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这片大陆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从没有过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从没有过一丝的怀疑。

我聚老、病、累于一身，我万念俱灰，四处受敌，我遭人毁谤，还被恩将仇报。

9月5日乌达内塔将军夺取了政权，而立宪议会任期已满，没有一个有效的机构能使他政变的结果合法化；政变者借助于圣菲市议会，结果承认乌达内塔在掌权期间为政权的代理人。这样驻扎在新格林纳达的委内瑞拉士兵和军官们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兵变，他们在农村教会势力和草原上的小庄园主支持下，击败了政府的武装力量，这是在哥伦比亚共和国发生的第一次政变，是在那个世纪其余的时间我们将要经受的49次内战中的第一次内战。华金·莫斯克拉总统和副总统凯塞多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放弃了他们的职务，乌达内塔从地上捡起了政权。作为他执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遣一个私人代表团去卡塔赫纳，请将军出任共和国总统。

何塞·帕拉西奥斯不记得什么时候他主人的健康状况象那几天那样稳定过，头痛和傍晚的高烧在一接到军事政变的消息后就都消失了。但也没有看出他的情绪有更大的起色。蒙蒂利亚为此很担心，结果串通塞瓦斯蒂安·德西根塞修士，让他给将军以不露声色的帮助。修士欣然接受了建议，而且做得天衣无缝。在等待乌达内塔的使者到来的那些炎热的下午，他让将军连连赢棋。

将军是第二次欧洲之行时学会下棋的，在秘鲁作战期间的那些死一样沉寂的夜晚，他常与奥莱亚里将军对奕，差点练成大师。但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尚能有更大的长进。“象棋不是一种消遣，而要注入专一的感情，”他说，“我喜欢其它更大胆的事情。”然而在他颁布的公共教育纲领中，象棋仍被列为应在学佼里教授的正当而有益的游艺之一。实际上，他从没有坚持练过棋，因为他的神经不适于如此小心谨慎的游戏，下棋时花的精力，他要用来处理更严重的事情。

塞瓦斯蒂安修士去他那里时，看到他正在床上摆来荡去，床被系挂在面向大街的门外边，这样可以密切注意大路上乌达内塔的使者到来时将要扬起的灼热尘埃。“哎呀，神甫，”看见修士来到时，他招呼道，“您总不吸取教训。”挪动棋子时，他几乎不落坐，因为每走好一步，趁修士思考的当儿，他都要站起来。

“阁下，您不要分散我的注意力，”修士答道，“我要把您活活吃掉。”

将军答道：“午饭时趾高气昂的人，晚饭时将羞惭满面。”

奥莱亚里不时在桌边停下来琢磨棋盘上的态势，并给将军出点主意，但都被他恼怒地拒绝了。相反，每当他赢了，便走到在院子里玩牌的军官中间，向他们大谈他的肚利。有一盘棋，在下到一半时，塞瓦斯蒂安修士问他是不是打算写点回忆录。

“我决不会写，”他说，“回忆录这样的东西是死人千的事情。”

等待邮件，这本来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现在也成了一种折磨。特别是在局势一片混乱，他期待着新消息的那几个礼拜里，圣菲的邮件迟迟不到，驿站的联络也使人等得疲累不堪。然而秘密的邮件比过去来得既多又快。这样，在邮局的信件到达之前，将军早已得到最新消息了，从而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深入思考他要采取的决定。

当听说信使已快到达时，9月17日他命卡雷尼奥和奥莱亚里去图尔瓦科的路上等候消急。送信来的是比森特·皮涅雷斯和胡利安·圣玛丽亚两位上校，首先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将军良好的情绪，对这位毫无希望的病人，圣菲早已议论纷纷了。就在住所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军界和政界的重要人物都参加了，且发表了应时讲话，并为祖国干杯。仪式结束后，他把密使留了下来，彼此都向对方吐露了真情。圣玛丽亚上校一向以出语惊人自娱，他把谈话推到了高潮，说如果将军不接受成命，全国就将发生无法收拾的无政府主义现象，而将军则避开了话题。

“首宪是存在，然后才是修改，，他说，“只有政治局势明朗化后，我们才能知道祖国是否存在。”

圣玛丽亚上校没有听懂这句话。

“我想说，最紧迫的问题是用武力统一国家，”将军解释说，“但是线的头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委内瑞拉。”

从这时候起，从头开始，将成为他坚定不移的想法，因为他清楚，敌人不在外部，而是在家里。两个国家的寡头政府都宣布誓死反对统一的想法，因为这与他们坚持的名门望族应享有地方特权的主张格格不入，在新格拉纳达，寡头政权的代表者是桑坦德分子和桑坦德本人。

