外的水流来贯通。

如西湖草桥源出于玉匠局、马跑等地，泉水不深水流不远。

元人曾经引用金口水，其水汹涌淹没百姓房屋，因此随即就废弃。

只有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全都出于西北，顺着山脚流行，可以导引流入西湖。

请求开通西湖的水源，关闭分流湖水的清龙闸，导引各泉水从高梁河，分流其二分之一经由金水河流出，其余则从都城外护城河流转，在正阳门束面汇合。

城外护城河暂且关闭，使其不要流入三里河合流。

大通桥闸河随着旱涝而开关，那么，船只就能够靠近粮仓，非常便利。”皇帝依从他的主张。

刚刚派遣兵士役夫九万人进行修治疏通，适逢有灾异发生，诏令停止各处劳役。

主管部门认为漕运之事重大，于是，命令四万人疏通城外护城河，而西山、玉泉以及到张家湾河道，也已经从中得到好处了。

过了五年，于是诏令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和王诏督促漕运兵士疏通通惠河，依照杨鼎、乔毅前面的主张。

第二年六月，工程竣工，从大通桥到张家湾浑河口六十多里，疏通泉水三处，增建闸门四座，漕运船只逐渐畅通。

然而，元朝时所导引的昌平三处泉水全被断绝不流通，仅仅导引一西湖之水，又只分流其中二分之一，河道狭窄容易被盗开而河水干涸。

不到两年，像原先那样不通畅。

正德二年，曾经疏通过一次，并且，修治大通桥到通州闸十二处，拦河坝四十一处。

嘉靖六年，御史昊仲说：“通惠河屡次经过修复，都被有权有势的人所阻止。

祇是通流等八处闸门遗迹还在，凭借遗迹而修成它，成功很容易，每年可以节省车费二十多万。

而且历代漕运都是到达京师，没有把储藏的国粮储备在五十里以外的情况。”皇帝心里认为这样对，命令侍郎王軏、何诏及昊仲共同观察测量。

王軏等说：“大通桥地势高于白河六丈多，假若挖深到七丈，导引白河到达京城，各处闸门可以全部取消，然而，不容易议定。

计划祇是疏通修治河闸，但是，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过二处永门，南浦、土桥、广利三座闸门都在街市，不便于转运。

只有白河靠近旧小河废坝西边，不足一里就到堰水小坝，应当修筑它，使其通到普济闸，可以省去四座闸门两座城门转运之力。”然而，尚书桂萼说不方便，请求改修三里河。

皇帝交付他的奏章给大学士杨一清、张璁。

杨一清说：“利用旧闸门使用转运的办法，省去运粮军的辛劳和耗费，应当决断施行这个办法。”张璁也说：“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桂萼所说的办法耗费多成功困难。”皇帝就拒绝了桂萼的主张。

第二年六月，昊仲报告河道修成，接着上疏陈述五件事，说：“大通桥到通州石坝，地势高出四丈，流沙容易淤积，应当随时加以疏通修治。

管河主事应当专门委任，不要让他兼管其它事情。

官吏和管理闸门的人因为停止运输而被裁减的，应当恢复到原先的人数。

庆丰上闸、平津中闸现在已经不使用，应当改建通州西水关之外。

驳船制造费用以及每年的修治，都应当酌情处理。”皇帝认为前朝多次勘测施行都没有达到成功，昊仲等经过四个月治理工程就成功，诏令给予奖赏，全部依从他的请求。

昊仲又请求保留督工郎中何栋专门管理这件事，作为长久之计。

依从他的请求。

九年，提升何栋为右通政，仍然管理通惠河河道。

这时，昊仲出任处州知府，进献所编撰的《通惠河志》。

皇帝命令送到史馆，搜集编入《会典》，并且颁布工部刊行。

从此以后，漕运船只直达京城，直到明朝末年。

百姓思念昊仲的功德，在通州修建祠庙祭祀他。

蓟州河，是运送蓟州军粮的河道。

明朝初年，海运军粮到蓟州。

天顺二年，大河卫百户闵恭说：“南京同直隶各卫，每年用旗军运送军粮三万石到蓟州等卫粮仓，越过大海七十多里，风浪危险可怕。

新开通的沽河，北面对着蓟州，正好与水套、沽河相对，南北相距四十多里而路途径直，并且水深，这中间阻挡隔绝的地方只有四分之一，假若开通沟渠用来运输军粮，可以没有海运的忧患。”下交总兵都督宋胜、巡按御史李敏巡行视察可否施行。

