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将军动火，苏克雷元帅赶紧为自己说的话表示歉意。他聪明，办事有条理，然而却胆怯而迷信。他的神情是那样的温和，以致连生天花留在脸上的麻子都没有得到掩饰。将军非常爱他，但却说他是假谦恭。他曾是皮钦查战役、图穆斯拉战役和塔尔基战役的英雄。在他年仅29岁的时候，便指挥了光辉的阿亚库乔战役，摧毁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最后一座堡垒。除了这些赫赫战绩之外，他尤以胜利时的善良和政治活动家的才华而令入瞩目。当时他放弃了所有的职位，不佩带任何的军人绶带，只穿一件长到脚裸的黑色呢外套，而且总是竖起领子遮挡由附近山上吹来的尖刀般的凛冽寒风。根据他的愿望，他对国家的承诺，也是他最后的誓约，就是他要作为基多的议员参加立宪议会。他已满35岁，身体像石头一般坚实。他疯狂地爱着索兰达的女侯爵娜·玛丽亚娜·卡塞伦。那是一个漂亮而活泼的基多女子，几乎还是个少女。他们在两年前结了婚，如今已有一个半岁的女儿。

将军想不出另一个比他更适合替代自已任共和国总统的人选了，他知道苏克雷距法定年龄还差五岁，那是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为阻止苏克雷登上总统宝座强写进宪法的规定。尽管如此，他还是进行了秘密活动，做出种种努力设法修改那一条文。“请您接受我的建议吧，”将军对他说，“我将作为大元帅留下来，象公牛活动在一群母牛周围那样为政府竭诚服务和奔走。”此刻他显得那样的疲惫，但决心却是令人信服的。不过，元帅早就知道，将军坐的大扶手椅永远不会属于他。当不久前将军第一次向他提出让他做总统时，他说他绝对无力治理一个从体制和前途上已经危机四伏的国家。照他看来，清理政权的第一步应该是把军人赶下台。他打算建立议会，任何将军都不能连任四年总统，也许其目的是为了阻止乌达内塔上台。但是，这一修正案的鼓强大的反对派将是那些最有实力的将军。

“我太疲倦了，没有指南针无法工作。”苏克雷说，“此外，阁下跟我一样清楚，这里需要的不是总统，而是制服叛乱的人。”

当然，元帅将参加立宪议会，甚至如果允许的话，他将接受主持会议的荣誉。但是，仅此而己。14年的战争使他明白，没有什么胜利比幸存下来这个胜利更大了。他用智慧的双手创建并统治玻利维亚，他将在这个广大而未经开发的国家任总统，这使他懂得了政权的变化无常。他心灵的呼唤使他明自了荣誉等于一纸空文。“我不想接受总统职务，阁下。”元帅作了结论。7月13日是圣安东尼奥节10，他将同妻子和女儿回到基多去。不仅跟她们一起庆祝那个命名日，而且要庆祝将来所有的节日，因为他要为她们而活着，仅仅为享受她们的爱而活着的决心自圣诞节之后就下定了。

“这便是我对生活要求的一切。”他说。

将军气得脸色发紫。“我还以为再没有什么事会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呢。”他说，同时看了一眼元帅的眼睛。“这是您最后一句话吗？”

“不，这是我倒数第二句话，”苏克雷说，“我最后一句话是，我永远感激阁下对我的关照。”

将军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以便将自己从不可收复的梦幻中唤醒过来。

“好的，”他说，“您刚才为我做出了一生最后的决定。”

尽管一位临时负责安定他易怒情绪的医生禁止他服用呕吐剂，那天晚上他还是服用了这一使人精神沮丧的药物，借着它的效果拟就了辞呈书。1月26日，他安排召集了立宪议会，发表了告别演说。在演说中，他极力赞扬了他举荐的总统苏克雷元帅，称他为最配得上接受这一重任的将军。他的赞扬在议会上引起一阵欢呼，但是，坐在乌达内塔将军身边的一位议员在他耳边悄悄说：“这就是说，有一位将军比您更适合当总统。”将军的话和这位议员的恶毒言词，象两颗烧红了的钉子扎在了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的心上。

那是千真万确的。虽然乌达内塔将军没有苏克雷元帅那样的赫赫战功，也没有他那种巨大的魅力，但认为他的才能不及苏克雷却是没有道理的。他的镇静和坚毅不拔的精神曾受到将军本人的夸奖。他的内心更加深沉地表现了对将军的忠诚和爱戴。他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几个敢于当面向将军陈述真情的人之一。将军发觉自己的疏忽后，曾设法在他的演说辞印出清样时进行修改，将“最配得上接受这一重任的将军”一句话亲手改为“最配得上接受这一重任的将军之一”。但是，这种补救措施并没有减轻乌达内塔将军对他的怨恨。