“这就是这场置我们于死地的分离主义战争的真正而唯一的原因，”将军说，“最可悲的是，当他们认为在改变世界时，实际上是在使西班牙的落后思想永世长存。”他一口气继续说了下去：“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因为在同一天写给同一个人的同一封信上，我说了一伴事后，又否定了这件事，我赞同君主政体方案，但又反对这一方案，或者因为在另一个地方，赞成和反对这两种立场，我都同意。”人们指责他在判断人和驾驭历史的方式上变化无常，责难他既反对费尔南多七世，又与莫里略拥抱，指责他在与西班牙进行殊死战的同时，却又是西班牙精神的重要提倡者，非难他把海地看作是一个外部国家，不邀请它参加巴拿马会议，而恰恰是依靠它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责备他既然当过共济会会员且在望弥撤时读伏尔泰，却又是教会的卫士；怪罪他在向英国人调情的同时，却要与一位法国公主成婚：斥责他轻浮、伪善，甚至背信弃义，因为他当面奉承朋友，背后却又低毁诽谤。“嗯，所有这些都确实，但那都属随机应变，”他说，“因为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这片大陆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从没有过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从没有过一丝怀疑。”他以一句道地的加勒比海话结束了谈话：“其它一切都是扯***蛋！”

两天后，在一封给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的信上他这样写道：“我没有同意接受会议纪要授予我的指挥权，因为我不想被看作是叛乱分子的头儿，并被得胜的一方用军事方式委以职务。”但是在同一天晚上，在口授给费尔南多的两封致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的信上，他则注意没有把话说得那么彻底。

第一封是正式的复信，从信的称呼用“先生阁下”这一点，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语气之庄重。在信里他为政变申辫，理由是前政府解散后，共和国处于无人过问和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但没有表示他将接受总统职务的任何可能性。他唯一可以答应的是他准备返回圣菲，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分为新政权效力。

另一封是以私人身分写的书信，这封信的第一行用“我亲爱的将军”就可以看出来。信写得挺长，言词明确，不让人对他所以迟疑不决的理由存有任何疑问。因为华金·莫斯克拉并没有宣布放弃总统的头衔，说不定明天就可以让人承认他仍是合法的总统，如果这样，他就会被置于篡权者的地位。他在那封正式的信上反复强调了上述这一点，在拥有由合法权利产生的光明正大的授权之前，他出台掌权是不可能的。

这两封信是由同一班邮差带走的，同时寄发的还有他讲话的一份原稿，讲稿里他要求全国忘记他对政治的热情，并呼吁大家支持新政府。但是他避免作出任何承诺。“虽然着起来我允诺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答应。”后来他曾这样评论他的讲话。他承认写了一些客套话其唯一目的是让那些寄希望于他的人听了高兴。

第二封信里最意味深长的是那种命令式的语气，这在一个不具任何权力的人身上表现出来，是出人意外的。他要求晋升弗洛伦西奥·希门尼斯上校的军阶，以便他率领足够的军队和装备开赴西部，对付何塞·马丽亚·奥万多和何塞·伊拉里奥·洛佩斯两位将军，他们在玩弄消极战以抵制中央政府。“是他杀害了苏克雷，”他在信里坚持道。他还推荐其它一些军官担任不同的高级职务。“这一边您注意着，”他给乌达内塔写道：“我负责以马格达莱纳河到委内瑞拉的这片地区，包括博亚卡省在内。”他准备亲自率领2000人去圣菲帮助恢复那里的公共秩序以巩固新政府。

在这以后，有42天他再没有直接收到乌达内塔的消息。但在这漫长的一个多月里，他仍通过各种途径继续给乌达内塔写信，并大量发布军事命令。定期的邮轮来了又走了，他再也没有认真谈起过去欧洲旅游的事，虽然还提起它，但那只是作为他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方式。“波帕足”的住所成了全国的大本营，那几个月里，很少的军事决定不是由他在吊床上下达或作出的。一步一步地，几乎连他自己也没有希望过，最终被牵进了远远超过军事范圈的决策。甚至连鸡毛蒜皮的事他也去操心，譬如，为他的好友塔蒂斯先生在邮局的办公室里谋求一份差事，让把何塞·乌尔科斯将军重新召入现役部队。将军已忍受不了门庭的安宁平静。