宋胜等说很方便。

于是开通直沽河。

宽五丈，深一丈五尺。

成化二年第一次疏浚，二十年再次疏浚，并且疏通鸦鸿桥河道，建立丰润县海运军粮储藏粮仓。

正德十六年，运粮指挥王瓒说：“直沽东北的新河，转运蓟州军粮，河流水浅，潮水到达纔可以行驶船只。

边关常常缺乏军粮，应当疏通使其水深河宽。”依从他的主张。

原先，新河每隔三年疏通一次。

嘉靖元年，改为每隔二年疏通一次，将其作为常规。

十七年，疏通殷留庄大口到旧仓店一百一十六里。

丰润环香河，疏通于成化年问，运送粮食十多万石，供给蓟州东路的军队。

后来，因堵塞而废弃，军粮改由蓟州供给，很不方便。

嘉靖四十五年，依从御史鲍承荫的请求，恢复它，并且建立三座闸门在北济、张官屯、鸦鸿桥，用来蓄积水流。

旦平河，是运送各守护皇陵官兵军粮的水道。

起于巩华城外安济桥，到达通州渡口。

长一百四十五里，其中淤塞水浅三十里很难行驶。

隆庆六年，大力疏浚，运送给长陵等八卫军队每月军粮四万石，于是完成流通。

万历元年，又疏通巩华城外的旧河道。

海运，开始于元至元年间。

伯颜任用朱清、张管运输粮食到京城，仅仅四万多石。

这以后一天天增多，达到三百多万石。

当初，海运航道一万三千多里，最危险可怕，随后，开辟新的航道，稍微捷近。

后来，殷明略又开通新的航道，尤其方便。

然而，都出于大海，如果风向有利，从浙江西到达京师不超过十天，但是，倾覆损失太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令汤和制造海船，运送军粮供给北征的兵士。

天下安定以后，征召水工运送莱州洋海仓储的粮食以供给永平。

后来，速左及其以北多次用兵，于是，靖海侯昊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胪侯朱寿先后转运辽东的军粮，把它作为常规。

督促江苏、浙江靠近海边的卫军大船一百余艘，运送军粮数十万石。

赐给将校以下绮帛、胡椒、苏木、钱钞各有差别，役夫便免除其家一年的赋税，淹死的人优厚抚恤。

三十年，因为辽塞军粮有盈余，只足命令辽东兵士在驻地耕种其地，从而停止海运。

丞乐元年，平江伯陈逭督促海运运粮四十九万余石，供应北京、辽东。

二年，因为海运只能到达直沽，另用小船转运到京城，命令在天津设置露天粮囤一千四百所，用来扩大储蓄。

四年，决定海运陆运同时运输。

陈琼每年运粮一百万石，在直沽尹儿湾城修建百万石仓。

天津卫籍兵一万人驻守。

到这时，命令江南粮食一部分经由海运，一部分经由淮河、黄河，再陆运到卫河，进入通州，把它作为常规。

陈坛上奏说：“嘉定靠近海边，正当长江水流的要冲，地势平坦，没有大山高地。

海船停泊，有的遇到大风大浪，碰到坚石搁浅就损坏。

应当在青浦用土筑成小山，树立险情标志，使驾船的人知道有所避免，而海上险要之处不会成为灾难。”诏令依从他的奏请。

十年九月，工程竣工。

方圆一百丈，高三十余丈。

赐名叫宝山。

皇帝撰写碑文记其事。

丞乐十三年五月，又停止海运，只保存一个遮洋总，运送供给辽束、蓟州的粮食。

正统十三年，削减登州卫海船，将一百艘碱焉十八艘，用五艘运送青州、莱州、登州的布花钞锭十二万余斤，每年赐给辽东兵士。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呈上《大学衍义补》，请求寻找海运故道，与河运同时进行，大致是说：“海船一艘装运千石，大略相当于河船三只的装运量，使用的运粮兵大量减少。

河运比起陆运的费用减省十分之三，海运比起陆运减省十分之七，即使有被淹没的灾难，然而灭省牵引役卒的辛劳、驳船捞浅的费用，以及顺着次序的守护，利与害也相抵。

应当寻求一向懂得海运的人，请求探测考察。”他的主张没有施行。

弘治五年，黄河在金龙口决堤，有人请求恢复海运，朝廷议定不同意。

嘉靖二年，遮洋总漂役军粮二万石，淹死官军五十余人。

五年，停止登州造船。

嘉靖二十年，总河王以旃因为河道阻塞，说：“海运虽然难以行驶，然而，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建闸直达安束，南北全从内洋通行，道路捷近又无危险，所以应当重视。”垒帝认为海上运道迂回，拒绝了他的建议。