几天之后，在一次将军和议员的聚会上，乌达内塔指责他以出国为名，而实际上却在偷偷干着争取重新当选总统的勾当。三年前，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用武力夺取了委内瑞拉省的政权，第一次尝试将它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于是，将军去了加拉加斯，同派斯将军和解。他们在欢乐的歌声和宏亮的钟声中当众拥抱，破格地在那儿建立一种特殊的制度，答应一切按派斯将军的意志行事。那时，乌达内塔将军说：“灾难开始了。”那种姑息迁就不仅终于恶化了委内瑞拉人同格拉纳达人（11）的关系，而且用分离的病菌感染了格拉纳达人。“现在，”乌达内塔下结论道，“他能为祖国傲的最好的事情，便是立即放弃他的统治癖，并且流亡到外国去。”将军以同样激烈的方式予以驳斥。但是，乌达内塔是个清廉正直的人，而且口才流畅，热情洋溢，他给所有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和将军久远伟大的友谊彻底破裂了。

将军撤回了他的辞呈书，并且在正式总统选出之前，指定堂·多明戈·凯塞多为代理总统。3月1日，为了避免遇到正在举着香槟酒向他的继位者祝贺的客人，他从仆人进出的边门离开政府大厦，乘一辆别人的华丽的四轮马车去了富查别墅。这座别墅座落在城郊一条河流的田园诗般的缓流处，是临时总统借给他居住的宅第。一想到他要成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呕吐剂对将军的危害也就加重了。他象白日作梦一般要求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准备好开始写回忆录的文具。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准备了足够写40年回忆录的墨水和纸张。将军提醒他当抄写员的费尔南多，从下一周的凌晨四时起，他们要尽心地为他服务，履行自己的配责。将军认为凌晨四时是他怀着刻骨的仇恨思考的最佳时间。他多次对侄子说，他打算从他最早的回忆写起。在他刚满三岁时，他在委内瑞拉圣马特奥庄园作了一个梦，梦见一头满嘴金牙的黑骡子闯进他的家，从大厅一直窜到储藏室。当时家人和奴仆们正在睡午觉，那牲畜从容不迫地碰到什么就吃什么，直到把窗帘、地毯、灯、花瓶、餐厅里的器皿和餐具、祭坛上的圣像、衣柜和箱子及其里面盛的一切东西、厨房里的锅、门窗及其绞链和插梢，以及从门廊到卧室的家具全部吃光，唯一完好无损地留下来的是他母亲梳妆台上方的那面椭园形镜子，它正在空中摇摇晃晃。

但是，将军在富查庄园里生活得如此惬意，在飞云乱渡的天空下空气是如此的清新，以致他把写回忆录的事完全置之脑后，迷上了黎明时踏着薄雾到散发着馥郁芳香的田间小径上去散步。在以后的日子去探望过他的人，都感到他身体得到了恢复，情绪也稳定下来。特别是他的最忠实的朋友，那些军人，坚持要他继续呆在总统的职位上，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举行兵变。这对总统也是莫大的安慰。但是他对朋友们说，动用武力保持总统地位是跟他的荣誉不相称的，这使那些军人颇为扫兴。但是，他似乎仍希望议会作出合法决议确认他为总统。何塞·帕拉西奥斯又一次说道。“我的主人想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

曼努埃拉依旧住在离总统官邸圣·卡洛斯宫几步远的地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大街上的动向。她每周到富查庄园去两三次，如果有急事，则随时到那儿去。每次去她都带着杏仁糖和修道院里的热气腾腾的甜食，以及下午四点钟吃点心时吃的加桂皮的巧克力。她极少带报纸去，因为将军对批评变得如此敏感，以致随便什么一点鸡毛蒜皮的指责都会使他大发雷霆。相反，她总给他讲些政治上的琐事、沙龙里的坑蒙拐骗和闲聊者们的预言。即使那些事情他不喜欢，他也要硬着头皮听下去，因为她是唯一被他允许当面讲真话的人。当她没有许多话好说的时候，他们就一起翻阅信件，或者她读给他听。他们有时候跟副官们一起玩牌。但吃中饭他们总是单独在一起。

他们是八年前在基多一个庆祝解放的豪华舞会上相识的，当时曼努埃拉还是詹姆斯·索恩大夫人的妻子。这位英国大夫是在总督最后统治时期被封为利马贵族的。将军的妻子在27年前去世。曼努埃拉不仅是自此之后最后一个跟他维持着爱情关系的女人，而且是他的知己，他的档案保管员和声音悦耳动听的朗读者。她以上校衔被吸收进他的参谋部。许久以前，她曾经由于吃醋，险些咬下他的一只耳朵。如今，这样的事情已变成遥远的回忆，但他们最随便的交谈也往往引起仇恨的爆发，而最后则是以绵绵情语相互妥协。曼努埃拉并不留在庄园里过夜。她总是在夜幕降临之前早早回城，尤其是在那个黄昏瞬间即逝的季节。