在那些天里，他再次地反复强调他的一句老话：“我聚老、病、累于一身，我万念俱灰、四处受敌我遭人毁谤，还被恩将仇报。”然而，任何看到过他的人，都不会相信他的这些话。当看上去他只是在如猫一样小心翼翼地玩弄一些计谋来巩固新政府时，实际上他在以总司令的职权和权威仔细地设计着一架结构严密的军事机器，以便通过它首先报复委内瑞拉，然后由那里重整旗鼓，再造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联盟。

不能设想有比这再好的时机了。新格拉纳达掌握在乌达内塔手里，可信可靠，自由党已溃不成军，而桑坦德又滞留在巴黎。厄瓜多尔为弗洛雷斯所控制，就是那个野心勃勃、专爱闹事的委内瑞拉地方实权人物，他把基多和瓜亚基尔从哥伦比亚分离出去，想建立一个新共和国，但是将军确信，在收拾了杀害苏克雷的凶手后，能够报复厄瓜多尔来推进他的大业。玻利继亚有圣克鲁斯元帅，完全可靠，他刚刚向将军提出作他驻罗马教廷的外交代表。这样，最紧迫的目标便是一举夺取派斯将军的政权，控制委内瑞拉。

将军构想的军事计划好象是从库库塔展开大规棋的进攻，而派斯将军则把兵力集中于守卫马拉开波。但是9月的第一天，里奥阿查省解除了当地住军最高指挥官的职务，不承认卡塔赫纳当局的权限，并宣布归属委内瑞拉。马拉开波方面不仅迅即予以支特，而且派来了9月25日政变的头目佩德罗·卡鲁霍将军，他是在委内瑞拉政府的庇护下才得以逃脱法律制裁的。

蒙蒂利亚一接到上述消息，就立即赶到将军那里，不过他早已知道了，而且高兴得欣喜若狂。因为里奥阿查的叛乱给他提供了从其它方面调集精良部队进攻马拉开波的口实。“另外，”他说，“卡鲁霍已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那天夜里，他和他的军官们关在房间里，又是勾绘有关地形的起伏地貌，又是用挪动棋子的方式研究军队的调动，又是确定抢先攻打哪些敌人最料想不到的目标，制定了非常精确的战略方案。从学术方面说，他受的教育比不上他的任何一个军官，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西班牙最好的军事院校培养出来的，但是他能以全局的观点考虑问题，甚至考虑到它最隐秘的一些细节。他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异常惊人，多年前见过的某个障碍物他都可以说出来，他虽然不能被称为是一位驾驭战争的艺术大师，但就军事灵感来说，任何人都难望其项背。

曙光微露时，计划制定好了，甚至最不为人注意的细节都考虑到了，这是一份周密而残酷的计划。但计划如此不切实际，把攻打马拉开波的日期预定在11月末，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也要在12月初。早晨八点，计划最后修改完毕，那是个雨天的星期二。蒙蒂利亚提醒他，计划里缺少一位格拉纳达将军。

“没有一个新格拉纳达的将军顶用。”他说，“他们要么是蠢材，要么是无赖。”

蒙蒂利亚赶紧缓和话题：“您呢，将军，您去哪儿？”

“现在对我来说，去库库塔还是去里奥阿查都一样。”他说。

当他转过身准备离去时，卡雷尼奥将军紧锁的眉头使他记起了已多次失信的诺言。实际上他想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留在左右，但是不能把满足他愿望的日期再拖延下去了。象以往一样，在他肩上轻轻拍了一下，说道：“一言为定，卡雷尼奥，您也走。”

远征军由2000人组成，选择在9月25日这个好象有象征意义的日子从卡塔赫纳起锚出发。马里亚诺·蒙蒂利亚、何塞·费利克斯·布兰科和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三位将军负责统率这支军队，他们分别带有在圣马尔塔为将军寻找一所乡间别墅的任务，在他恢复健康的同时，可以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将军给一位朋友写道：“两天之内我将去圣马尔塔，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活动活动身子摆脱我现在烦透了的生活和陶冶我的性情。”真是说到做到，10月1日就登程出发。10月2日，尚在途中，将军在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的一封信上说得更坦率：“我去圣马尔塔目的在于以我本人给远征马拉开波的军队带去一点影响。”同一天，他又给乌达内塔写道：“我去圣马尔塔是为了看看那个地方，我从没有去过那里，同时也为了看看我能否让几个左右舆论的敌人醒悟过来。”只是这时，他才向他透露了此行的目的：“我将能就近看到攻打里奥阿查的军事行动，我要靠近马拉开波，靠近部队，以便看看我能否在一些重大战役上发挥作用。”从正面看，他已经不是一个失败后正准备逃亡他乡拿的退休金者，而是一位驰骋在沙场上指挥作战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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