嘉靖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说：“天津进入辽东之路，从海口到右屯河通堡不到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都可以进港湾停泊。”工部回复可以施行。

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探测海上运道，从永平西面下海，一百四十五里到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到天津，都是靠近海岸行船。

其间开洋一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以避风。

开始，允许他的主张，不久，因为御史刘翱上奏阻止而罢除。

这年，依从给事中胡应嘉的计策，革除遮洋总。

隆庆五年，徐州、邳州河流淤塞，依从给事中宋良佐的计策，又设置遮洋总，保存海运遗意。

山东巡抚梁梦龙极力论述海运的便利，说：“海运之道南从淮安到胶州，北从天津到海仓，是岛人商人出入之地。

臣派遣士卒从淮安、胶州各运米麦到天津，没有不顺利的。

淮安到天津三千三百里，风顺，二十天就可以到达。

船经由近洋，岛屿连绵，即使遇大风可以依傍，比起殷明略故道更安全方便。

五月之前，风顺而又湿和，此时出海可以保证无忧虑。”命令酌量拨出附近地区漕粮十二万石，使梁梦龙施行此事。

隆庆六年，王宗沐督促漕运，请求施行海运。

韶令运送十二万石粮从淮河入海。

这条运道，从云梯关往东北经过鹰游山、安柬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鳌山卫、大嵩卫、行村寨，全都经过海面。

从海洋所经过竹岛、宁津所、靖海卫，往东北转向到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往西经过宁海卫，全都经过海面。

从福山之罘岛到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门等岛，往西经过桑岛、坶屺岛；从坶屺向西经过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从海仓向西经过淮河海口、鱼儿铺，住西北经过侯镇店、唐头塞；从侯镇西北的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沟河进入直沽，到达天津卫。

总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毁坏运粮船七只，沉没谷米数千石，淹死士兵十五人。

给事、御史一起上奏章纠弹其过失，停止不再施行。

二十五年，倭寇兴起，从登州运粮供给进入朝鲜的兵士。

山东副使于仕廉又说：“运送军粮到辽东不如经海运，海运不如经登州、莱州。

登州、莱州渡过金州六七百里，到旅顺口只有五百余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就可以到达。

又有沙门、灶矶、皇城等岛处于其中，天然设立海水传送，停留住宿可避海风。

由于皇城到旅顺二百里略远，得到顺风不足半日就可以渡过。

假若从天津到辽东，则大洋无停泊之处；淮安到胶州，虽然只有三百里，但从胶州到登州千里之逮，礁石阻碍难以行驶。

只有从登州、莱州渡海到辽东，水势便利而运输容易。”当时，全都认为他的主张是对的，然而没有施行。

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请施行海运，特地设立户部侍郎一人督促这事，其事具载于《李长庚传》。

塞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担任内阁中书，又陈述海运的方便，并且辑录《海运书》五卷进呈。

命令制造海船试用。

廷扬驾驶二只海船，装运米粮数百石，十三年六月初一，从淮安出海，十五日到达天津。

等侯适当的风势用了五日，运行仅仅十天。

皇帝很高兴，提升沈廷扬户部郎中，命令前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谋划。

山东副总兵黄荫恩也上奏海运的九条意见，皇帝立即命令他监督海运。

在此之前，宁远的军粮都是用天津船运到登州，等待东南风转运米粮到天津，又等待西南风再转运到宁远。

沈廷扬从登州直接运送到宁逮，节省费用多。

不久，命令他到淮安治理海运，被督漕侍郎朱大典所阻止，还是命令他改驻登州，统领宁速军粮的事务。

十六年，加光禄少卿。

福王时期，命令沈廷扬用海船防御长江，不久，又命令他兼理军粮事务。

南都已经失去，沈廷扬艰难历经于唐、鲁二王之间而死。

在嘉靖年间，朝廷大臣纷纷建议恢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说：“在从前的海运，每年沉没粮食不止十万。

装运稻米的船只，驾驶船只的士卒，统领士卒的官吏，都不能幸免。

今人谋划海运总是坚守丘浚的论说，不是通达事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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