当年将军在利马的马格达莱纳乡间别墅时，由于跟一些显贵的女人以及和一些身份普普通通的女人同居，他不得不编造些理由将曼努埃拉支开。而眼下在富查别墅的情况却完全相反，他似乎一天没有她都活不下去。他常常站在那儿，遥望着她来的方向。这使何塞·帕拉西奥斯十分恼火，将军隔不一会儿便问他一次时间，隔不一会儿又要他挪动大扶手椅，时不时地让他点燃壁炉，不久却又让他熄灭。将军显得焦躁不安，情绪很坏，直到看见那辆车子在小丘背后出现，脸上才绽开笑容，泛起兴奋的光彩，似乎眼前的生活又充满了希望。但是，当见面超过预计的时间时，他同样显得不耐烦起来。午睡的时候，他们一起上床，但既不关门，也不脱衣服睡觉。他们不止一次试图作爱，但均以失败告终，因为他已力不从心，无法去做那件事了。

那些日子，他的顽固的失眠症使他的情绪失去了平衡。他在口授信件时，往往一个句子没说完他就睡着了，玩牌时亦然。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那是睡魔突然儿来的缠扰，还是一时的昏厥。但是，他刚一上床，头脑便又异常地清醒起来，直到黎明，他才能艰难地稍稍睡上一会儿，但是立刻又被林间的轻风唤醒。那时，他便不得不把口授回忆录的工作再推迟一个上午，独自一人外出散步，常常要到午饭时才返来。是的，外出不带警卫人员，也不带那两条甚至连上战场都常常跟着他的忠实的狗，自然，也没骑他骁勇的战马，因为他为了攒钱出国，已经把它们卖给轻骑兵了。他披着小羊驼毛的斗蓬挡住平原上冰冷刺骨的寒风，穿着带羊毛衬里的新皮靴，戴着以前睡觉用的绿丝绸软帽，踏着一望无际的白杨树林荫道上的一层层厚厚的枯枝败叶，一直走到附近的小河边。他面对散木板搭成的小桥坐下来，柳荫也似乎在为他悲伤，他良久地思考着，呆滞的目光注视着滚滚流去的河水，有时，他把它跟人的命运相比。他青年时代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的命运就象行云流水一般。此刻他的一个警卫正在暗地里跟着他，不让他发现。待到浑身被露珠浸透才返回别墅时，他已筋疲力尽，脸色煞白，表情木然，但眼睛里却放射出无比幸福而愉快的光芒。他在那些远离尘世的漫步中是如此的心旷神怡，那些悄悄跟在他身后的警卫人员甚至听到他在林间唱起战歌，就象在戎马倥偬的年代里他取得神话般的胜利或遭到惨重的失败时一样。既使最了解他的人都对他此刻的兴致勃勃感到奇怪，因为就连曼努埃拉都怀疑立宪议会能再次确认他为共和国总统，可将军称立宪议会是可敬可佩的。

选举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清晨他外出散步时，看见一只没有主人的猎狗在树篱旁同一些鹌鹑一起跳跃着。他猛地冲那条狗吹了一声口哨，那条狗突然停下来，竖起耳朵寻找着他。它看到他的斗蓬几乎拖到地上，头熊一顶佛罗伦萨大主教的帽子，置身于辽阔无垠的平原上，升腾的雾气急速地在他周围飘散着，他的样子活像一个倒霉鬼。将军走过去用手指抚摸那条狗的皮毛，而那条狗则在他身上到处嗅闻着。然而它突然惊吠了一声，慌忙地逃窜了。将军沿着一条陌生的小道去追那条狗，迷迷糊糊地走进了一个郊外的小巷里。那里的街道是泥土的，两旁是土坯墙、红瓦顶的房子，院子里散发出一阵阵挤奶时的奶香。突然他听到一声高呼书“香肠！”

他没有来得及躲闪，一块牛粪不知从哪个畜栏里飞来，恰好砸在他胸口上开了花，溅了他一脸。自从离开总统官邸之后，他的脑袋一直昏昏沉沉，此时不是牛粪的飞溅，而是那声呼喊更有效地将他从扑朔迷离的境地里唤醒。他知道格拉纳达人给他起的外号，那外号跟波哥大一个疯子的外号是一样的。那个疯子经常穿着演戏的军装站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就连一位自称自由党人的参议员在背后都这样叫他，那时只有两个人站起来抗议。不过，直到那时，他从没有亲自听到过别人叫他这个外号。他撩起斗蓬边儿擦着脸上的牛粪，那偷偷跟着他的警卫提着出鞘的剑从树林里钻出来，要惩罚那个侮辱将军的人。然而将军用忿怒的目光逼视着他，高声问道：“您在这儿干什么？混帐！”

那军官打了个立正：“我在执行命令，阁下。”

“我不是您的阁下。”他反驳道。

他怒不可遏地罢免了那个军官的职务，剥夺了他的权利，以致那军官认为自己在尽职尽责，却遭到了最凶残的报复。就连最了解将军的何塞·帕拉西奥斯，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对那位军官如此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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